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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蕤:从国民党少校情报官到中共谍战英雄
发布时间:2018-12-03        浏览次数:10        返回列表

张磊

1947年9月24日清晨,中共设在北平(今北京)交道口京兆东街24号的地下情报组织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破坏,导致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被捕。被捕后的王石坚很快写了自首书,将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和地下电台等情况全盘供出,导致44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入狱,123人被捕,造成中共情报史上最严重的损失。这即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轰动一时的“北平共谍案”,因为涉及众多在国民党军政两届身居要职的人员,舆论扰攘,国内外报纸对之争相报道。其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第二处主任情报参谋孔繁蕤和谢士炎、丁行、赵良璋、朱建国等五位潜伏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谍战英雄也在此次事件中被捕入狱,其后被枪杀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史称“北平五烈士”。

心向光明的爱国青年

孔繁蕤,曾用名石崞。1918年生于河北省沙河县田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小聪明好学,刻苦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沙河县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日寇的入侵,东北三省的沦陷,使他忧心忡忡,义愤填膺。他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翻看一本中国地图手册,眼望着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大好河山,相互倾诉内心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满腔热血的孔繁蕤决心长大后投笔从戎,为祖国为人民而战。县立乡村师范毕业后,孔繁蕤被家乡小学聘为教员。1936年,他在湖北老河口参加国民党军队,先是在国民党四十师军事教育班学习,不久任四十师训练补充营少尉排长。后来蒋介石排除异己,解散了四十师。孔繁蕤遂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投考了航空学校,因无正式文凭而未被录取。1937年,借用同学石崞高小毕业证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15期。从此,石崞的名字就代替了他的原名孔繁蕤。毕业后,他随所在部队在广西西部参加抗击日军的战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孔繁蕤目睹国民党军队反动腐败,在日寇进攻面前一溃千里,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感到异常愤怒和失望。而国民党顽固派一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热衷于和共产党人搞摩擦,也使他感到十分愤闷。在重庆,他耳闻目睹国民党上层官员纸醉金迷、贪污腐化的现状,思想愈加苦闷,深感自己抗日救国的愿望无法实现,开始怀疑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光明和胜利。他决心跳出“泥坑”,投奔共产党,曾多次给解放日报写信联系,均未能成功。

1942年8月的一天,孔繁蕤在湖南湘潭见到在国民党某军任中校团长的沙河老乡刘海樊。他愤愤地说:“人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全力向华北、华中的日本人进攻,听说咱家乡一带都成了八路军的天下了,咱们这些中央军不跟日本人打,却向共产党背后捅刀子,真窝囊透了。”

弃暗投明的国军少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华北地区划为第十一战区,任命孙连仲为战区司令长官。孔繁蕤被调到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第二处任少校主任情报参谋。当看到蒋介石积极准备打内战,负责接收“敌产”的国民党官员到北平后到处发“劫收”财,正直爱国的他内心极为失望和愤恨。特务横行霸道,美国人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吉普女郎陪着美国大兵到处兜风。他愤慨地说:“这简直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美国开始帮助国民党运送士兵和武器弹药,为国民党抢占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和大城市。孔繁蕤明白“国共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这一时期,他与同事陈斌同居一室,交往甚密,无话不谈。身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的陈斌眼见孔繁蕤经常流露出弃暗投明的意愿,于是主动推荐《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给他阅读,并借此进一步试探和考察他的言行。孔繁蕤常常和陈斌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并多次向陈斌诉说自己多年来心向共产党,但是苦于没有门路,数次寻找共产党无果。孔繁蕤坚定地表示:“如果再找不到共产党,宁愿开小差回家当小学教员,也不愿意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陈斌见孔繁蕤态度如此坚决,便将他引荐给“北平军调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徐冰。

徐冰给孔繁蕤介绍了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并告诫他接受这个任务需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可能牺牲生命,希望他再认真考虑考虑。孔繁蕤当即表示:“我渴望找到共产党已经好久了。既愿意干,就不怕牺牲,我坚决接受您交给的任务!”

