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主站|会员中心|保存桌面|手机浏览

《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杂志等级
    期刊级别:省级期刊 收录期刊:知网收录(中)
本刊往期
站内搜索
 
友情链接
  • 暂无链接
首页 > 杂志论文 > 宋代杜诗旧注整理与研究——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
杂志文章正文
宋代杜诗旧注整理与研究——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49        返回列表

宋有“千家注杜”,但宋人杜诗注本,完整流传至今者无多。我们以宋代集注本杜诗为底本,参考元、明、清历代杜诗注本,同时辅以笔记、类书、别集、总集等诸书,广搜辑录,可最大限度地还原宋人杜诗注本。

杜诗旧注辑录整理问题〖=〗

一、宋代杜诗注本的存佚情况

[来自Www.lw5u.coM]

宋有“千家注杜”之称,虽有虚夸,即如元好问称“杜诗注六七十家”(《杜诗学引》)亦足可观。据统计,《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引录注家有50余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引录注家则达80余人,①《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所列注家姓氏有151人,《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注姓氏有156人。②杜诗集注本的大量出现,显然是与当时注杜之风盛行有关。这个时期各种注本层出不穷,如王得臣《杜工部诗增注》、王钦臣《杜诗刊误》、薛苍舒《杜诗补遗》《续注杜诗》《杜诗刊误》、卞大亨《改注杜诗》、师民瞻《杜诗详说》、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近体诗先后并解》等等,可谓盛况。与此相应,宋代杜诗注本除了上述诸家外,还有《门类杜诗》(佚)、《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残卷)、《门类增广集注杜诗》(残卷)、《二十家注杜工部诗》(佚)、《十五家注杜工部诗》(残页)、《六十家注杜工部诗》(残页)等等。

③宋人杜注流传至今,大多亡佚不存。所幸诸注在当时被各种集注本有所收录,我们通过流传下来的几种集注本,还尚可管窥一二。

今人林继中先生以《九家集注杜诗》为底本,参以杜诗《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黄氏补注》《杜臆》《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及其他各本,配以赵注钞本残卷(明钞藏国图,清钞藏成都杜甫草堂),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宋代蜀人赵次公杜诗注的原貌。它的出现,对杜诗旧注的辑录整理工作提供了示范意义和借鉴作用。

集注本对于阅读者来说,自有其许多方便。遇到注释中的某一问题,读者前后比勘,勿需披览众本,可省去各种翻检之苦。但是,对于研究者想要完整地了解某一注家、注本的风格特点却极为不便。同一注家内容,或因集注本体例需要,或为了更好地体现集注者的观点,往往会被分散于不同卷次,显得零散杂乱,不成系统。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件不利的事情。笔者关注并着手杜集文献整理工作始于十年前。因学习和工作需要,研究方向从秦汉逐渐转向唐宋,其中以杜甫研究为重点。身为蜀人,巴蜀地区杜集文献一开始便进入到笔者的研究视野。在做杜集文献整理的这几年中,脑海中时时想到,若能假以时日,汇聚宋人各种集注本杜诗,择历代注杜良本,参以相关笔记、类书及他书,相信可最大限度地还原宋人杜注。

这就涉及到杜诗旧注的辑佚工作。辑佚一般包括辑录和校勘两个部分。古籍整理看似简单,一般人以为不外乎就是文献的抄抄写写、东拼西凑。实则不然,古籍整理除了工作量的巨大与繁琐外,同时具有相当难度。它不仅要求辑佚者要具备古籍整理工作的录入、对校、句读等基本能力外,还要求对相关存世文献有一个通盘的把握和了解。具体到杜诗旧注的辑录工作,就要求辑录人员须对宋、元、明、清及近现代的杜诗注本有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判断,方能心中有数,网罗佚注,校订文字,以免有沧海遗珠之恨。晚唐至今,各种杜集达千余种,可谓卷帙浩繁,文献巨富。要从如此众多的杜集文献中辑录出宋人杜注,这对辑录者是极大的考验。所以,这种工作要做好,很难。几年前,笔者抱着为了使自己读书和研究方便的目的,开始尝试来做这个工作。

