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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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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生涯东坡酒,百年心事杜陵诗——论张志烈先生的治杜、治苏及其他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71        返回列表

杨理论

摘要:杨理论张志烈先生为享誉海内外的治杜、治苏名家,其杜甫研究和苏轼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杜甫研究方面,张先生的杜甫思想研究关怀当下,有着强烈现实意义;杜甫咏物诗范式研究和杜苏关系研究,起步早,角度新,为后来相关研究开了先河。苏轼研究方面,张先生的苏轼书简研究敢于质疑、考辨精详;苏词研究注重文本,解读细腻。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前承先贤,后启来者,为学界之高标,治学之楷模。

关键词:张志烈 杜甫研究 苏轼研究

作者:杨理论,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国学院副教授,400715。

1981年,张志烈先生于《草堂》(即今《杜甫研究学刊》)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简牍仪刑在——谈苏轼的评杜和学杜》的文章,这是学界第一篇系统阐述东坡论杜学杜的专题论文。是文即为张先生治杜、治苏学术旨趣的发端。从此,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于杜甫研究和苏轼研究两大领域深耕细作,成就斐然。据笔者统计,迄今为止,先生发表的治杜论文共计29篇,治苏论文共计32篇。文章数量还是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考证精、解读细、视角新、视域广,赢得了学界同行的一致认可。1996年,先生担任四川杜甫学会会长和《杜甫研究学刊》主编;2005年,先生又被推举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身兼两会会长,是学界对先生治杜治苏学术实绩的肯定。因此,推先生为享誉海内外的治杜治苏名家,绝非过誉。

一、杜甫研究

先生杜甫研究的文章涉及杜甫生平、思想和杜诗内容、艺术等各个方面,真知灼见,闪烁其间。愚意以为,先生杜甫和杜诗研究的 亮点有三。

(一)思想研究:关怀当下

先生的杜甫思想研究,最能体现与时俱进,注重当下的特色。高屋建瓴,先生对杜甫精神作了精妙的时代诠释:“杜甫精神的中心就是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基于此,先生从杜甫的作品中概括出三个思想特点:重民爱民[来自www.lW5u.com]思想、修己精神和纳谏主张,并将三特点回溯到传统文化中。在重民爱民思想方面,从杜诗文本追溯到了《尚书》《孟子》等儒家经典所重视的民本思想;在修己精神方面,从杜诗文本追溯到《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的修己安人;在纳谏主张方面,从杜诗文本追溯到了《论语》《左传》等儒家经典的和同观念。溯洄从之,杜甫诗文中常常提到的“奉儒守官”“稷契之志”“穷年忧黎元”思想内容等,确实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顺流而下,先生又阐释了杜甫精神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今天高扬的时代精神。在这些方面,传统文化中重民爱民的思想是我们应该加以大力弘扬和继承、借鉴的。”“每个人都应通过实践、学习,提高认识,端正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进而改造客观世界,促进整个社会人生的安定和谐。”“从‘纳谏’的观点来思考,启迪我们体会到一言堂、一种声音是不可能有和谐的,只有不同意见充分发表,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才能够较完全地认识事理、统筹兼顾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达到建构和谐社会的目的。” ①

本世纪初,先生撰文《杜甫在二十一世纪——从王安石、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诗说起》②——阐释了杜甫和杜诗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意义所在。站在新旧世纪的交替路口,先生回眸了二十世纪杜甫精神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又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展望二十一世纪杜甫的文化价值所在。在辨析杜甫未来文化价值之时,先生由宏观进入微观,慧眼独具地选取了王安石的《杜甫画像》和黄庭坚的《老杜浣花溪图引》两首诗歌,然后又由微观而宏观,归结了杜诗价值伦理观念追求最突出的六个方面,以此考察这些价值观念与二十一世纪人民生活的“认同”关系,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六个方面的论述,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整体而言,文章构思奇崛,所选角度让人耳目一新。

整体而言,先生的杜甫思想研究最大特点,是能把握时代脉搏,关怀当下,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正如张忠纲先生所云:“学术乃社会之公器,它本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珍藏,而应该是与现实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学术之活生生的生命乃植根于现实之中。那种搞玄而又玄、言不及义的‘纯学术’,甚至视学术为少数人的专利,把学术弄得莫测高深,写的论文有意让人看不懂,实际上是扼杀了学术的生命力。志烈兄与此相反,他的杜甫研究是贴近现实的,特别注意发掘、研究、宣传、推广杜甫和杜诗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现实价值和作用。他主编的《杜甫研究学刊》《杜诗全集今注本》和《杜甫草堂历史文化丛书》等,都贯穿了这一深刻而卓越的思想。一句话,注重阐发杜甫和杜诗的当代意义,是志烈兄杜甫研究的最显著特色之一。”③

