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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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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116        返回列表

杜诗中的儒家情怀来自杜甫从小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尤其是孔、孟的“仁爱”学说。杜诗中的儒家情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仕以为已任”的儒家担当意识;三是“仁者能恶人”的现实批判精神;四是“以民为本”的反战意识。

杜甫 儒家情怀 仁爱精神 思想渊源〖=〗

唐人评杜,多从文章词句角度赞誉,便有了“全美”之说。宋人评杜,多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称颂,便有了“诗史”之说。而明人评杜,多从温柔敦厚的诗教立场崇奉,便有了“诗圣”之说。仇兆鳌《杜诗详注序》对此发展历程有相当清晰的叙述,并对“诗史”“诗圣”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系作出精当的说明:“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①然而,无论是宋人还是明人,毕竟都是君主制下的臣民,因此他们对杜甫的评价,既有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同情理解和感情共鸣,但难免也有处身局限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遮蔽。难道杜甫从儒家那里获得的“诗之实”“诗之本”仅仅是“知人论世”的写实、“一饭不忘君”的忠厚、“事父事君”的垂教?作为当今共和国制度下的公民,我们可以从“奉儒守业”的杜甫诗中,看到儒家更伟大的情怀,看到更具普世价值的理想。

一、仁者爱人:杜甫诗中的人道主义

杜甫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濡染儒学甚为深厚。孔孟倡导的儒家学说,其中最伟大的精神乃在于“仁爱”。孔子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何为“里仁”?孟子的理解是“仁者爱人”。是否有“仁”,首先把君子和小人区别开来:“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是否有“仁”,也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天生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感,君子将其保持终身。“仁义行”是指在内在的仁义精神驱动下行事,“行仁义”是指做仁义之事,这是外在的给人看的行为。前者是自觉的冲动,后者却可能是虚伪的表现。君子“仁”与“礼”并重,但“仁”是更内在更本质的东西。

儒家的“仁者爱人”,是从身边的人开始,从家人之爱推己及人,再由人推之及物。这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和需求。纵观杜甫一生,此种精神伴随其始终。按其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逻辑,正是遵循孔孟的教导、尤其是孟子的教导步步展开的。这就是从亲人(妻子弟妹)之情到朋友之情,再到邻居之情,再扩展到博爱之情,并推导到爱物之情。这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或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先看杜甫的亲人之情。对妻子之爱,是杜诗的一大亮点,古代著名诗人中很少有像他这样赤裸裸地表现爱妻之情:“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无论是对“闺中独看”的同情,对“云鬟玉臂”的想像,还是对“双照泪干”的期盼,都显现出一个男人爱情的细腻和体贴。在那个三纲五常的社会背景下流露此种感情,无疑是男人中的异数。中国古代的爱情诗,很少标明是写给“老妻”的,一些诗人对妻子的爱直到“悼亡”作品中才表现出来。然而杜甫与一般薄情的男人不同,其诗中提及妻子的地方比比皆是:“老妻寄异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偶携老妻去”(《寄题江外草堂》)“昼引老妻乘小艇”(《进艇》)、“老妻画纸为棋局”(《江村》)、“老妻书数纸”(《客夜》)、“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瘦妻面复光”(《北征》)、“方法报山妻”(《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女病妻忧归意速”(《发阆中》)、“故妻难及晨”(《促织》)。妻子对于杜甫的意义,是患难中生死不渝的伴侣,关切担忧,同歌同哭,同欢乐同悲伤。

还有一些妻子和儿女组合的词汇,如“妻子”“妻孥”“妻儿”等,在杜诗中也很常见:“妻子隔绝久”(《述怀》)、“妻子衣百结”(《北征》)、“妻子山中哭向天”(《徒步归行》)、“妻子亦何人”(《昔游》)、“叹息谓妻子”(《飞仙阁》)、“笑为妻子累”(《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却看妻子愁何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未能割妻子”(《谒真谛寺禅师》)、“妻孥怪我在”(《羌村三首》其一)、“从此出妻孥”(《彭衙行》)、“妻孥隔军垒”(《雨过苏端》)、“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筋力妻孥问”(《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妻儿待来且归去”(《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这些妻子儿女组合的词汇,就是杜甫挚爱的家庭。

