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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原创者汪鸾翔二三事
发布时间:2018-12-03        浏览次数:69        返回列表

赖晨

“无问西东”本是清华大学校歌歌词中的一句。当前,随着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播,该歌词作者、清华大学教授汪鸾翔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热点人物。笔者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和采访其长孙汪端伟先生,特撰写此文,纪念这位著名的文化精英。

好学深思的举人

汪鸾翔(1871—1962),祖籍浙江绍兴,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乾隆年间,其曾祖父汪汝琅(汪崑林)带着妻妾高氏、苏氏和子女来到广西临桂(今桂林市)做幕僚,从此在此安家。其祖父汪运(汪剑峰)、父亲汪庆征(汪云臣)均为普通的书生,终生靠舌耕、做师爷谋生。

1871年3月,汪鸾翔出生于临桂县城,祖母李氏和母亲徐氏都善于诗词,遗有诗集。他5岁时就由祖母和母亲授以唐诗三百首和毛诗。

汪家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家境不算富裕。有一年,汪鸾翔的父亲到北京参加拔贡选拔考试,没钱做盘缠,只好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但这次代价高昂的考试却依然未成功。汪庆征从此只好放弃仕途,靠舌耕谋生。后去云南做师爷,于1895年逝世于半路上,当时他才50多岁,由24岁的汪鸾翔把其遗体运回家安葬。

1885年,14岁的汪鸾翔考中秀才,但其父汪庆征不鼓励他学做八股文章走仕途之路,而是带着他赴广东游学。

1889年12月,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今中山大学)。他在此学习的两年多时间内,阅读范围广泛,思考缜密,思想敏锐,态度理性,不论读中国经典还是读西学书籍,都能观察入微,提出深刻而有启发性的问题,而且在每个问题中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才21岁的他,在十九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青年才俊了。

为此,他深得书院前后山长(校长)梁鼎芬、朱一新的赏识,同时,他和同门师兄弟康有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1897年后,汪鸾翔在武昌常参与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雅集,有诗、书、画的往来。1904年,34岁的汪鸾翔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等各学堂教授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是时梁鼎芬先生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主管湖北学政。梁鼎芬写过一首诗送给他,即《一篑亭春望·广雅书院》。

1911年后,汪鸾翔在北京与梁鼎芬来往也很密切,他对梁鼎芬一直以师礼事之。

朱一新(1846—1894),浙江义乌毛店镇朱店人。清光绪二年(1876年)登进士,历官内阁中书舍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为官正义刚直,爱国忧民,直言遭贬。后致意执教,任广东肇庆端溪书院主讲,1890年至1894年,任广州广雅书院山长,后在1894年8月病逝于该书院。在广雅书院历任院长中,朱一新任期最长,督教甚严,于院中学风士习影响极大,为广雅书院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

朱一新的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清末著名学者、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1891年,汪鸾翔以广西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1892年进京参加会试未中,留在国子监南学学习,他在此学习了六年,攻習国学、西学等科。

投身维新运动

张之洞在武昌,大举兴办实业和新学堂,1897年秋,他欲编写《劝学篇》,遂电召汪鸾翔到武昌为其收集资料,帮助编纂该书。

汪鸾翔抵达武昌的时间是该年9月19日。同时协助编写《劝学篇》的还有周家禄。周家禄(1846—1909),江苏海门人,优贡生。曾客吴长庆、张之洞幕,工诗文。

汪鸾翔初到湖北参加编写《劝学篇》时年仅27岁,而周家禄已51岁,或许在辅助编纂《劝学篇》方面,周家禄经验更为丰富。但从另一方面看:所以召汪鸾翔来辅助编写《劝学篇》,是因为他在广雅书院和国子监南学学习时就自学了各科西学,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对编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题思想的《劝学篇》很有裨益。此外,《劝学篇》的最后成书,时在1898年春,而周家禄在1897年冬就离开了武昌。因此,如果说汪鸾翔在辅助编写《劝学篇》的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汪、周两人采集资料的准备工作用了三个月,在戊戌(1898年)春,由张之洞闭门7天,完成了全书的编订。

张之洞所以电召汪鸾翔协助编写《劝学篇》是有其渊源的。1888年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汪鸾翔以广西第一名被录取,初次入学就面见了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青睐。当时的书院山长梁鼎芬也非常看重这个学生。当张之洞准备编写《劝学篇》时,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所以很可能是由梁的推荐,汪鸾翔才得以被电召到武昌参与《劝学篇》编写的。