(二)杜诗研究:视角新颖

先生的杜诗研究,咏物诗是一大亮点。先生曾连续发表三篇论文专论杜甫的咏物诗:《审美情趣历史进化一例——杜甫咏物诗与汉魏六朝咏物赋之比较》④《谈杜甫咏物诗与南宋人咏物词》⑤《杜诗咏物范式补议——兼谈〈古柏行〉的意旨》⑥。这一组文章,清晰地展示了先生以杜甫咏物诗为中心而“上下求索”的研究视野。

第一篇文章中,先生从题材重合层面的大小和构思导向的远近关系,将杜甫咏物诗与汉魏六朝咏物赋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构成一首诗的基本意象出自同一篇赋;第二种是诗赋间意象不完全对应,但诗中关键构思和框架来自赋文;第三种诗中主要意象,摄取自相关题材的若干篇赋,融萃为新的意境。三种类型,先生都作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先生指出,杜甫的咏物诗相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咏物赋有了三个方面的突破与超越:第一、洗削纤密的形容,构建精深的意境;第二、深入开拓,寄寓广博的社会内容;第三、精炼、浓缩、净化。更进一步,先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从时代审美观念的扩展、近体诗成为热线体裁和杜甫个人审美追求三个方面,阐释杜甫咏物诗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所在。

第二篇文章,先生就杜甫的咏物诗对南宋的咏物词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选取了三个切入视角:咏物诗的宗旨——寄托、根本的表现原则——客观物象的情意化和主观精神的物态化、特殊的表现手段——用事。此三视角抓住了咏物诗的本质特征,并以此对南宋咏物词展开了深入的影响研究。这篇文章中,先生还从寄托的角度对杜甫近60首咏物诗进行创作范式的探索:其一明显有寓托而寓托指向明显;其二是明显有寓托,而寓托指向未直接表露,需要读者反复体味思考才能领会;其三是看得出应有寓托,然而寓托指向极不明显,很难确指。每一类别,先生都有详细的阐释发明。

第三篇文章中,先生对上言杜诗咏物类型进行了补充说明,明确提出杜诗咏物范式。其云:“就考察杜甫咏物范式的角度说,这第一类应是‘正格’,而第二、第三类是其‘变格’。”在对《古柏行》进行细密的文本解读之后,先生又说:“在杜甫咏物诗的三种类型中,以《古柏行》为代表的一类是正格,是杜诗咏物范式的典型体现。” 杜甫咏物诗的范式提出和范式分析,先生当推为第一人。

这组文章,选点准、用力深、纵横上下,对杜甫咏物诗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后两文发表于1991年和1992年。此前,杜甫咏物诗研究成果寥寥,仅有程千帆、张宏生二先生合作发表的《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⑦。继程、张二先生之后,先生连续发文关注杜甫咏物诗,厘清了杜甫咏物诗的诸多理论问题,使得学界高度关注杜甫咏物诗研究并形成了一个研究热潮。据笔者粗略统计,1994年有张浩逊先生《杜甫咏物诗的情感世界》⑧、胡可先先生《杜甫咏荔枝诗探幽──兼论古代咏物诗的政治内涵》⑨等等;1997年有聂大受先生《杜甫秦州咏物诗的个性化特色》⑩《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的艺术创新》、马建东先生《抵抗不住的生存压迫——杜甫陇右诗中的咏物诗思想风格》等等。持续到现在,每年均有1-2篇杜甫咏物诗的专题论文见诸学术刊物。筚路蓝缕,先生开创之功不可泯没。