与“老妻”相对照的是,儿女在杜甫眼中总是“娇儿”“痴儿”“小儿”“痴女”“小女”“小儿女”,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娇儿不离膝”(《羌村三首》其二)、“娇儿恶卧踏里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痴女头自栉”(《北征》)、“痴女饥咬我”(《彭衙行》)、“床前两小女”(《北征》)、“小儿强解事”(《彭衙行》)、“遥怜小儿女”(《月夜》)。杜甫不是严父,而是慈父,其父爱有时超越了礼教的规矩:“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北征》)

杜甫诗中对弟妹的爱和牵挂也令人感动,除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有妹有妹在钟离”“有弟有弟在远方”这样的哀歌外,诸如“故乡有弟妹”(《五盘》)、“弟妹各何之”(《遣兴》)、“弟妹悲歌里”(《九日登梓州城》)、“团圆思弟妹”(《又示两儿》)、“无由弟妹来”(《遣愁》)、“弟妹萧条各何往”(《九日五首》其一)这样的诗句,皆寄托着杜甫对亲人的关怀思念。

而这种关爱进一步由家人推及到朋友。杜甫曾写过不少讴歌朋友友谊的佳作,其中最感人的要数《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首诗不知多少学者已作过精彩的赏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对朋友儿女的描写,仿佛是自己儿女一样的亲切可爱。在乱世的漂泊里,杜甫由自己的遭遇联系到朋友的不幸:“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送韩十四江东省觐》)这种感情的共鸣正是杜甫感人至深之处。

不但是朋友,对于邻居杜甫也充满友善。在杜诗中可看到不少“邻”字或含“邻”字的词组,如“邻人”“邻翁”“邻叟”“邻里”“邻舍”“邻家”“邻好”“西邻”“南邻”“北邻”“四邻”“比邻”等等。乡邻的淳朴往往令杜甫感动,如《羌村三首》他描写了“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的感人画面,还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的劳问场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描写了“叫妇开大瓶,未觉村野丑”的豪放好客的田家邻居。所以当客人来造访时,杜甫会邀请他“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客至》)。而杜甫对邻居的同情则最集中地表现在《又呈吴郎》一诗中,希望朋友善待“无食无儿一妇人”的穷苦西邻。这正是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的自觉践行。而这一切皆是“仁义行”而自然生发出来的感情。

这感情更进一步升华便成为杜甫诗中的博爱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儒家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王安石《杜甫画像》称杜诗“为与元气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的博爱之心,这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极少见的最强音,“推公之心古亦少”,因而王安石“愿起公死从之游”(《临川先生文集》卷九)。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自然由“仁民”而推及“爱物”。在他的笔下,大自然如同他的娇儿痴女般令人怜爱,无论是“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田舍》),还是“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二首》其一);无论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还是“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都如此充满生机,展现着生命的和谐与友爱。对于受到伤害的生命,他总是深表同情,如《过津口》写道:“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赵次公注曰:“白鱼以群而小困于密网,物之所以塞者也;黄鸟以和风春日之际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也。物之通塞,虽微不足道,而仁者于物,每恻隐其困塞矣。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六)正因如此,杜甫笔下的自然,与一般[来自www.lw5u.Com]超然物外的山水田园诗不同,其中包孕着浓厚的仁者爱物的情怀,值得高度评价。

二、仁以为己任:杜甫诗中的担当意识

作为真正具有“仁”之信仰的儒者,那就需要担当天下的道义。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就是杜甫“壮颜毅色不可求”(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九《[来自WwW.lw5u.com]杜甫画像》)的可敬之处。苏轼评价杜甫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②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杜甫固然有忠君的一面,但忠君的前提是君王须像上古明君尧舜一样行仁政,因此与其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他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无论是造次之间,还是颠沛之际,始终不违背“仁”的原则,不忘记“仁以为己任”。