二、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宋代蜀人三家杜注的辑录工作,三家杜注分别指:杜田的杜诗注、师尹的杜诗注、师古的杜诗注。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除引录杜诗赵次公注外,以蜀人杜田和师民瞻的杜注为最多。赵次公注已由林继中先生辑校整理,并于1994年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又修订再版。林先生的杜诗旧注辑录整理工作有开先之功。在此领域,至今仍无人越之。

杜田,字时可,一字汝耕。宋安岳(今属四川)人。生活于南北宋之交。杜田为宋代注杜名家,其注早于赵次公和师古,有《注杜诗补遗正谬》。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称《注杜诗补遗正谬集》,前集卷六、卷九则引为《老杜补遗》。《宋史·艺文志》著录: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十二卷。实际不止十二卷,至少有十四卷,可能为杜诗全注本。此本今已不传,只散见于各种集注本中。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所引杜田注为最多最详,经笔者所检,得512条。赵次公注杜诗,屡引杜田注。④赵次公、郭知达在引杜田注时,或称《补遗》,或称《正谬》(称《证误》仅1次)⑤,故疑此本或为二书,只是在后来或为阅读和携带的方便,将二书合刊为《注杜诗补遗正谬》。杜田注曾引及薛苍舒注,而赵次公、师古又引及杜田注,故杜田注当晚于薛氏而早于赵氏、师氏。故有学者断其成书时间为政和三年(1113)至绍兴四年(1134)之间。在阅读《九家集注杜诗》时,笔者发现全书引蔡絛《西清诗话》共10条,其中有3条为杜田注所引。据考,《西清诗话》成书时间至迟在宣和五年(1123)。显然,引蔡氏《西清诗话》的杜注成书时间当不会早于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认为杜田注杜诗的时间应该是在北宋末宣和五年(1123)至南宋初绍兴四年(1134)或十七年(1147)⑥这段时间内。将其成书时间的上限,往下推了10年。⑦

《分门集注》《黄氏补注杜诗》《分类杜诗》卷首“集注姓氏”均云:“城南杜氏修可,《续注子美诗》;杜氏名田,字时可,著《补遗》;杜氏定功。”稍早托名王十朋编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分标为三人注,此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重要杜诗注本,均引及“修可”“定功”之注。而据考,宋代实无此二人,乃是坊贾伪撰之,将其名附会于杜田等人以欺世诳人。故我们在辑录杜田注时,要时刻保持警惕。

师尹,字民瞻。宋彭山(今属四川)人。官终夔州通判,曾注杜诗、苏诗,有文集二十卷。生平事迹详见魏了翁《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赠正奉大夫师君墓志铭》(《鹤山集》卷八七)。师尹为宋代注杜名家,所著《杜甫诗详说》已佚。其注为《九家集注杜诗》多所征引,达400余条。师尹注杜诗,于异文多所考定,注文言简意赅。赵次公注多以其本来考订旧本。魏了翁《墓志》云:“予幼读杜工部、苏文忠公诗,于师氏注释,明辩宏博,心窃好之。” 周采泉称其注“尚属雅驯,无伪撰故实,强释文辞之弊”⑧。《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黄氏补注》等亦多所引用,可知师尹杜注在当时已行于世,并广为流传。今天师尹注虽已亡佚,但幸赖各本所引,而得以保存,为我们的辑录工作提供了线索和可能。

师古的《杜诗详说》,宋始至今一直被视为伪书。严羽、钱谦益对其多有指责,程千帆《杜诗伪书考》和周采泉《杜集书录》将其列为伪书。师古注杜诗,喜生发,好议论,有穿凿附会之嫌。这也是为人所诟病的原因之一。较之民瞻杜注,则似更周详。师古人生遭际类同杜甫,早年素有大志,但屡试不第,后得官,并无多大作为。一生勤于著述,尤精《春秋》学,春秋以正名为要,为儒家重要经典。师氏受人之请,长期在福建长溪赤岸授徒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当地民风士习为之丕变,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爱戴。这样一位儒生,以如此荒诞态度来注释杜诗,实难让人理解。我们推测,师古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半真半伪、淆乱惑人”的现象,极有可能为宋时商贾坊间所为。为了追求利润,商贾们利用名人效应,用伪造、杜撰、拼凑等方法炮制了一本又一本的伪注杜诗,这其中有可能就包括了师古的《杜诗详说》。宋人蔡梦弼《草堂诗话》、何汶《竹庄诗话》亦引录有师古注。另外,黄氏《补注杜诗》中所引的900余条师注实为蜀人师古的杜诗注,而非四库馆臣们所说的是师民瞻的杜诗注。⑨

