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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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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思炜教授《杜甫集校注》简评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221        返回列表

徐希平

作者: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610061。

作为飘扬在中国历史天空中的一面精神旗帜,杜甫影响早已跨越时空,享誉海内外,杜诗研究也早已跨越了文学领域,长盛不衰。仅注释而言,在宋代就有了“千家注杜”之说。自宋元迄于明清,注家蜂起,版本众多,尤其在南宋和明末清初之际,学界公认的注杜名家和版本不胜枚举。这一方面为研读杜诗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也为后人新注杜诗增设了很大的难度。自乾嘉时期杨伦《杜诗镜铨》之后,杜诗学研究不断深化推进,但却长期再未见到较为满意的容纳最新研究成果的全集注本。20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洪业先生在《杜诗引得序》即曾指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但依然没有新的全集校注出现。最令人感叹的是1978年,著名学者萧涤非先生挂帅作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准备充分,令人期待,但至萧先生仙逝多年,却迟迟未有下文,可见杜甫全集新注艰难之一斑。

但是,这种情形于近期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变化,2014年年初,学界翘首以盼的《杜甫全集校注》历时36年终于面世。担任全书终审统稿的张忠纲教授在该书的发布会上介绍其曲折的编撰过程时,曾数度哽咽,其艰辛程度可以想象。这也体现了当代学人的一种担当和责任,是对两百年的杜甫研究成果的又一次集中整理和总结。

差不多与此同时,[来自WwW.lw5u.com]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年年底,推出了另一部杜甫全集整理巨著《杜甫集校注》(全七册),它是由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积数十年之功,而独立完成的煌煌巨著。如果说,《杜甫全集校注》是萧门团队攻关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集萧门杜甫研究之大成的著作;那么《杜甫集校注》则是思炜教授独力钻研、个人意志的体现,它更多地延续了自宋代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到清代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等以一己之力注释研究杜集的传统,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在当代学术环境下,其付出的艰辛与其胆识尤为令人倾佩,非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难以完成。

简而言之,《杜甫集校注》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价值和特点。

首先在版本选择上,精当务实,不徒自矜夸、耀人眼目而实无裨益。陈尚君先生《杜甫全集校注》初读记曾指出:“特别可贵的是,《校注》于底本与参校本入选尺度严格,绝无好多宽滥之病,与时下动辄喜欢说参校了几十种文本,其实多数并无参校价值完全不同。”《杜甫集校注》底本与参校本的选取原则与此大致相同,皆以现存最早的王洙、王祺整理的《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在校本选择上,《杜甫集校注》却更为苛严,萧先生团队选择了十四种校本,思炜教授仅精选清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宋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和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三种为主要参校本,其中尤以钱笺为重,并同时参校《文苑英华》所收篇目。思炜教授认为杜集虽版本繁多,但系统却简单清晰,因此校勘工作的范围也应当有所限制。底本为《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此本由南宋初浙本翻刻北宋二王本和绍兴三年吴若建康府学刊本组合而成,后来整理者中唯有钱氏见过吴若原本且以之为底本,吴若本与九家注本是最接近二王本原貌的本子,草堂本亦公认为是重要的参校本。总之,《杜甫集校注》以二王本产生前后文本为主要依据,对其后出现的各种异文则从严把握。思炜教授据以上三种本子及其他各本,补入二王本之外裴煜等各家所补佚诗,共收诗一千四百五十五首,文三十二篇。异文校勘要言不烦,为杜诗研读者提供了一个适于精读的本子。

本着高度尊重祖本的思想,《杜甫集校注》的体例并没有盲从宋代以后盛行的编年体方法,这不是因为编年体不好,而是因为客观历史原因,编年很难准确,难免顾此失彼,反倒破坏了底本的原貌。思炜教授认为杜诗能够准确编年的不过百分之五十,其余再编年只能相对粗略了,如果要生硬编年,则难免主观臆测,穿凿附会,为了编年而改变祖本的原貌,导致文献失真,得不偿失,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像二王本那样,分体的基础上有大致编年。基于这一观点,该书完全按底本卷数顺序编排,甚至钱谦益注本在这点上也没有完全做到,其魄力和见识由此可以想见。

该书在注释和编年考订方面尤见其功力,无论人名、地名、典章、事件,旁征博引,细加考察,既有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选取一些前代注家较少使用的文献,如史学类书《册府元龟》等,也特别注重尽量吸收当代学人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出土墓志和敦煌语言文献等。利用新发现的碑铭墓志和新材料,对旧注中擅改文字和错误注释予以纠订,故而平实通达,客观可信,谨举两处略证一二。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蚩尤塞寒空”一句,古人解蚩尤多有岐说,如前驱先导、兵象、大雾等,该书指出:钱笺以蚩尤喻兵象说,乃谓甫诗暗涉禄山反书至长安而玄宗初未信事。甫诗实作于乱前,其说不足据。以蚩尤代雾则未见其他书证。杜甫《朝献太清宮赋》(本书卷十九1457):“虚阊阖,逗蚩尤。”《天狗赋》(1464):“蚩尤之伦,已脚渭戟泾。”皆以蚩尤为扈跸羽卫,则此句义亦同。作者在此不单是一般意义的以杜解杜,而是选用杜甫与此相近时期在京城的作品词语,以此相证,更显其见解独到。再如杜甫散文名篇《秋述》,形象地反映出杜甫在天宝年间困顿京华的窘况,文中两次提到所赠受主为“子魏子”,但仇兆鳌注云“未详其人”,本书据陈冠明《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考订为魏璀,在《文苑英华》卷一八四存其进士试题《湘灵鼓瑟》诗,徐松《登科记考》亦有记载,为天宝十载进士,更便于对文章的理解,类似之处甚多,多有新见。编年方面亦是如此,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黄鹤注谓当是天宝七载(七四八)所作。陈铁民据新发现的《韦济墓志》载韦济于天宝九载(七五〇)迁尚书左丞,考杜甫行止,亦应于为天宝九载冬向韦济投此诗。又如《送高三十五书记》,仇注系於天宝十一载(七五二)。陈铁民考订为天宝十二载(七五三)送高适初入幕時作,该书皆予以采纳,可谓精当。

书末还有附录三篇:《杜诗人物考补》,对贺兰杨长史等21位人物进行考辨;《杜诗与〈文选〉注》,分别对《文选》李善注 、五臣注以及相关问题予以论述;《庞德公是庞公吗?》对杜甫《遣兴五首》“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的庞德公进行考辨,认为其人应为《后汉书·逸民传》所载之庞公,与妻子耕于垄上,亲身务农,登鹿门山,采药不反,不应刘表之聘,其人与善于品评诸人的襄阳士人领袖庞德公实为两人,后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于《逸民传》下节引记载庞德公事迹的《襄阳记》,唐人受此影响,误将二人混为一人,包括仇兆鳌和各种杜注皆将正史原文改动。读书思考之细,由此可见一斑,实乃辨千年之疑也。

思炜教授集三十余年研读杜诗之功夫,有丰富的文献整理经验,持之以恒,方能成此大著,虽然并不能说十全十美,如一些作品的编年似可商。如前引的《秋述》编年多有[来自WwW.lw5u.Com]岐说,黄鹤注据“我弃物也,四十无位”,推定为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朱鹤龄则系于天宝十载(七五一),该书据陈冠明考魏子在天宝十载进士,选调则径定为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对仇注、钱笺等评价,亦有一些可商之处。但杜诗学博大精深,学无止境,作为当代杜学研究的又一扛鼎之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相信该书的出版对于杜诗学和整个唐代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 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