杜甫接受的儒家担当意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在困顿长安时期,尽管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但心中始终怀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种理想像人生主旋律一样,随时在杜甫耳边响起,即使自己失去机会,也盼望世上的贤人能为之实现。他赞叹王季友“致君尧舜安可朽”(《可叹》),又鼓励苏涣“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唐玄宗曾是尧舜一样的英明天子,但是到晚年先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朝廷政治日趋浑浊。当杜甫的朋友们还沉浸在盛世的幻象中“萧洒送日月”之时,他心中已充满了隐忧,既为民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为君忧,“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天宝十一载,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一道登长安慈恩寺塔,赋诗言志。岑、储诗重点在写佛寺中的浮图,把登塔所见景物与佛教义理联系在一起。高诗虽展现了报效朝廷的用世之志,但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而杜甫则完全不同,诗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山河大地在他眼中已是一片满目尘昏的景象:“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当四位诗人登上慈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在一个迥然挺出的高度上。……除了个人命运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③

三是穷亦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古人往往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而杜甫却不管地位如何低下,总心系天下:“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介布衣却以古代辅佐明君的贤臣自许,而“终愧巢与由”,不愿洁身自好,隐居山林。这似乎有点狂妄迂腐,但正如苏轼所说:“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④归根到底,杜甫是期望当今天子能仿效虞舜任用稷与契行仁政,而不要像秦国那样用商鞅严刑峻法,苛政扰民。

致君尧舜与自比稷契,这正是孔孟以来儒家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杜甫终其一生不管遭遇何等命运,“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在盛中唐诗坛上可谓精神人格的一座高峰,罕有其匹。

三、仁者能恶人:杜甫诗中的现实批判

儒家对待社会现实问题,并非只提倡温柔敦厚的礼教,面对社会的不公与罪恶,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又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又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的言辞更激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君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便是均贫富,而“兴观群怨”的诗学原则里就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诗经》三百篇,虽曰“美刺”并行,但实际上“刺”远远多于“美”。杜甫就从儒家传统诗学中继承了现实批判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批判盛世的苛政。这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有较多的描写。盛唐时代曾一度是国家强盛、民众富庶的社会,然而到天宝年间,财富集中到少数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手中。统治者通过疯狂的聚敛搜刮民财:“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而这些财富却被统治者肆意地挥霍:“况闻内金盘,多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由此而造成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亲眼目睹并记之于诗的正是孟子抨击的“率兽而食人”的社会黑暗。杜甫自己的亲身经历更昭示了万千家庭的悲剧:“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纵有“秋禾登”的丰收,仍不免饿死人的惨剧,这当然不是天灾,而铁定是苛政造成的人祸。“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作为尚有一点特权的杜甫都难保幼子夭折,更不用说其他平民,那些“失业徒”“远戍卒”的命运。这就是盛唐王朝华丽外表下的阴暗、丑陋和罪恶!

其次是控诉乱世的罪恶。安史之乱的爆发撕下了盛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从此唐王朝的臣民们经历了八年血膏塗地、哀鸿遍野的战乱。杜甫在其一系列名篇如《悲陈陶》《悲青坂》《哀王孙》《北征》中都写到战乱的残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演变为“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的场景(《北征》)。而即使在战乱中,苛政的诛求与贫富的悬殊仍然是如此令人惊骇:“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驱竖子摘苍耳》)更恐怖的是,“率兽而食人”由形象的比喻而变为血淋淋的现实:“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其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军和叛军中都出现了吃人肉的风气,杜甫所写正是这种禽兽行为。而乱世的种种乱象,正是盛世苛政的必然归宿。

再就是抨击腐败奢侈,主张俭德治国。葬送清明盛世的正是统治者的腐败,正如孟子所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切动乱的根源。杜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朝廷力图恢复之时,他主张应该吸取教训:“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一)使朝廷政权得以稳固的不是军事上的投入,不是金城汤池的坚固防御体系,而是尽量减免平民的赋税,而是统治者施行节俭仁德的政策,盗贼与王臣之间的转化,取决于朝廷是奉行仁政还是苛政。同样的道理,真正能消除外敌入侵威胁的良策,无非也是如何用俭德去治理天下:“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提封》)