1946年,经徐冰介绍,孔繁蕤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与朱建国、王啸、袁泽等人编为一个情报小组,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黑暗中摸索的他终于看到了光明,寻到了真理。从此,他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英勇奋斗。

孔繁蕤所在的十一战区第二处,是国民党保密局在保定绥靖公署的情报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协调河北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以适应进攻华北解放区,加强对华北统治的需要,实现蒋介石提出的“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帶,扩大与巩固华北国统区”的战略方针。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北平地下党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与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同时组织派遣忠诚同志,打入敌人要害,获取重要情报。

作为我党一位掌握敌人核心机密的情报员,孔繁蕤长期忍辱负重,历尽各种危险,舍生忘死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身为机要情报参谋,他常常列席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重要军事会议,知晓敌人作战意图和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在险恶的环境里,他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多次秘密到北平八路军办事处,将国民党内部极为机密的《剿匪手册》等重要情报交给叶剑英。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所负责的十多部电台这些有利条件,在朱建国等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络部传递十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兵力部署、兵力调动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备火力网图”“天津警备区域划分及军事位置图”等重要情报。1947年,在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期间,他和朱建国又及时提供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及动态,并在清风店战役之前,将保定绥靖公署的“清风店作战计划”送出,对战役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华北战场开战后,他利用公开身份的掩护,及时向地下党提供了敌军在华北战场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使解放军在华北各战场上取得了克敌制胜的主动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孔繁蕤和同志们因此受到中央前委的表扬与嘉奖。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为了保存个人实力,经中共的忠实朋友、爱国[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民主人士余心清先生的争取,立场开始有所动摇。1947年7月,孙连仲表示愿与共产党进行洽谈。中共地下党组织当即通过孔繁蕤负责的地下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电报里说:“孙(连仲)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就此及时对中共北平地下党作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军事行动,要高度重视。

不料,就在9月24日,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以马国勋为组长的国民党北平流动侦查小组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报底稿未及销毁,被敌人查获。9月26日,地下电台报务员李正宣叛变自首,余心清和丁行、谢士炎、朱建国、赵良璋、陈琏、袁永熙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供出,随即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平共谍案”。

此前,孔繁蕤因肺病发作住进了国民党陆军医院。被捕前,他已知悉北平中共地下電台被敌人破坏,本来有机会逃脱,但他为了王啸、袁泽等同志的安全,尽量设法通知有关人员,让他们能够及时隐蔽和转移,以致自己失去了脱离险境的良机。由于叛徒告密,26日夜晚九点多钟,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出三十多名便衣、军警、特务,包围了陆军医院。十一战区第二处处长王耀先带着叛徒李正宣和特务闯进病房,—个个手持短枪,紧扣板机,如临大敌,围住了病床上的孔繁蕤。王耀先的脸上浮起一丝冷酷的微笑,眼睛狠狠盯在孔繁蕤身上:“好哇,真想不到,平常最能干,我最信任的石参谋,竟是共党的谍报分子!”孔繁蕤看到躲在特务们身后不敢正视自己的叛徒李正宣,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来,坦然一笑:“王处长,別高兴的太早,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才最开心呢。”他环视了一下周围那些用豺狼般的眼睛盯着自己每一个动作的特务们冷冷地说:“我石崞原本是想捐躯抗日战场的,今天能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献身,死而无憾。你们是送我上天桥(刑场),还是进牢房?”

宁死不屈的忠诚战士

在监狱里,敌人先是循循善诱,企图迫使孔繁蕤投降。审讯官说:“你身为党国青年才俊,前途无量,发生这种事,有没有想过后果?”孔繁蕤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晓得,命大概是保不住了吧。”审讯官威胁说:“你难道不怕死么?”面对这个问题,他坚定地回答:“不,我不怕死。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有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与不遗憾的分别。死了我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同志。死去的孔繁蕤无法完成的任务,自有活着的同志们继续完成。”审讯官许诺,只要孔繁蕤供出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和同党,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给他官复原职。孔繁蕤对此嗤之以鼻,毫不动摇。

利诱不成,敌人顿时变了嘴脸。接连两天,特务们对孔繁蕤施用各种酷刑,要他交代共产党的情报,但都一无所获。敌人只得将他押往北平炮局子监狱,同先前被捕的余心清关在一个牢房。其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特务们不断地对孔繁蕤用刑,但他宁死不屈。在牢房里,他受尽酷刑摧残,身体十分虚弱,两腿难以站立,只能躺在地上。他的肺病越发严重了,不停地咳嗽着,惨黄的脸色,好似深秋的一片落叶。他夜里遭受敌人的酷刑折磨,白天因伤痛和疲倦而吃不下饭。他的背弯曲了,说话的声音很低,眼珠深陷,面色惨白,胡子很长。但是他依然坚持战斗,视死如归。他的同狱难友后来回忆说:“石崞是个视死如归的汉子,他的身体虽然很弱,可他并不怕死。”他总是对难友们说:“死有什么关系,人迟早总是要死的,只要死得有价值。”余心清也禁不住多次称赞孔繁蕤是“苦难中典范的表现”,是“一个具有崇高品质的坚强的共产党员”。

