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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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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汉学家查赫的杜甫诗歌德译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55        返回列表

何俊

摘要:提及杜甫诗歌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奥地利汉学家查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他采用张溍本为底本,拒绝“仿作”而主张逐字逐句的翻译,全译了杜甫的1400余首诗歌,其杜甫译诗采用的是散文体,可以窥见学术型翻译风范。学界对查赫的翻译褒贬有加,但其严格语文学意义上的杜诗全译,无疑构成了国际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杜甫 德译 查赫

本文为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从杜甫诗歌的海外传播看‘诗城’成都走向世界”(编号2015P03)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何俊,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610031。

长久以来,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他身上兼有“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和“尽工尽善”的精湛诗艺,彰显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性光辉和博大胸怀;同时,杜诗又被誉为“诗史”,因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个人生活际遇和情感体悟,敷陈时事、亦诗亦史。杜甫诗歌早在19世纪初就在欧洲流传开来,就译介语言和传播区域来说,一个不容忽略的维度是德语世界,主要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等德语国家和地区。就德语世界的中国古诗词传播而言,对杜甫的译介仅次于李白和白居易,而众多译者中又有一个名字不容忘记——来自奥地利的杜甫全集译者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

一、查赫的生平经历

查赫出生于古老的奥匈帝国一个军官家庭,由于父亲曾辗转于多国工作而举家迁徙,他在少年时代就掌握了好几门外语。在维也纳学医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兼习汉语。由于健康原因,查赫后来不得不中断他的医学学业,在荷兰疗养期间,他师从知名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以及东方学家耿宁(Johan Caspar Hendrik Kern,1833-1917)研习中文。此后他一直在伦敦的中国海关工作,直到1900年被奥匈帝国领事馆录用为外交随员,先后被派驻北京、上海、香港、横滨、新加坡和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首都雅加达)。1919年末,查赫因为供职的奥匈帝国领事机构的解散而退休,被聘入荷属东印度政府的税务部门,移居当时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直至1942年因海难而不幸辞世。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将杜甫、韩愈和李白的诗歌全集翻译成德文。甚至在他过世之前,他仍全身心投身于《文选》的翻译,完成的作品占全集的百分之九十以上①。

查赫的汉学尤其是翻译水平毋庸置疑,但是由于他性格狷狂、脾气暴躁,过于苛刻地批评其他汉学家的作品,故而有欧洲汉学界的“酷吏”之称。最典型的事件是他与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书信往来,双方的互相批评指摘在措辞上都颇为尖锐,结果勃然大怒的伯希和禁止他主编的学术期刊《通报》自此以后刊登查赫的任何作品。伯希和在1929年总第26卷的《通报》上撰文发表严正声明:“因为所犯下的大错,查赫先生不配做一名学者。因其粗鲁的行为,他也不配做一个人。从现在起,《通报》再也不会跟查赫先生有任何瓜葛。”②

查赫所译杜甫译诗集共分为20卷出版,其中1-5卷发表在当时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主编出版的《华裔学志》(1935-1940年),6-10卷则在《德国瞭望》(1932-1933年)上刊登。《德国瞭望》杂志的副标题为“荷兰属印度之贸易与殖民政策、国民经济和国际法半月刊”,创刊于1915年,是一份20世纪初在荷属东印度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发行的殖民月刊,主要读者群是当地的约三千名德国居民,后拓展为半月刊,1940年停刊。因为查赫在上面经常撰文(包括翻译、批评、论战和书评),《德国瞭望》在专业汉学家中间享有国际声誉。1933年之后,查赫无法再在《德国瞭望》上发表他的译文,他就自己出资,在巴达维亚自创的《汉学文稿》上登载自己的译作。《汉学文稿》1930年创刊,1939年停办,这本期刊的第2册和第8册包括了查赫的部分中国古代辞赋译作,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收集了这些译作并予以重印,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三本集子,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和方马丁博士(Ilse Martin Fang,1914-2008,即美国华裔汉学家Achilles Fang、中文名“方志彤”之妻)负责编辑:分别为《韩愈诗作》(1952年),《杜甫诗集》(两卷本,其中包括杜甫所作的1400首诗的德文翻译,1952年),《中国文学选集:〈文选〉译文》(两卷本,1958年)。

