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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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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杜甫读书会学术论坛综述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142        返回列表

2017年6月3日至4日,“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杜甫读书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举行。会议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汉唐文学研究院、杜甫读书会联合主办。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澳门大学、《杜甫研究学刊》等单位30余名杜甫研究专家与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7篇。

会议第一项是开幕式。开幕式首先由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浩致辞。李浩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欢迎,并阐述了杜甫早期对长安的不满和晚年对长安的追怀两种不同的长安情结所折射出的杜甫批判现实与爱国主义结合的文化精神,最后表达了对杜甫读书会活动的支持和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锋焘教授在会上转达了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张忠纲教授对此次会议的热烈祝贺和对青年学者在传承杜甫文化、推进杜甫研究方面的肯定。四川省杜甫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徐希平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杜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除了体现在诗歌批判现实的精神之上,还体现为他对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包容,学者们应该从“一带一路·南丝绸之路”的结合之都——长安出发,继承发扬杜甫的精神遗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孙尚勇教授结合长安和成都,指出“长安是杜甫尝尽理想、痛苦成长的地方,而成都是杜甫能够相信自己、让他诗歌达到高峰的地方,就这两个地方,对杜甫最有意义。”西北大学文学院李芳民教授、张文利教授也就“杜甫与长安文化”“西北大学文学院与杜甫研究”话题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会议的第二项为学术研讨会,包括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发言两个环节,每个环节均由报告、评议两部分组成。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杜诗与杜集的新探究

正如李浩教授在大会致辞中引清人黄生之语指出的“唯读杜诗,屡进屡得”,杜诗与杜集的探究依然是本次杜甫读书会的重要议题,涉及论文13篇。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葛景春研究员的《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一文指出,杜甫“吴体”诗在形式上虽包含七律的七言八句、有四句对仗又押平声韵脚的一些特征,但在平仄声律上却不符合七律的要求,似律而非律,因“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吴体不合律诗声律要求的地方太多,所以吴体诗不属于七律变体,实属七言古体诗。但它又与在形式上句数、韵脚、对仗等均无限制的七古有一定的区别。“吴体”是杜甫“自为音节”形似七律的新体古诗,是杜甫对诗体的大胆创新之举。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莫砺锋教授《“朱门酒肉臭”的“臭”字怎么读》一文通过《艺文类聚》所引的“厨有臭肉、尊有败酒”、“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尊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等语以及杜诗“富家厨肉臭,战地骸[来自www.lW5u.CoM]骨白”(《驱竖子摘苍耳》)证明应读作chòu,并指出正是因为杜甫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对大唐王朝命运的深重忧虑,才使得此诗句成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最惊心动魄的警句。聂济冬《杜诗引〈易〉特征及其风格凝练》一文指出杜甫引《易》诗有106首,主要创作于安史之乱后。在漂泊、流离中,杜甫自觉体认、化用《易经》,言志抒怀。用《易经》和“易学”生发的意象,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嗟叹时运,悯时忧民,进而在情感的宣泄中凝练风格。在引《易》诗中,杜甫突出《易经》的思想特定指向性,彰显自己的清醒与朝廷的麻木,凸显时代、国家的危机;运用《易经》的思维特定性,塑造风格特色,即在诗教中生发含蓄蕴藉,在悲情中凝练沉郁悲慨,在旷达中营造自然理趣。许外芳《浅论杜诗的递进艺术》一文通过文本细读和语意总结,指出杜诗中大量存在的并列式递进、转折式递进、让步式递进、因果式递进、比较式递进、连贯式递进等句法。柏红秀、黄道玉《论杜甫对中国古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一文指出,杜甫创作的乐人诗约11篇,杜诗中描写的乐人身份趋向多元,内容也由乐人的容貌与技艺扩展到他们的生活,渗透的情感除了赞美以外还增添了同情与感伤。杜甫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与他个人的禀赋有关以外,还与盛中唐之交音乐格局的突然改变密切相关。张巍《〈饮中八仙歌〉的章法及其源流》一文指出,《饮中八仙歌》全诗章法独特,无首无尾,分为平行的八段,这与杜甫其他诗作都不相同,其文学渊源最可能是受到“颂赞体”文学的影响。文章并对后世文人效仿《饮中八仙歌》的作品做了述评。路成文《“诗圣”或曾咏牡丹——杜甫〈花底〉诗小议》认为,历代注杜者多谓《花底》诗与《柳边》诗同作于广德元年春流寓梓州时期,推测所咏为梅花、桃花或绛梅。明人薛凤翔著《牡丹史》,疑此诗所咏为牡丹,因而将其收入《艺文志》门,根据对《花底》《柳边》二诗收入杜集过程的梳理以及对《花底》诗的精细解读,推断此诗所咏极有可能就是牡丹,《花底》诗作年应列在天宝六年杜甫待诏阙下、被李林甫黜落之前。