以上三家杜注,散见于各种杜集中。仅以宋代来看,杜田和师民瞻的杜注以《九家集注杜诗》引录为最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估计原因有二:一是郭知达为蜀人,格外关注乡人杜注为情理之中;二是杜田、民瞻作为宋代注杜名家,《九家集注杜诗》以辑录善本杜注为务,适当增引二家杜注亦合情理。师古注以《百家注》《分门集注》《补注杜诗》引录最多,《分门集注》注释内容几乎皆承《百家注》而来,《补注杜诗》注杜内容与《分门集注》亦有承袭关系。我们在辑录三家杜注时,杜田和民瞻的杜注主要依据《九家集注杜诗》,师古的杜诗注则主要依据《百家注》。三家杜注,除师古的杜诗注不见于《九家注》外,在《百家注》《分门集注》《补注杜诗》等均有散落。我们的工作,是先据《九家注》和《百家注》,录毕三家杜注,后再以上述诸本逐一比对校核,先宋本,后明本,再清本。今人的相关校勘成果,也尽可能地吸收。其实十家注、百家注、千家注、分门集注,除千家注有黄希、黄鹤父子的“补注”外,其他注文多是辗转相抄而来,为了迷惑读者,把一长注割裂为几个短注,或颠倒注者次序,或杜撰注家姓名等等。这些都给我们的辑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与困惑。另外,对各种参校本的版本选取问题上,是选取最早,还是最好,我们经过反复的考量,决定根据实际情况,二者兼顾。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判断辑本优劣标准有四: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者则劣;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我们在做辑录工作时,尽可能做到标注出处、求备、求真、尽量还其本来面目。

辑佚工作往往吃力不讨好,辑佚已是艰苦,校勘更是繁难,要尽如人意更是难上加难。辑佚之前,须对注家生平和注本情况进行调查。如,杜田注,坊刻本为贪多求利,分置于杜修可、杜定功名下,以增加注家人数。我们在辑佚工作之前,心里要清楚杜修可、杜定功、杜时可、杜田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以为宋代真有这几位杜姓注家。杜时可的杜注归属于杜田名下没有问题,而置于杜修可、杜定功名下的杜诗注,虽大部分乃割裂杜田注而来,但还有部分杜注属于民瞻、赵次公及他人杜注,故在辑录时得格外小心。另外,《九家集注杜诗》里称杜田注为《补遗》、《正谬》、《证误》(1次)、《注杜诗补遗正谬》等,辑录者对这些问题须得心里有数。再如,师古与师尹,二位注家在宋时就已混淆不清,《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杜诗详说二十八卷”,下注“不知作者”。二位师氏均为蜀人,又同姓,所注杜诗又都为二十八卷,更是令人困惑难分。师古与师尹的生平及注杜情况,我们都需要进行小心细致的考查,在甄别判断之后,才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工作。再如,黄氏《补注杜诗》中所引录的900余条师注杜诗,经过我们仔细比对检核后,发现《补注杜诗》中所引录的师注杜诗,并不是《提要》里说的是师尹的杜诗注,而是师古的杜诗注。