此外,查赫的杜甫译诗还散见于当时其他汉学刊物。1925年的《泰东》(Asia Major)刊载有查赫的文章《杜甫最长的诗》,就是那首《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的译文。《中国学刊》是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汉学门户刊物,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主持发行,1930年第1期发表了查赫翻译的两首杜甫长篇叙事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

二、查赫的杜诗翻译风范

查赫几乎翻译了杜甫所有的1400首诗歌,这在整个杜诗海外传播史上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可以称作杜诗翻译的一大奇迹;另一方面,在美籍华裔杜甫研究专家洪业(Willian Hung,又名洪煨莲,1893-1980)看来,比之诸多译者精挑细选的选译,这种无视这些诗篇的真伪、优劣及其重要程度的做法,又实在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充满野心之举③。

(一)所用底本

查赫的杜甫译诗以清代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为底本,译文按照编年顺序编排。张溍对杜诗阐释方面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阅读了同时代两位学者——钱谦益与朱鹤龄的著述,这个版本本身的价值不容忽略。另外它也是清代杜诗全集笺注本中唯一产生重要海外影响的注本,为杜诗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不过该书约1673年成稿后,张溍本人无力刊刻,其卒后二十年直到约1698年方得刊行。又过了五年,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成书。也许是仇注的成就过于辉煌、光芒过于耀眼,人们对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的成就多年来一直视而不见④。

但是,张溍的版本也存在不少问题,与后来的仇兆鳌版本相比多有不确之处,也无法与杨伦的《杜诗镜铨》相提并论,而英国女学者弗洛伦斯·艾思库(Florence Ayscough,1878-1942)选译的杜诗集用的正是杨伦本。学界经常揣测,查赫选用张溍本作为翻译底本,原因恐怕在于当时巴达维亚地区的藏书资料所限⑤。洪业在英语世界第一部杜甫传记中阐述了对查赫选用底本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选择,因为查赫的翻译显示出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张溍本中时常出现的平庸阐释。⑥洪业又在考据的基础上推测,尽管查赫从未提及,但他一定时不时苦恼地觉得张溍本实在无趣,从而常常把目光转向丰富庞大的仇兆鳌本,因为颇有一些查赫的译文与仇兆鳌的阐释密切相关。⑦总之,洪业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查赫能将张溍本与仇兆鳌本对照而观,就能减少译文中那些源于张本而在仇本中得以纠正的错误。⑧

(二)散文体翻译

查赫所译杜诗,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形式上摈弃了原来“诗”的元素和特质,传统绝句和律诗的格律、对仗、平仄、叶韵等一概不予考虑。他在翻译时注重的不是让读者赏心悦目的诗体,而采取了近乎散文的形式。作为一名精通中文的职业汉学家,查赫对包括字典编纂在内的语文学也颇有研究,对清代的《佩文韵府》和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es,1845-1935)主编的《汉英词典》都做过多次指正和修改。在德国汉学家吕福克(Volker Kl?psch)看来,那些经查赫翻译整理的包括杜诗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文,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他用来编纂字典、研究语言历史的基本材料⑨。从篇幅上看,译文要比原文超出很多,固然这里有作为西方语言的德文不似古汉语含蓄凝练而有张力的内在原因,但查赫在翻译时采取了近乎道白的散文体语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角度来说,这种翻译的文体变换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诗内容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散文体翻译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原诗的诗性元素,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古风雅韵几无踪影,而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里所言杜诗风格“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⑩更是在译诗里无法再现,这也正是当时诸多汉学家对查赫译诗颇多微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学术型翻译

查赫的翻译学究气甚浓,其百科全书式的译作中也可窥见研究风范,体现出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素养和翻译范式。他在杜甫译诗中经常援引他人诗作,同一首杜诗如果已有前人译作,他必定列举出来,指引读者对照参看。除了艾思库夫人、翟理思、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美国女诗人兼翻译家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1873-1961)跟朱其璜(Chi Hwang Chu)合作的英译文,还有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法译文,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的拉丁译文等。涉及到人名、地名或者历史等专有名词,则引用百科全书,比如白挨底(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1850-1917)的《中国地名辞典》(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hina,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翟理思的《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等。他翻译的杜甫最长的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其中除了引用以上两部工具书,还指出了杜甫运用的典故,它们涵盖《左传》《文选》《诗经》《书经》《楚辞》《论语》《佩文韵府》等华夏典籍。