《劝学篇》充分地反映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汪鸾翔深受其影响,这些思想在清华校歌中都有所体现。

在协助张之洞编写《劝学篇》过程中,他还和张之洞的幕僚、湖北浠水人陈曾寿(1878—1949)交好,陈曾寿后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的局长。

早年汪鸾翔就在广州和康有为为广雅书院的同窗,聆听过其维新宣传,1898年春,他又在北京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召开的宣传维新的会议,并参加了鼓吹维新变法的组织——保国会(强国会),积极参加维新活动。

维新变法失败后,他目睹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慷慨就义,也目睹了刑场上观众的麻木不仁。他痛心地感到救国要从教育国民、开启民智开始。

成为董必武的老师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开通民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汪鸾翔再赴武昌,在文普通中学堂、方言学堂、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及湖南旅鄂中学堂任博物理化教员。当时能教授科学课程的国人还很少,汪鸾翔是先驱者之一。从现在留存的资料看,他当时还编写过一本《动物学讲义》,还编写过物理和化学课程的书。

1905年,19岁的湖北黄安县秀才董必武(董用威)来到省城武昌,考入省立文普通中学堂(今武汉三十一中),1910年他从该校毕业,获得“拔贡”功名。

汪鸾翔在武昌任教10年(1897—1907),其中他在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任教期间,成为董必武的老师,为两人建国后的来往埋下了伏笔。

梁实秋的国学老师

1907年,汪鸾翔再次入京,先后任北京第一师范学堂物理化学教员、保定市顺天高等学堂教务长。其中在1910年前后,40余岁的他在清政府学部任审定科行走(七品小京官)。

民国成立后,汪鸾翔鉴于归国留学人员渐多,科学教学人才济济,而国学反倒受到忽视,于是又改为教授国文。他历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河北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学教员,清华大学、河北大学、民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北京国立美术学院等校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教授。

其中,1917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教。1918年9月,他到清华学校任教,直至1928年离校,前后在清华任教10年之久。

1941年12月后,他因年届70岁而赋闲家居。

汪鸾翔还是著名文学家、清华大学校友梁实秋的老师。据他回忆,其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个问题。清华不重国文,把它当成选修课,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汪鸾翔有些口吃,以广西的口音结结巴巴地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梁实秋听了当做笑话,后来他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梁实秋在清华曾经和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他们每天大清早起床,吃完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多的写字练习。梁实秋专门学习汉朝的隶书,临摹张迁的作品。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张迁的作品相比,仅略有形似而已。

梁实秋和戏墨社的同学,请长髯飘拂的汪鸾翔做指导老师,几次送作业给其过目,汪鸾翔对他们多有嘉勉。

溥仪家的理化老师

汪鸾翔除了是董必武、梁实秋早年的老师外,他还是溥仪家的老师。为了谋生,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担任过溥仪家的理化老师,历时7年左右。

1928年,58岁的汪鸾翔从清华大学退休了,当时退休是没有退休工资的,为了谋生,他继续在各个学校舌耕。1934年9月,他经以前的老友陈曾寿的介绍,去了东北新京(今长春市)伪满洲国皇宫,为溥仪家族的子弟们教书,溥仪也经常向他请教。

正如前文所述,陈曾寿曾经是张之洞的幕僚,也担任过末代皇后婉容的教师,当时任伪满洲国管理内廷事务的“内廷局”局长。

他在东北教书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38年,他的妻子纪清繁不幸病逝了,享年57岁。1941年12月,70岁的他因为年迈体衰,回到北京家里。

当时汪鸾翔主要在溥仪皇宫内所办的皇家私塾(留日预备学校)任教。该私塾的学生有:溥佐(载瀛子)、溥俭(载澜子)、毓岱(恭亲王溥伟子)、毓嵒(恭亲王溥伟子)、毓嶦(恭亲王溥伟子)、毓嵣(其高祖父為道光皇帝)、溥偀(清末度支部尚书载泽子)、毓慈(庄王府溥绍的次子)、毓恩(庄王府溥绍的三子)、毓岷(溥修子)等人。

该学校学习的内容有:一是“掌故”即《东华录》[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圣武记》《开国方略》;二是数学;三是理化;四是日语。后添英语课,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后,宫内流行“打倒英美”的口号,英语便停课了。