曾祥波《重论杜集宋本系统渊源》一文指出,杜集真正祖本是王洙《杜工部集序》所言的“蜀本二十卷”(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言的“旧蜀本”),属于编年本,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分体的“二王(裴煜补遗)本”。但是由于编年本的“旧蜀本”实际影响不大,“二王(裴煜补遗)本”对宋本杜集的影响仍具有唯一性。宋代杜集一直处于分体与编年的冲突龃龉之中,而宇内孤本、“体例甚奇”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正是以这种龃龉的代表作《补注杜诗》为底本编成,在宋代杜集谱系源流中,具有殿军的意义。聂巧平《鲁訔的〈杜甫年谱〉与〈编注杜甫诗〉》考察了鲁訔《杜甫年谱》的文献学价值,并指出在宋代编年体杜集传播过程中,“鲁訔编年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已佚的《编注杜甫诗》花开两朵,结成《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和《草堂诗笺》。彭燕《宋代蜀人师尹注杜诗》一文考证师尹生于元丰五年(1082),卒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并认为师尹注杜诗的时间应在政和八年(1118)至绍兴四年(1134)之间。并通过考察师尹注杜诗在当时被赵次公、郭知达的引用,以证师尹注本的注释、校勘价值以及在当时的刊布和流传。曾绍皇《清代杜诗名家手批稿钞本提要试稿十种》一文介绍了目前未被《杜集书录》《杜集书录提要》《杜甫大辞典》《清代杜诗学文献考》等工具书著录或需补充的十种清代杜诗手批稿钞本,如《杜诗评点》十八卷附《杜诗遗珠》二卷(清杨岐昌抄本,清张雝敬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杜工部集》十八卷(唐杜甫撰,清乾隆七年杭世骏抄本,清杭世骏录清王士禛、屈复批,叶德辉跋,湖南省图书馆藏)等重要杜诗手批稿钞本。

二、杜甫家族与杜甫行迹探究

杜甫家族文化和杜甫生平行迹研究一直是杜甫研究的重要分支,本次会议共收到相关论文5篇。孙微《杜审言佚文〈大周故朝散郎检校潞州司户参军琅邪王君墓志铭并序〉考释》对新近出土的杜审言撰文的《王绍文墓志铭》首次进行了全面探讨,指出作为杜审言传世的唯一文章,该文体现了明显的“无一字无来历”的文风,并指出杜审言作为“文章四友”初唐文人,学界往往只重视其诗歌成就,其文章成就更应该得到重视。胡永杰《从勇力、儒学兴宗到以文传家——论杜审言、杜甫对其家族传统的变革与发展及其原因》一文指出:杜审言、杜甫家族的家教在杜审言之前是以军事才干、勇武的品格和儒学为主要特征的;至杜审言则发生重大变革,演变为纯粹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为特征;杜甫又继承杜审言和杜预,发展为诗歌与儒学兼重,融儒入诗的形态。杜审言、杜甫家族传统的变革与发展,有其家族长期侨居襄阳,濡染南朝风气的自身原因,也有唐代士族中央化、官僚化大潮推动的历史原因。而杜甫实现家族传统文儒融合,并获得诗人身份和家族传统的自信,则又得益于杜审言所属的文士群体在盛唐时期的发展壮大的时代环境。徐海容《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考论》认为,元稹有意借助为杜甫撰写墓志铭来阐发自己的诗学思想,因此该墓志铭在体例和结构上都与当时一般的墓志文迥异。此文作于元和八年,这与元稹创作“元和体”的诗学主张基本一致。元稹对杜甫批判现实主义诗歌成就的认识要到了元和十年《叙诗寄乐天书》、元和十二年《乐府古题序》才逐渐加强起来。

师海军《杜甫北上灵州被俘事发微》一文结合史地文献对杜甫如何在鄜州之北被叛军俘虏及其可能的时间地点做了深刻细微的考索,文章认为杜甫应该是被北上的叛将阿史那从礼部所俘,杜甫从羌村出发的时间可能为756年7月23日,被俘时间为7月25日,被俘地点不过野猪岭。杜甫《塞芦子》应该就是被俘后对阿史那从礼部北上迫近朔方的直接担忧和对唐王朝的切实建议。左汉林《杜甫自京赴奉先县行踪考察札记》一文对杜甫在天宝十三载、十四载两年内三次到奉先县的行踪和桥陵、泰陵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考述。