(三)杜苏并治: 视野宏阔

先生有两篇文章《简牍仪刑在——谈苏轼的评杜和学杜》《文化巨人精神特质的契合——简谈杜甫与苏东坡》探讨苏东坡与子美的关系。

上文已谈及,《简牍仪刑在——谈苏轼的评杜和学杜》为学界第一篇系统探讨杜苏传承关系的学术论文。此文中,先生首先细密梳理了苏集中有关杜甫的评论,然后对苏轼所提“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和“一饭未尝忘君”两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杜诗学命题展开辨析。学皮即是学表相,学骨才是得神髓。联系东坡自己的言论,而杜甫之神髓,在于“似司马迁”。这不仅仅是《史记》和杜诗在风格特色上的“苍莽雄实之气”的相通,更在于二人写实精神的气韵相通。而苏轼评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应当放到当时的文本和语境去解读,而不能断章取义。苏轼“讲杜‘一饭不忘君’,除了上述受时代的制约之外,更多地还是从‘致君尧舜’、实现稷契伊周之志着眼,仍然包藏着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关心”。最后,先生又由外而内,从苏轼的诗歌创作入手,以《荆州十首》《倦夜》《荔枝叹》为重点,评析东坡诗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对杜诗的传承与创新。自先生此文发表之后,杜苏关系研究论文渐多。举起要者,如棘园《东坡论杜述评》、周本淳《杜甫与苏轼论书诗之比较》、张浩逊《苏轼与杜甫》、刘朝谦《杜甫、苏轼绘画美学的分歧——“骨”与“肉”的价值评定》、杨胜宽《苏轼论杜甫韩愈平议》等等。杜苏关系受到了杜诗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而彻底改变先生所忧心的“论杜之影响后贤而不及于苏,谈苏之继承前修而不及于杜”的现象。

2011年,先生再度撰文《文化巨人精神特质的契合——简谈杜甫与苏东坡》,从宏观上阐述唐宋两代文化巨人的精神特质。他认为,“东坡与少陵这两位文化巨人的精神特质中有很重要的两点是相通的、契合的。”文章从价值观和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两个方面,阐述了二人精神特质的契合。价值观方面,先生将苏轼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四个方面与杜甫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作了对比。从而得出二人“在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担当天下国家的社会良知、求实求真的浩然正气、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诸方面几乎完全一致”。审美感悟能力方面,先生认为:“少陵和东坡具有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也就是指其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之后引证大量例证,分别论证了杜甫与苏轼超强的审美感悟力。宏观性的论证,最后落脚于详密的个案分析,这是先生此类论文的一大特点。

除了以上二文之外,先生还经常以同一视角分别审视杜甫和苏轼。如以音乐为切入角度,有《杜甫诗文中的音乐世界》和《苏轼作品中的音乐世界》;以酒文化为视角,有《浊醪有妙理──论杜甫与中国酒文化》和《东坡词与中国酒文化》。此类文章,亦可视为杜苏并治的学术成果。兹不赘述。

二、苏轼研究

2011年,20册《苏轼全集校注》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先生与马德富先生、周裕锴先生等四川大学几代学者凝聚近三十年心血的丰硕成果。此书一出,《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竞相报道,宋代文学研究泰斗王水照先生亦于《文学遗产》撰文推荐,誉之为“这一领域的集成性著作”。先生治苏,由来已久。先生的苏轼研究,涉及面广,苏轼生平、思想及苏轼诗词文均有涉及,而尤其在两个方面用力甚深:

(一)书简研究:考辨精详

先生的苏轼书简研究,有《东坡书简人物辨》《东坡书简人物辨(之二)》《东坡文〈贺时宰启〉受主考》《东坡贺启受主考二则》《东坡书简散文的艺术美》《从海南书简看东坡居儋心态》6篇文章。

前四篇都是考辨类文章,清晰展现了先生治学“长于考辨”之特色。先生认为,“东坡书简是东坡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学角度看,一个人的书简就是他平生经历的一张联系图。” 但由于文献流传的错讹,东坡书简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已模糊不清。厘清此类模糊错讹,对完善东坡生平经历以及深入理解东坡书简散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先生发挥自己治学之长,发表多篇文章,考辨东坡受主不清的书简,对东坡书简中模糊不清的人事加以详细辨正。

其中,《东坡书简人物辨》《东坡书简人物辨(之二)》为姊妹篇,前文考辨东坡《与陈大夫八首》中的陈大夫即陈君式;《与李通叔四首》中,书一、书二、书三都是写给李康年的,只有书四是写给李通叔的,二李非一人;《与康公操都管三首》中的康公操应是王公操,“都管”为“都官”之误。后文考辨《与张君子五首》中的张君子应是张君予;《与江惇子秀才》中的江惇子为江端礼;《与孙志同三首》中的受主当是孙志举。