另外,查赫还使用了译文夹注,尽可能地对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说明,这些夹注是译文“副文本”的表现形式之一,也属于翻译文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消渴已三年”一句中的“消渴”,查赫译为“渴”,同时在后面的括号里加注“糖尿病”;“两京犹薄产”中的“两京”则被译为“两个首都”,后面括号里加注“长安和洛阳”; “瓜时犹旅寓”中的“瓜时”被译为字面意思“瓜熟时节”,其后标注“也就是说我的官职被人顶替之时,参见《左传》”, 这里援引的就是典故《左传·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南内开元曲”中的“南内”译为“南边的宫殿”,括号里加注“兴庆宫”,而“开元”系音译,但在后面的括号里注明了公元713-742年; 后一句“常时弟子传”中的“弟子”则被译为“梨园的学生”,后在括号里解释“梨园”是“皇室的戏剧班子”。

查赫的“学术型”翻译还体现在他的杜诗版本甄别意识上。如前所述,查赫的译文所用版本为清代张溍的《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故而他在翻译时刻意凸显了张溍的版本与先前版本的不同之处。如“萍泛苦夤缘”一句,查赫把“苦”译为“辛劳、疲累”,并强调“苦”不是“若”, 而仇兆鳌《杜诗详注》明确说了“苦”一作“若”。“白种陆池莲”中的“陆池”,查赫明确地在夹注中说他的读法是“陆地”,并援引苏东坡的诗句,也就是《元夕夜游绝句》中的那句“不夜城中陆地莲”。《钱注杜诗》作“白种陆池莲”,并注明“池”一作“家”,仇兆鳌也作“陆池莲”,同时注释“池”一作“家”

另外,查赫的翻译[来自www.LW5u.com]在用字的推敲上也比较讲究,尤其注意透过原文的字面意思去考究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含义。关心民生疾苦的杜甫在诸多诗歌里都表现出对下层民众的关怀体恤,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一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最长的诗歌里也有“黔首遂拘挛”和“黎元疾苦骈”之句,这里的“黔首”和“黎元”是秦朝对平民百姓的称呼,因为他们戴黑色头巾。艾思库夫人译为“黑头的人们”(black-headed people)和“黑头发的人们”(black-haired people) ,显然只理解了该词的表面意义;而查赫则译为“中国民众” 和“人民、大众”,则捕捉到了字面背后的深层文化含义。“宵旰忧虞轸,黎元疾苦骈”中的“轸”和“骈”,据仇兆鳌点评,“凑集之意,取义于车马也”,这里查赫译为voll(充满),较为确切;但艾思柯译为a span of horses,可见也没有理解“骈”的引申义。同时,查赫还在译文后附注说明“‘忧虞轸’收录进了《佩文韵府》,而‘疾苦骈’则被遗漏”,并声称此处可以窥见该字典汇编“非连续性”的瑕疵,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可见一斑。

(四)直译而非“仿作”

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查赫一向主张“直译”而反对“仿作”,这一点在他的李白全集译本的前言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声明译作的目的完全是为教学所用,是为了让汉学系学生了解中国诗歌艺术的复杂性,把握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艺术及其语言。正因为其翻译目的不是为了在广大民众中普及中国古典诗歌,查赫尽可能做到了逐字逐句翻译,并且走上了一条学术研究型和百科全书式的翻译道路。当时德语国家汉学界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法是“转写”或“仿作”,即保留汉语古诗的主要大意而用德语转述出来,其间多多少少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或创造需求删减原诗固有的内容,或者添加自己“臆想”的元素。而查赫则坚决摈弃这种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方法,他认为一方面这种方法对汉学系学生后辈无甚帮助,因为这些未来的汉学家也是将来翻译这些诗词的人选;另一方面,在查赫看来,只有在精准地把握了原诗的内在含义之后(而他承认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并未成功实现),才有可能采取“仿作”之法。查赫高度褒奖了福洛伦茨(Karl Florenz,1865-1939)和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的“仿作”,评价在这两位译者身上展现了自由创作才艺与汉学学术造诣的结合,并声称这种翻译方法并非所有译者都可采用。