三、杜诗和杜甫的文学、文化接受与批评探究

杜诗自结集后开始受到诗家的重视,自宋代开始更是受到越来越高的推崇。陈才智《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以咏物诗为中心》一文认为,白居易是杜诗当之无愧的“第一读者”。对于杜诗的创作态度,杜诗的写实精神,杜诗的种种艺术手法,如造语遣辞、音律节奏、篇章结构等,白居易是一个有意识的追慕者、继承者。就咏物诗而言,杜甫对白居易的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托物寓意,托物兴寄。其次是即物抒怀,托物寓怀。杜甫咏物诗熔状物、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特点,对白居易亦有深广之影响。此外,影响还表现在组诗咏物、诸体皆备、题材广阔等方面,白居易可以说是袭杜诗面貌而得其神味。魏景波《尊杜与慕陶:宋代诗学的双向选择》一文对宋代诗学对杜甫和陶渊明的双向尊崇现象及其背后的精神文化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宋人从人格范型与审美理想两方面重新发现了陶、杜,尊杜和慕陶的双向选择构成了宋代诗坛独有的文化景观。万德敬《元末诗坛“宗杜”背景下的诗史特征考论——以袁凯〈海叟集〉中的兵乱诗为例》一文也阐发了在元朝末年天下板荡、兵灾乱起的大背景下,由于文学基因中的“宗杜”影响,元末明初诗人袁凯的《海叟集》具有鲜明的诗史特征,这从其兵乱诗中可以充分表现出来。郝润华、罗枫《论杜诗对钱谦益七律创作的影响 ——以〈初学集〉〈有学集〉为重点考察》一文指出,钱谦益七律创作深受杜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杜甫诗句的化用承袭、七律形式和诗法的借鉴方面,更重要的是钱谦益对杜诗思想的深刻领悟。学界对钱谦益学杜大多基于《投笔集》的考察,而在颇受忽略的《初学集》《有学集》中,钱谦益对杜诗的接受体现得更全面、更深刻、更成熟。杜甫的忠君爱国精神、“诗史”特质、沉郁苍凉的风格、联章结构、奇崛句法等均被钱谦益借鉴吸收。

王燕飞《论〈读杜诗愚得〉的杜诗阐释特色》一文对元末明初人单复《读杜诗愚得》一书的年代、版本进行了概述,着重指出其“以情解杜”的注解价值、“顺文衍义”的阐释方式、“赋比兴”论诗的阐释范式及对后世杜诗注本的影响。汪欣欣《赵统“粗律”论与明代杜诗批评》关注明人赵统的杜诗选评本《杜律意注》,并归纳了赵统在杜诗批评上的创见——“粗律”,即以“粗律”代替“拗体”,反对以“格调”论诗,崇尚“意气”,将杜诗与魏晋诗歌构成动态发展关系,其目的在于救诗于“卑格软调”,体现出赵统力求恢复汉魏高古疏放诗风的诗学主张。

谷曙光《曹霸——杜甫捧起来的唐代名画家》一文指出,由于杜甫连续三首称赞曹霸的诗歌的热情讴歌,使得原本在当时画史上名不甚著的曹霸在宋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并且在元明清伴随着杜诗的崇高地位,曹霸跻身唐代一流画家身份的评价也日益稳固。杜诗是曹霸享盛名的关键,诗史反过来影响画史,这种文化现象显示出名家品题对原作者的巨[来自wWw.lw5u.com]大推升作用。吴华峰《古典戏曲中的杜甫形象研究》一文挖掘出戏曲文献中杜甫的文化接受与影响,文章指出流传至今的杜甫戏数量并不多,但内容丰富。这些作品或依托史实演绎杜甫故事,或糅合史事改造杜甫故事,或无中生有编造杜甫故事。戏曲中所塑造出的杜甫形象也各不相同,有的在刻画诗人的坎坷经历时突出他的悲剧形象,有的则重在展示杜甫的喜剧形象,以渲染一种愉悦轻松的戏曲氛围。看似对立的人物形象中,均寄予着作者们的主观情思,也折射出他们对于杜甫诗学成就与精神品质的认同,成为杜甫接受史上独特的文化风景。

苏岑《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说”的看法》系统梳理了朝鲜封建时代文人对于杜甫“诗史说”的接受与评价。文章指出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说的看法和理解亦颇为多样。有从实录角度看待杜诗“诗史”者,也有从褒贬美刺角度看待杜诗“诗史”者,其他如细陈出处的知人论世说,强调杜诗的叙事特色等说法都有。总体而言,基于相通的文化环境,对杜诗“诗史说”的宏观理解与中国文人大致近似,但是也存在诸如“诗家风韵”“史家风神”等一些颇为创新性和迥异性的观点。

本次研讨会还组织了追踪杜甫足迹的考察活动,与会专家学者大体沿着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彭衙行》等诗中所述的方向,首先北至陕西蒲城,考察了唐睿宗桥陵和唐玄宗泰陵遗址,然后经白水县继续北上抵达今陕西富县西北的羌村。一行栉风沐雨的实地考察加深了学者对杜甫相关诗歌思想内容的理解,也最近距离地与诗圣穷蹇困顿受冻奔走之际却心忧国家天下安危的精神产生了交汇和共鸣。此次“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杜甫读书会学术论坛的成功召开,对推进杜甫文学研究、弘扬杜甫文化精神均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