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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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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李东阳对杜甫的接受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74        返回列表

[摘要]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杜甫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 李东阳 接受 宗唐

李东阳(1447 - 1516),字宾之,号西涯,卒谥文正。祖籍茶陵(今属湖南),世人亦称其为李长沙。生于京师,明天顺进士,后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官讲官。孝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转文渊阁大学士。作为首辅大学士的李东阳,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在阁十八年,从政五十多年,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同时,李东阳亦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李东阳传》云:“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其诗文追求典雅工丽,对当时文坛亦有影响,他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因此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茶陵诗派。《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东阳有《怀麓堂集》一百卷传世,明代学者杨一清评论李东阳:“先生高才绝识,独步一世,而充之以学问,故其诗文深厚浑雄,不为倔奇可骇之词,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每吮毫伸纸,天趣溢发,操纵开阖,随意所如,而不逾典则。”

李东阳主盟文坛前,正是“台阁体”盛行之时。台阁文风追求雅丽雍容,内容苍白平乏,造成了文坛萎靡不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为了改变台阁之风,重振文坛,提出了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认为“汉唐及宋,代与格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李东阳特别主张诗学盛唐,对杜甫、李白甚为推崇景仰。他在《春雨堂稿序》云:“近代之诗,李、杜为极。”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几乎可尽天下之情事”。关于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另文专述。本文主要讨论其对杜甫的接受。

李东阳涉及杜甫的诗文有十余首(篇),此外,其《怀麓堂诗话》及其诗文集中有七十余条材料直接或间接评论杜甫。这些材料充分体现了李东阳对杜甫的推崇和景仰。

首先,李东阳对杜甫推崇备至,对其才华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对其创作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李东阳论诗,往往李杜并称,如其《春雨堂稿序》云:“近代之诗,李、杜为极。”《怀麓堂诗话》云:“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李杜诗,唐以来无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若非集大成手,虽欲学李杜,亦不免不如稊稗之诮,他更何说耶!”可见,在李东阳心目中李杜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是其诗学的最高标准。《怀麓堂诗话》集中体现了李东阳的诗学主张,其中有许多论及李杜诗才的材料,可以说是把李杜的创作实践作为自己诗学理论的生动例证和最佳注解。兹举数例:

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盖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

“台阁、山林二体.古难兼善”,而李东阳认为“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其诗尚雅,无野俗之弊,诗才甚高,在贾岛、白居易之上。

李东阳认为判定诗歌的优劣并非合律与否,《怀麓堂诗话》开篇即云:“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因此,优秀的诗篇更应该讲究音韵,陶写情性,感发志意。李东阳以杜甫等人的创作实践为例,旨在说明“诗奚必以律为哉?”当然,李东阳也并未排斥律诗,他认为可以“律间出古”,即律诗中加入古诗、乐府的句法: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调,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阶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若孟浩然“一杯还一曲,不觉夕阳沉”;杜子美“独树花发自分明,春渚日落梦相牵”,李太白“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乃律间出古,要自不厌也。予少时尝日:“幽人不到处,茅屋自成村。”又日: “欲往愁无路,山高溪水深。”虽极力摹拟,恨不能万一耳。

在李东阳看来,杜甫的七律《愁》等作品是“律间出古”的优秀代表,自己虽极力模拟,但却望尘莫及。

李白、杜甫可谓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并驾齐驱,光耀千古。尽管如此,从中唐以来,关于其优劣的争论,从未间断。李东阳从作诗“迟速”的角度批评了“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等偏激的观点,认为“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充分肯定了李杜的诗才。他说:

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石刻《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前代传子美“桃花细逐杨花落”手稿有改定字。而二公齐名并价,莫可轩轾。稍有异议者,退之辄有“世间群儿愚,安用故谤伤”之句,然则诗岂必以迟速论哉!