杜甫对恶政的批判从“诛求”二字的使用体现出来,“诛求”的含义是强制征收,索求。统计杜诗全集,“诛求”共用过九次,还有“聚敛”“割剥”“盘剥”之类的近义词,真可谓“苛政猛于虎也”。

四、杜甫诗中的民本意识和反战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中有两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学说,一是以民为本,一是反对战争。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这就是说,即使是征服“远人”,也不应动用战争机器,而应以“文德”去修服。孟子民本思想更强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对于战争的态度,反对也更激烈:“春秋无义战。”(同上)又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征之为言,正也。若欲正己也,焉用战?”(同上)这种思想把普通人民的生命视为比社稷(国家)和君主利益更为珍贵的东西。杜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忠实地继承了孟子的衣钵,当普通民众利益与国家、君主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站在前者的立场。

首先,杜甫反对唐玄宗的开边战争。盛唐有不少诗人讴歌战争,如王昌龄的诗句:“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出塞二首》其二)这自然是表现了英雄主义的气概。然而,杜甫却会追问“血未干”的到底是什么“血”?在隆隆的兵车阵容里,看不到英雄,只有“被驱不异犬与鸡”的士兵;只有“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家人生离死别。那金刀上的血流成了河,流成了海:“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无论如何,普通人民的生命比国土的争夺开拓更有价值:“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前出塞九首》其一)“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同上其六)夷狄的生命毕竟也是生命,难道可以肆意屠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杜甫诗中体现出来的正是“好仁”的精神,与孟子的理念如出一辙。

其次,杜甫对于卫国战争也充满纠结。比如他的“三吏”“三别”,写的是唐军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在民间征兵的事情。若站在国家和朝廷的立场,这场征兵运动无疑该作正面歌颂,然而,面对抓壮丁过程中惨绝人寰的场景,杜甫无法做到高调的颂扬和粉饰的掩盖。在《新安吏》中,他一边安慰刚成年即当兵的“中男”及其父母:“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另一边毫不掩饰征兵带来的苦难:“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在《石壕吏》中,他写“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的烈士家庭,却穷得来“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而已送三男当兵的老妇,却不得不被征入伍:“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有关社稷朝廷安危的宏大叙事,在杜甫这里成为一个个小人物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

“新婚别”“垂老别”,甚至“无家别”。普通人民成为杜甫笔下的主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杜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生动演绎。

再有,期盼战争早日结束,天下早日实现和平,这是杜甫的最大心愿。他告诫统治者:“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提封》)赵次公注:“《左传》:‘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孟子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⑤玩兵犹如玩火,必将自焚。显然,这种反战思想也来自儒家。在唐军收复山东、捷报频传之际,杜甫的心思早已超越了对胜利的渴望,而是把目光放得更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行》)反思战争,企盼和平,是杜甫代表战乱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惨遭屠戮的人民发出的强烈呼声。它穿过上千年的历史硝烟,至今仍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呐喊!

北宋诗人黄庭坚在《老杜浣花溪图引》诗中写道:“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干戈峥嵘暗宇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六)这首诗可谓真正窥探到杜甫伟大而亲切的灵魂,除了致君尧舜上的理想、《诗经》的美刺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老妻、稚子、弟妹、邻家乃至鱼鸟、桃李的乐易相亲,更重要的是“中原未得平安报”的忧思。黄庭坚显然更看重杜诗中的仁厚博爱精神以及和平主义理念。

因此,当我们今天纪念杜甫时,如果只把他看作一个立言忠厚的君子,“一饭不忘君”的忠臣,或者只把他看作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那可以说多少贬低了他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把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乃在于他诗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情怀,已超越国界,成为一种人类文明所应遵循的普遍精神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既属于中国人民,更属于全世界人民!

注释:

①(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诗详注》卷首,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苏轼著,孔凡礼注:《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中华书局2004年。

③程千帆等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④苏轼著,孔凡礼注:《苏轼文集》卷六十七《评子美诗》,中华书局2004年。

⑤洪业等编纂《杜诗引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