《东坡文〈贺时宰启〉受主考》《东坡贺启受主考二则》二文,亦是书简的受主考辨。前文考辨东坡《贺时宰启》中的“时宰”不是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所云的蔡榷与韩缜,而应该为元丰八年(1085)七月六日拜官尚书右丞的吕公著,作年亦非孔云在元丰八年五月,而应该是元丰八年[来自Www.lW5u.com]的七月。后文考辨《贺韩丞相再入启》《贺吕副枢启》之受主。《贺韩丞相再入启》的韩丞相是谁?前人及时贤有认为是韩琦者,有认为是韩绛者,还有人认为是韩缜。先生通过细密的考证,提出:“本篇贺启中‘轼登门最旧,荷顾亦深’之用语,包含着苏轼与韩绛间门生座主关系的信息,在这里只能是对韩绛而言,与韩琦、韩缜则没有这层关系。” 《贺吕副枢启》中,“吕副枢”为谁,学界亦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指吕公弼,有学者认为指吕公著。而先生考证后认为:“《贺吕副枢启》的受主,可以肯定只能是吕公著,而时间也必当在元丰元年(1078)九月。”

先生此类考辨文章,之所以最后都能非常自信的得出断语结论,与先生严谨求实、扎实考辨、逻辑严密的学风紧密相关。以上诸篇书简受主考辨之文,先生非常重视内证,从书简文本的细密解读中发现蛛丝马迹,并与苏轼其他作品以及当世相关文献资料相互参证,故结论坚挺,令人信服。

《东坡书简散文的艺术美》《从海南书简看东坡居儋心态》二文,则是东坡书简的专题研究,其间体现了先生文本解读的细腻敏锐。前文起笔先探讨了东坡书简的艺术渊源。东坡文章妙天下,与东坡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紧密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东坡在融会化成的基础上的因势导变、开拓创新。所以,先生精准地拈出东坡书简“真”“精”“妙”“达”的四个特征,深入探讨了东坡书简散文的创新之处。后文则聚焦于东坡谪居海南时期的书简,分析东坡居儋心态的四个方面:自我强固身心的“保健意识”和“自遣意识”,避免处境进一步恶化的“防备意识”和寄希望于青年后进的“传代意识”。确实,谪居海南,苏轼已是风烛残年。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惠州之贬,朝廷党争风云变幻,苏轼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书简“较之其他文字,相对来说,具有传导目的的明确性、对象确定的保密性,内容集中的单纯性等特点。所以,较易于称心而言,自由宣达。从而能使人于短章片语中洞见肺腑。”饱经沧桑之后的这位老人,与至交好友的书简往来,是探究苏轼隐秘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先生选择书简切入东坡晚年心态研究,眼光犀利。

(二)苏词研究:解读细腻

苏词亦是先生倾注心力颇多的研究领域。先生有7篇苏词研究的文章:《苏词三首系年考辨》《苏词二首系年略考》《东坡词与中国酒文化》《谈苏轼常州所作词》《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论东坡惠州词》《苏轼〈南乡子〉解读辨析》《〈苏轼诗词写意〉序》。

前两文亦是先生擅长的考辨研究。两篇文章对苏轼《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水龙吟》(小沟东去接长江)《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五首词作了颇为准确的系年,修订了前贤时修的失误。同样,先生考辨严谨,重内证而旁征博引外证,不仅仅是词作系年,还广泛的考辨了词作相关的人和事。

后六篇中,除了《苏轼〈南乡子〉解读辨析》是赏析、《〈苏轼诗词写意〉序》是序言之外,其余皆是苏词的专题研究。其中三篇以地系词,对苏轼常州、杭州、惠州三地词作展开专题研究,值得注意。苏轼曾于元丰七年(1084)常州宜兴买田,曾于宜兴小住,离开之后,有怀念宜兴之词作。这部分词作共6首,先生在《谈苏轼常州所作词》一文中详加系年和分析。在《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中,先生指出,东坡居杭心态是:“在坚持独立人格的前提下,一方面是竭心殚力地工作,为老百姓做好事,使自己的理想‘对象化’,在实际事业的成就中,求得自我实现的满足,维持心理平衡。另一方面,自觉实行心理自助,在湖光山色的游赏中以佛老思想自遣,疏导心中郁结。”故而,“苏轼元祐年间在杭州所作词,属于其词风发展的第三阶段,内容关涉出仕与隐退的矛盾,风格则豪雄气少,清旷情多,在整个苏轼词中并不算最昂扬的部分”。而在惠州,苏轼词作较少,但亦自具特色。与当地官员游宴的三首词作,“在自然平淡的语言中,轻盈圆润的气度中,贯穿着浓情蜜意,愈读愈感隽味无穷”。写朝云的四首词作,“是凝聚着人生真理的高尚爱情的颂歌,其中蕴含了东坡的政治见解、生活追求和美学情味”。