其次,李东阳对杜甫的一些诗作作了精当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并将其作为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如《怀麓堂诗话》: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

天文惟雪诗最多,花木惟梅诗最多。雪诗自唐人佳者已传不可偻数,梅诗尤多于雪,惟林君复“暗香”“疏影”之句为绝倡,亦未见过之者,恨不使唐人专咏之耳。杜子美才出一联日:“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格力便别。

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

李东阳论诗强调“意”,即“意境”、“意味”。在他看来,“意”的美学标准应是淡而远。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如杜子美“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衔泥点浣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王摩诘“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上面所引李杜、王维的诗句皆为“淡远”之佳句。其中,杜甫的《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便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五言古诗。其诗转接轻灵,活泼流利。用笔有虚有实,实处形象可感,虚处一触即止,蕴意幽邃。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四引“黄生曰:‘此诗全首风致,盖即景写心之作也。”’其后,“不通”二句出自杜甫七绝《少年行》,“衔泥”二句出自《漫兴九首》其三。细细体昧,正如李东阳所论“淡而愈浓,近而愈远”。

明初诗坛盛行泥古之风,对此,李东阳指出:

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仄短长,字字句句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乎是,亦未可与言诗也。

东阳论诗强调抒发真情,反对“泥古诗之成声”。他高度评价李白的《远别离》和杜甫的《桃竹杖》,认为其“得于心而发之乎声”。他将李杜的一些名篇称为“精金美玉”,认为其“尽善极美”,“终日诵之不厌”:

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今观昔人所选,虽互有得失,至其尽善极美,则所谓凤凰芝草,人人皆以为瑞,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如李太白《远别离》、《蜀道难》,杜子关《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新婚别》、《兵车行》,终日诵之不厌也。

第三,李东阳对杜诗的风格和具体技法给予充分的肯定:

杜诗清绝如“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贵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华丽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斩绝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奇怪如“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浏亮如“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长吹万里风”。委曲如“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俊逸如“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温润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感慨如“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激烈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萧散如“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沉着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精炼如“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惨戚如“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忠厚如“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神妙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雄壮如“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老辣如“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执此以论,杜真可谓集诗家之大成者矣!

李东阳熟悉杜诗,将其诗歌概括为二十种风格,并分别举例证之,充分说明了杜甫“集诗家之大成者”。关于杜甫“集诗家之大成者”之说,始于中唐元稹,自宋、元至明初,已渐成共识。李东阳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加以具体化。

李东阳对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技法也加以接受和肯定。李东阳发现了杜甫作诗在声调艺术上的与盛唐诸公的不同。其《王城山人诗集序》云:“其诗始规仿盛唐诸人,得婉转流丽之妙,晚独爱杜少陵,乃尽变其故格,益为清激悲壮之调。”

盛唐诗人作诗注重声调的和谐悠扬,往往平仄相间,而杜甫却与众不同,别创一格,李东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诗有纯用平侧字而自相谐协者。如“轻裾随风还”,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参差开”,七字皆平。“月出断岸口”一章,五字皆侧。惟杜子美好用侧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侧,“中夜起坐万感集”,六字侧者尤多。“壁色立积铁”,“业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觉其滞。此等虽难学,亦不可不知也。

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趫健,似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

李东阳认为正是因为杜甫对声调平仄超常规的使用,使其诗歌具有“起伏顿挫,独为趫健”的风格,充满“生气”。而杜甫诗歌之所以“别创一格”,就在于其使用声调得当,李东阳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日:“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

[来自www.lW5u.coM] 宫是我国古代音乐中最基本的调式,典雅深沉,故“最优”、“可以兼众声”。这也说明李东阳认为李杜之诗乃“正调”,是古代诗歌的典范。

此外,李东阳还肯定了杜甫诗歌在句法上的独辟蹊径,使其声调劲健有力:

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如杜诗“风帘自上钩”,“风窗展书卷”,“风鸳藏近渚”,“风”字皆倒用;至“风江飒飒乱帆秋”,尤为警策。

作为明中叶诗坛领袖的李东阳对杜甫的接受和继承,对于明代诗坛有着重要的意义。明朝初年,充斥当时文坛的多是“台阁体”,其诗粉饰现实、点缀太平,无病呻吟,描写程[来自Www.lw5u.com]式刻板,语言风格平衍拖沓。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风气,扼制了文学的艺术活力,造成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正如沈德潜云:“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

在这种情况下,以李东阳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台阁体文学发动了一次冲击。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对杜甫的接受和继承便是“宗唐”的重要内容。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是明代文学复古的先声,对明代文学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对“前后七子”有着直接影响。对此,明清学者已认识到了李东阳在明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

永乐以降,数十年中诗学傍坠,诸调杂出,宇内不复知有唐音。成、弘间,李文正高步一时,汲汲以长养人物,兴起来学为事,诗学籍以再振,厥功非小。

永乐以还,崇“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应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李宾之东阳力挽颓澜,李梦阳、何继之,诗道复归于正。

总之,李东阳通过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的主张为明诗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