汪鸾翔在该校上物理、化学课。毓嵣认为汪鸾翔很博学,“汪老师是个十全的人才,什么画画、写字、作诗,不但中国的老玩意儿都会,新的东西也会。”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

撰写清华校歌歌词

1923年前后,清华大学公开征集校歌,最终于1924年采用了清华学校高等科国文教员汪鸾翔用文言文写成的歌词,并由清华大学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的夫人张慧珍(张慧真)女士谱曲。

清华校友、哲学家贺麟认为该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成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词,也颇得体”,他还提到中文校歌被清华同学们所欣赏。

清华大学教授陈新宇认为,该歌词具有三大特征:其一,格局宏大,眼光独到。该新校歌以学术救国为清华己任,并结合清华特点与世界潮流,提出“融合东西文化”的目标定位,对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平等视之的立场。其二,用典雅致,寄望殷殷。“大同”出自《礼记》,寄寓极乐世界理想;“自强”、“行健”出自《周易》,契合校训;“春风化雨”出自《孟子》,以孔孟教学期许师生之间情感融洽。其三,理念先进,意义隽永。以“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揽括科学、文学和哲学各类学科,寓意并行不悖,任人选择,体现自由教育之风;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教诲学生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切勿只恃外在技艺和小聪明,造成本末倒置。以上种种理念,对于今天努力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政者,苦恼于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教育者,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汪鸾翔还撰写了《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发表在1925年10月的《清华周刊》上。他说其之所以写下“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绍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那是因为:“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由此可见众生之本性同一,所不同者,风俗习惯上之差别耳。本性既同一,则彼此之文化,皆易交换灌输。而况乎文与行交修,德与言并重,东圣西圣,固有若合符节者哉?吾人一旦观其会通,且身负介绍之任,其有无穷之乐也。”

学识渊博

汪鸾翔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高的造诣,涉猎面甚广。

他喜作古文诗词,著有《秋实轩诗集》《秋实轩文集》《秋实词钞》《诗门法律》及《古诗句法研究》等。

从1943年至1961年,汪鸾翔一直参加了北京的稊园诗社的活动。稊园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存续期最长、阵容最庞大、出版社课诗词集最多的文学社团。该诗社的创办和主持人为广东南海人、近代铁路交通业的奠基者关赓麟(1880—1962)。稊园诗社的主要成员有傅增湘、许宝蘅、章士钊、齐如山、汤用彤、李培基、张伯驹、叶恭绰等等百多位声誉昭然、德学双馨的学问宗师。他们一起研究词学,诗书唱和。

汪鸾翔主要是在1943年后参加活动。当时诗社同人每月集会一次,上巳和重阳多有禊集,1951年1月的集会已经是第499次吟集。同时有外课题,通过信件通讯参加,也是每月一期。汪鸾翔主要是参加外课题。其间他还参加了咫社的活动,咫社是专门的词社,每月一词作。此后稊园诗社和咫社合并,名为稊园吟集,开始时是单月诗题,双月词题,后来又改为每月一诗一词。汪鸾翔存留的课题纸至辛丑(1961年)孟冬为止。

汪鸾翔对国画尤所专长,初学中法,继学西法,历数十年。晚年更融会中西画理画法,删改古画法十三科,加入图案、标本、写实等科,期归实用。他的山水画风格清幽澹远,工致细微而又气势恢宏,很有特色。他在84岁时,用黄子久画法,写杜甫诗意“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都”山水册页,表现出他的画艺成就。此画现藏于中央文史研究馆。

他对现代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研究较深,于生物、数学也很爱好。

据其长孙汪端伟介绍,汪鸾翔活到老,学到老,毕生都在学习,且紧跟时代潮流,渴求新知识。其毕生所著日记72本、詩集25本,在耄耋之年依然从头钻研《新民主主义论》《唯物辩证法》等大部头书籍,整页整页地摘抄、批注,几天就能读完一本。汪鸾翔很有好奇心,喜欢钻研新事物,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家里有许多矿物和动植物标本,并且早在武汉时就接触了摄像。

1952年6月,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发现80多岁的老师汪鸾翔生活清贫,便推荐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工资待遇比较优厚,让其得以安度晚年。

1962年7月23日,汪鸾翔病故,终年91岁。

总之,汪鸾翔具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救国之才,学贯中西,终生投身于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是国家栋梁之才,而且他写下了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清华大学校歌的歌词,歌词中说出了文明融汇、世界大同、爱好和平的民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