三、其他

先生治学追求鸿博,视域自然不会局限于一隅。除了杜甫、苏轼两大领域之外,先生的研究还广泛涉及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如《宋代散文简论》《〈文心雕龙〉与唐代文学》《秋花灼铄艳岷峨——简说前后蜀诗歌》等;亦有作家作品的考辨分析,如《王勃杂考》《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作年考》《杨升庵〈谢华启秀〉的学术价值》等;还有诗词文的精彩解读,如《宋诗赏解一例——读王安石的〈示长安君〉》《北宋人的一篇“报告文学”》《谈赵藩撰诸葛亮殿联语》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但间或涉及唐宋之后,包容面广。本文不拟详细展开,姑举一例,再度申述前文所云先生治学擅长考辨、敢于质疑的特色,以补前文未尽之意。

《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在考辨杨炯两篇关于蜀地的孔庙碑文的创作年代时,先生敢于质疑学界定论。学界认为,二文写作年代为杨炯任职梓州司法参军之后的垂拱三年(687)。先生对此大胆质疑:“我认为系在这里不太妥当。不仅与本文抵触甚多,且与理解杨炯整个创作活动造成不应有的疑窦。”然后,细密解读文本,并广泛征引外证,征引了唐宋的诸多史料,认为《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作于上元二年(675),而《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其中逻辑推理严谨,征引史料允当,的为不刊之论。最后,先生还就远在京城的杨炯,何以写出关于蜀地的碑文,作了详细的分析解释,更令人心悦诚服。

先生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关注研究初唐四杰,颇多新见,不时见诸学术刊物。后于1993年,在潜心十数年的基础上,出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此书后出转精,修订前贤诸多失误,廓清四杰诸多迷雾。故甫一出版,即以考辨精详又体例允当,赢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被赞为“融考据辞章义理于一炉”“‘江河万古’见源头”“建构宜、考辨精、系年详”的年谱著作典范。同时,先生“长于史事,精于故实”的严谨务实学风,也成为学界之高标,并在后继学人中持续产生影响。

2012年,先生将三十多年来散见于各类刊物的学术成果汰择、编选,以习学丛稿、杜甫研究和苏轼研究三大版块结集,题名为《张志烈文录》(香港新天出版社)付梓,此书不仅仅是先生对自己数十年来笔耕的一次总结,更为后学树立了治学的楷模,实为嘉惠学林、垂范久远之一大幸事。

①以上均见《杜甫精神与传统和谐理念》,《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②《杜甫在二十一世纪——从王安石、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诗说起》,《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③张忠纲《志存少陵壮怀烈——兼论张志烈教授的杜甫研究》,李寅生主编《行止同探集——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④《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3期。

⑤《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

⑥《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

⑦《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

⑧《吴中学刊》,1994年第2期。

⑨《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

⑩《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社科纵横》,1997年第3期。

《天水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草堂》,1981年第2期。

《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

《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吴中学刊》,1997年第2期。

《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

前文见《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后文见《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前文见《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后文见《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

《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黄冈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新国学》(第一卷),巴蜀书社,1999年。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3期。

《天府新论》,1989年第2期。

《东坡书简人物辨》,《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论东坡惠州词》第一部分为考辨,在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笺》列出的四首之外,先生又考辨出三首当系年于惠州时期的词作。

《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

《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巴蜀书社,1994年。

《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一辑《唐宋文学论丛》,1983年。

《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新闻界》,1985年第1期。

《光明日报》第七版《文荟》,1999年3月4日。

王兆鹏:《融考据辞章义理于一炉──评〈初唐四杰年谱〉》,《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

王文龙:《“江河万古”见源头——简评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成都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力之:《建构宜考辨精系年详──—读张志烈氏〈初唐四杰年谱〉》,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 潘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