对查赫的直译方法和策略,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Morika Motsch,1942-)也做了较为精当的评价。她把查赫的译法跟同辈学人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的进行比较,认为查赫发展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模式,跟当时的中国古代小说德译圣手库恩完全不同的翻译方法。库恩翻译过不下36部中国古典小说,单篇更是不计其数,他的翻译采取了通俗化、尽量靠近德国大众读者的译法;而查赫则严格实施所谓的学术翻译,译文中遍布注解。正如捷克汉学家克莱布索娃(Berta Krebsová,1909-1972)在为查赫的杜甫译诗所写的书评中所说,“他做这些翻译主要不是为了它们的文学审美功用,而是出于学术和教育的目的……”

三、对查赫杜诗翻译的批评

对查赫的中国古典诗文翻译,学界存在赞誉与抨击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意见,都跟对他的人格的臧否紧密联系在一起。查赫其人其作的魅力通过近几十年来呈献给他的大量著述即可窥见,颂扬者如霍福民(Acfred Hoffmdm,1911-1997)和卡罗利称颂他的勤奋和创造力,认为正是他向德语世界引入了丰富无比的中国诗学的思想和情感,并赞誉他为人也是有礼有节、高贵大方、仁爱友善。洪业虽然认为查赫选取张溍本作为翻译底本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并认为张溍的平庸注释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查赫的译文流于平淡,但谈及译文本身的质量,他毫无保留地称赞:“撇去杜诗原有的晦涩难懂,译本依据的张溍底本的错误以及翻译时偶尔出现的疏漏不论,查赫确有汉学大师的优势和翻译家的老道。”而莫宜佳则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她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像查赫这样一位并无语言文字艺术禀赋的人,为什么要致力于诗歌翻译,而不是研究哲学或历史?”她继续写道:

“查赫的人格复杂,完全不具备奥地利人的那种独特魅力和礼仪教养。他为数不多的熟人将他描述为一个极端敏感、容易动怒的人,却又有着一张毒舌和强大的使命感。像佛祖、孔子或者耶稣一样,他想拯救世界,汉学的世界。结果他编纂了著名汉学家著作的勘误表,其中他完全忽视了中文语法,也没有给出文献来源。”

当然,查赫的杜甫译诗也并非尽善尽美,白璧微瑕也在所难免。德国汉学家佛尔克在写给查赫的悼念文章中就指出,一向以批评犀利闻名的查赫曾尖刻地指摘汉学家傅吾康在出版荷兰汉学家高廷的译作时也没有完善一下他的德语,另外一位学者的笔误也被他小题大做,但是查赫自己的德语也不是完美无缺,尤其是他在翻译杜诗时出现了一些德语语言表达上的疏漏和错误。另外,查赫的杜诗翻译错误有些也源于他对中文原诗的把握并不透彻。比如杜甫的《遣兴》和《得家书》两首诗里都出现了“渠”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这里的“渠”都应该解释为人称代词“他”,而查赫却译成了“沟渠”;为了照应“沟渠”一词,查赫又不得不主观地捏造一些原诗中没有的信息,这样就导致原诗面目全非。“世乱怜渠小”一句在查赫的译笔下就变为“在乱世期间,他(指杜甫的儿子)喜欢在小水沟里玩耍”;而“骥子最怜渠”则被查赫篡改为“儿子宗武喜欢小水沟胜过一切”。而艾思库则将“渠”分别译为“青春年少”(tender youth)(234页)和“小男孩”(the little boy),都可窥见译者准确理解了原文的意思。查赫对自己的错误并不讳莫如深,在一篇为安德伍[来自WwW.lW5u.com]德和朱其璜合译的杜甫诗集撰写的书评中,查赫假借梦中与杜甫的对话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同时也借杜甫之口对安德伍德的翻译大加赞赏:

“前些时中国诗人杜甫走入我的梦里。他看起来就跟艾思库著作封面上的那张画像一模一样。亮光照在他的脸上。一种敬畏感袭来,我跪倒在他的面前。他走近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发表在《东亚杂志》上的他的百首诗作译文中的谬误大加挞伐。对某个地方他言辞尤为激烈,那一处我译成了‘沟渠’,而事实上是一个人称代词。他说:‘你难道在艾思库夫人面前不感到羞愧么,她在这个地方比你翻译得好多了。’当下我的舌头又不自觉地排出一丝毒腺,我像往常一样又毒舌了一句。他却继续说道:你好像还不知道,我们在女性那里只许找亮点,而从不找暗面。你们欧洲汉学家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人群:比如在巴黎坐镇着一位年老的后汉学家,一个自高自大的人,研究了三十年还是没有能力将我的一句诗正确翻译出来,另外还将我的生卒年都搞错了。他汉字认得很多,却对中国精神真正一无所知。为此我欣赏美国。那儿有位文思敏捷的安德伍德女士,她尤为突出的是冲破了汉学的藩篱,将我的很多诗作翻译得很到位。在她那里,合成的方法比分析之法收效更好,我这位出彩的同事凭着本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正因为她也是诗人而不是书呆子。你可以多向她学习。美国万岁!”

以上疏漏或谬误并不能掩盖查赫杜诗全译的光芒,尽管有学者评价这两卷译作并未达到查赫的“最高水平”。这一点查赫自己似乎也知晓,因此他也从未把其杜甫译诗列入他的杰出成就之列。但是,也许只有亲力亲为地尝试着翻译杜诗,大概就会认可另一位杜诗译者、美国汉学家戴维斯(Albert Richard Davis)对查赫的评价:“只有自己尝试着去扎扎实实地翻译好几首杜甫诗作,才会彻底明白查赫的成就有多大、水平有多高。”

四、结语

毋庸置疑,作为一名专业汉学家,查赫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非仿作或改写,对推动杜诗在德语地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考虑到当时查赫在翻译之时的重重困境和可供利用的有限资源,称其为杜诗译介的先驱也毫不过分。其后,欧美学界重译或者研究杜甫其人其作,查赫的杜诗全译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风向标”或者“参照体”,比如艾思库夫人在翻译杜甫那首最长的诗时就提及“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查赫译作,而洪业所著的英语世界第一部杜甫传记也多处涉猎查赫的译作,并将它与艾思库夫人的翻译对比探究。抛开所译杜诗本身的真伪高下不论,1400余首杜诗的全译本身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这在杜诗域外传播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查赫的这种字斟句酌的忠实学术型和百科全书式翻译,是德语世界接受中国古诗的一种重要方式,其译作也是国际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当引起国内外杜诗学界的重视。

①[英]傅熊(著),王艳、[德]儒丹墨(译):《折戟沉沙圣斗士》,载于《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①第195页,第194页。

②Pelliot, Paul. Monsieur E. von Zach. T′oung Pao, 1929 (26), 第378页。

③⑤⑥⑦⑧[美]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③⑤⑥⑦⑧第10页,第11页。

④王新芳,孙微: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考论,《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5期,第80页。

⑨[德]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文史知识》2001年第10期,第45页。

⑩[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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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701页,第1709页,第1714页。

[清]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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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h, Erwin von (übers.). Lit′aipo′s poetische Werke. I. Buch. In: Asia Major, 1926, vol. 3, 第422页,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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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是伯希和发表在《通报》1922年21卷2-3期上的那篇书评,书评为艾思库翻译的中国古诗集《松花笺》所作,其中伯希和对艾思库夫人原本判断正确的杜甫生卒年(712-770)表示不确定。参见:Pelliot, Paul. Fir-Flower Tablets, poe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rs. Florence Ayscough. English versions by Miss Amy Lowell, Boston e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petit in-80, xcv + 227 pages. I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22, 21(2-3), 第232-242页。

Walravens, Hartmut (Hrsg.): Erwin Ritter von Zach (1872-1942), Gesammelte Rezensionen: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der Kritik.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der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26).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6, 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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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