11月30日,孔繁蕤和同案被捕的同志们作为“重要犯人”被特务们用专机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十九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国民党将从各战场上俘虏来的共产党“高级战犯”和秘密情报工作者关押在此,然后秘密处决。孔繁蕤和同案的余心清、丁行、谢士炎、朱建国、赵良璋关押在一起。大家互相握手之后,感到无限温暖。在这里,孔繁蕤和这些革命同志坚强地、亲密地战斗在一起。他们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对付敌人,曾一度迫使监狱看守取消侮辱和折磨犯人的“报教”制度,给政治犯改善伙食,允许做体操、下棋、看书。遇到看守侮辱难友,他们也总是集体起来反抗,使得看守不敢肆无忌惮欺侮老弱。同监牢的人称赞他们“把革命带到牢里来了”。他们想办法找来了历史和英文书,相互鼓励,互帮互学。牢房里终日读书声朗朗,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全监的难友们,称呼他们为“经院学派”。孔繁蕤注意调护、锻炼自己的身体,还劝余心清多锻炼。他对余先生说:“如果不死的话,要靠着这本钱,好好为大众的利益干一番。”

1948年2月的一天,国民党军法局对孔繁蕤进行审问。法官问:“你对共产党的感想如何?”孔繁蕤大义凛然,昂首答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们为了大众的幸福,不能不革你们这些反动派的命!共产党是个有主义、有作为、有办法,而最后必能成功的党。她的最终目标,就是我奋斗的理想。”

1948年9月,蒋介石下达了杀害这五位共产党员的手令。9月19日清晨七点半钟,孔繁蕤和丁行、谢士炎、朱建国、赵良璋四位战友被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宣布判处“死刑”。当孔繁蕤听到典狱长喊叫他名字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很镇静地穿上他的美军式呢夹克,与其他4位难友一起走出牢房,走向雨花台。他们拖着沉重的脚镣,相互搀扶着,在敌人用刺刀组成的夹道上,一步一步地走向监狱刑场。

到了雨花台,他们逐个写好遗书。环顾四周,不见本该由监狱提供的“断头饭”。狱中惯例,犯人在处决前,监狱方面要备好一桌饭菜。当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不久,南京掀起抢购风潮,各种铺子全天关门,买不到东西。典狱长表示只有酒水可以提供。孔繁蕤说:“那就拿酒来。”典狱长吩咐看守拿来了酒和酒杯。他们五人坚定地站成一排,一起举杯,喝下了手中的一杯酒,然后从容走向雨花台东南角的刑场。

“你们[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现在有什么话说没有?”负责行刑的典狱长问道。孔繁蕤厉声说:“你们这样做是要负责的。你们今天杀了我们,全国的民众一定会向你们清算的!”典狱长无可奈何道:“这是上面的决定。国家法律如此,你们不能怪我们。”“嘿,什么法律!”朱建国轻蔑地说。谢士炎说:“今天你们把我们枪毙了,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们,国民党是一定要垮台的!”“跪下”一个刽子手向他们发口令。赵良璋啐了一口“混蛋!”那声音使得刽子手震颤了一下。“要我们跪下,没有那么容易!”五位同志齐声回答。谢士炎高声冷笑,坚定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跪过,死也要站着死。”接着,五位坚强战士,拳头紧紧握起,伸向天空,昂首挺胸,奋力举起手臂,一起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这呼声高遏行云,此起彼伏,象春雷一般响亮,久久徘徊在监狱上空。典狱长怕出意外,脸都吓白了,不等看守退出法场,就连忙下令刽子手放枪……时年30岁的孔繁蕤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全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倒在了撒满革命者鲜血的大地上。

孔繁蕤等五位同志牺牲后,其他与保定绥靖公署“共党谍报案”有关的被捕人员,陈琏、袁永熙等因查无实据被敌人释放,余心清经冯玉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于1948年底出狱。侥幸逃脱敌人魔爪的余心清在解放后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激动地说:“革命阵营的英雄们,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而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地斗争,他们正是这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将五位烈士的灵柩安置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将他们的英名镌刻在汉白玉石碑上,世世代代为后人所敬仰,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光照人间。后来,他们的事迹还被电视台拍摄成《无名英雄》大型文献纪录片,用以教育后人。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