三、蜀人三家注辑佚中的常见问题

着手杜集文献整理至今已多年,在整理过程中常常喟[来自www.lW5U.com]叹于注本的不完整,而导致研究工作的种种不便,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了辑录杜诗旧注(主要是指宋人散佚的杜诗注)的想法。但因工作量的巨大和艰辛及其他琐事,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铺开和推进。辑录工作非常缓慢,得空时就多做一点,忙时就放下了,这样断断续续做了好几年的抄录工作。之前的计划是辑录完一家杜注后,再来做另外一家。每一家杜注均包括:杜诗正文、注家注文、校勘。友人建议,此种做法,只适合用来辑录像赵次公这样的杜诗注,而不适合用于其他各家。赵次公注有6000余条,而最多的师古注也就1000多条,杜田注仅500余条,民瞻注才400多条,三家共计约2000条左右。一位注家:杜诗正文+注文,那么蜀人三家注的杜诗正文岂不是要重复三次,认为这种重复大可不必。细思量之,遂决定杜诗正文下面同时把三家注放上去,也就是现在的:杜诗正文+三家杜注。如此,阅读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目前,我们的辑录工作仅涉及蜀中三家注,前期的抄录工作已基本完成,虽杜诗正文已不再重复过录,但目前已有二十五万余字,这里面肯定还有部分辑漏的条目,也还未涉及到后面大量的校勘工作。目前的工作只是剪刀加浆糊的录入工作,各家注本原来的编排和体例现已无从查考,赵次公注因有残卷存世,有线索可循,而其他杜注则无此幸运了。我们初步的想法是,依据二王(王洙、王琪)本的体例来进行编排,二王本作为杜集祖本,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杜集本子,几乎都从二王本而来,后人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或增添、或辑佚、或注释、或编年、或分类、或分体、或正谬等,但万变不离其宗。

同好得知我在做此工作,建议我在完成三家注工作后,可推而广之,把范围适当拓宽,甚至扩展到整个宋代的所有注家。这是一个远景规划,其艰辛自可想象。笔者以为,就算是为了自己阅读的方便,也值得努力一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工作,可以让我们更能品味杜诗,走近杜甫,走进经典,了解经典作品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意义。这也正好契合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这种自信正是来源于我们上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典籍的代代传承。杜诗恰是这样的经典之一。

《九家集注杜诗》原题《杜工部诗集注》,或《新刊校正集注杜诗》,为宋代蜀人郭知达编。作为杜诗集注本,此本引录乡人杜注甚多,其中引赵次公注近5000条,杜田注500多条,民瞻注400多条。郭知达在序里称,“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苍舒、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故四库馆臣径改为《九家集注杜诗》。虽称“九家”,实则全书引录宋人杜注有20多家,除序文提到的9家外,不计补配的25卷、26卷中的王禹偁、王十朋、杜修可、黄鹤、蔡梦弼5家,尚有苏轼、王深父、蔡元度、吕本中、范元实、胡仔、王彦辅、鲁寅8家。

注释:

①《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注姓氏”载149家,实际引录仅有80余家。

② 据张忠纲等编集《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可知,此书合赵次公与赵彦材、李希声与李錞、林敏修与林子来各一人,较之《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所列151人,多出8人。

③ 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把上述诸本多列为伪书类。

④ 张忠纲、赵睿才等《杜集叙录》为500余条,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及文献学价值》为458条(见郝润华等《杜诗学与杜诗文献》)。

⑤上海大学蔡锦芳在《杜修可考》(见《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4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杜定功考辨的内容,在其2007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中以《宋代杜诗注家杜修可和杜定功二家真实存在吗》为题,对杜修可、杜定功二人的身世、注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论证,最后结论为:和“杜修可”一样,所谓的“杜定功”也是一个“莫须有”的名字,他的注文主要也是由杜田注和赵次公注拼合起来的,同时也杂进了少量的其他注文。

⑥绍兴四年(1134)到绍兴十七年(1147)这段时间是赵次公注杜诗的时间(见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较·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⑦可参彭燕:《杜田注杜小考》,《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⑧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⑨彭燕:《黄氏〈补注杜诗〉师注考》(《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八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有详细考查。

廖仲安、王学泰:《〈杜诗赵次公先后辑校〉述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6期。

据蔡锦芳《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中以《宋代杜诗注家杜修可和杜定功二家真实存在吗》文中所考,“杜修可”和“杜定功”是 “莫须有”的名字,他们的注文主要也是由杜田注和赵次公注拼合起来的,同时也杂进了少量的其他的注文。这给辑录工作凭添了许多的麻烦,这还涉及到一一甄别的问题。

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第81页。据笔者统计,《九家集注杜诗》引录师民瞻杜诗注实际达四百余条。

洪业:《杜诗引得》(《九家集注杜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6期。

责任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