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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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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学杜”风尚的文化探析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31        返回列表

[摘要] 明清时期诗坛学杜注杜评杜成为风尚。白族新儒学派文人亦掀起“学杜”风潮。白族文学创作高扬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沉郁顿挫的诗风为美,以杜诗为诗评的典范,探寻了白族文学在明清之际的发展方向,推动了白族文学的进步与繁荣,也为诠释杜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 明清时期 白族文学 杜甫

从中唐开始,杜诗登峰造极的艺术造诣就为整个诗坛瞩目,其影响日益扩大。入宋以后,人们对杜甫的巨大影响看得越来越清楚并赞不绝口。明清时期学杜注杜评杜蔚然成风。杜诗忧国忧民的思想传统、蕴涵雄浑的诗歌意境,格律章法严格整饬被人们作为诗作正宗。明清文人亦对杜诗大加批注、选注,如胡震亨《杜诗通》,张綖《杜工部诗通》。尤其清代学术超迈前代,杜诗注本层出不穷,涌现出了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注本,如王嗣奭《杜臆》十卷、钱谦益《钱注杜诗》二十卷、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二十卷、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金圣叹《杜诗解》等。明清人有关杜甫的评论涉及面十分广泛,既有诗歌立意遣词的评析,也有创作方法和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阐释,并引申出关于文学史发展流变、文学现象等方面的深层思考。如杨慎《升庵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可称代表。

明清时期,云南作为行省进一步被中央王朝纳入大一统的政治轨道。洪武三年(1370),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清朝政府承明代科举制度,通过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把更多的士子吸收到政权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少地处西南边地的白族新儒文人积极参加科考,深入学习汉文化的热忱空前高涨,汉文化对白族的影响愈加深入。白族新儒文人自发而起,以唐代诗人杜甫作为效仿的榜样,在文学创作和诗歌理论的建设中掀起“学杜”热潮,与诗坛学杜风尚相呼应,为明清时期杜诗学的繁荣及白族文学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一、高扬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诗内容博大精深,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高度统一。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悲陈陶》、《悲青坂》、《又呈吴郎》等诗歌均批判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不公与黑暗,真实地表现了唐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体现了诗人深切的忧民情怀。明清时期白族文人的创作表现了人们对国事的深切关心,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和对苛政的揭露,形成了与杜诗创作风格跨越时代、跨越地域和跨越民族的呼应。

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封建社会的矛盾是明清时期白族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思想内容。明代白族文人杨南金《重修河堤记》言: “修筑河道,特百政之一,尚如此其难,邓川他政可知矣。民食不足[来自www.lW5U.com],困悴逼之,迩乃征调又逼之,侵凌强暴又不时鱼肉之,诚救死之不暇矣。”这里,作者借修筑之事,控诉了官府横征暴敛、土豪强行勒索百姓的不公现实。杨士云《旱》言:“亢旱何须谒大巫,术人囊里有遗书。不忧天旱忧人旱,应识民间岁有无!”天旱使人忧心忡忡,但比天旱更令人愤怒的是官府不顾百姓死活的压榨。高桂枝《雨夜闻防河》、《挑河吟》等诗歌则集中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如《雨夜闻防河》言:“霪雨将匝月,积水欲浮庵;僻巷犹如此,长河那复堪!隄防喧昼夜,财赋尽西南;此际恤民隐,谁为分苦甘?”诗歌揭露了百姓遭受水灾,官府不以救民为先,反而征用民夫,摊派赋税,使得百姓人穷财尽,无以保全的惨状。清代杨履宽《大仓铺妇》以“大仓铺妇”的口吻描写了百姓被强抓服劳役的苦楚与无奈。诗言: “夫挽君输子听役,妾身独向闺中宿。夜半火来呼铺卒,惊起隔岸鸡声喔。此时人家睡已熟,叫号东西不敢哭。误公程期罪当扑,那容辗转觅伯叔。披衣报衽走觳觫,诚哉夜行则以烛。吁嗟乎,男子由右古所严,矧乃月黑涂茫然。李尚有枝瓜有田,前呵后殿相摩肩。介以椎髻菩萨鬘,我心憧憧为烦冤。何日徼外靖戈铤,村墟无扰得晏眠。”诗歌对官府无止境的剥削、农民悲惨的现实处境的形象描绘,让人不禁联想起杜甫的《石壕吏》。“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虽与《大仓铺妇》有时代的差异,但两首诗均以典型化的手法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百姓压迫和剥削的黑暗现实,这也是造成农民生活凋敝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根源。

明清时期白族文人的创作亦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和同情。明代杨士云诗歌中多次抒发忧时悯农的心情。其《不雪》言:“一冬望雪频无雪,冻云模糊不肯结。”又言: “玉龙百万俱藏穴,遗蝗千尺何由灭?”诗人对天不下雪,虫害不能消除而影响农事深表忧虑。 《忧旱》言:“农家望有年,得雪众方喜。天胡衍雨期,暵旱复兹始?蕴隆蒸两间,赤地几千里。麦苗何以秋?生灵干欲死!”则表现了诗人对久旱不雨,农事耕作受到严重影响万分焦灼的心情。李元阳《书轩言怀》言: “书轩朝独坐,悲号填户廖。开门借一问,三妪垂涕演:‘夫儿在囹圄,旬日食无糜。官输无逋欠,樵薪与织箕。生理望斗储,垂白身无资。昨因名罣误,牵引至县墀。讼庭何纷喧,不辨公与私。狱吏来索钱,单衣为所褫。田农不入城,岂知官府危。手足刑伤痛,魂魄不自支。罚锾须百金,生来未见之。父老死沟渎,两儿并疮痍。宛转冤抑中,侧闻仁者慈。’言毕气欲尽,使我心肝摧。”诗歌以老妇之口叙述了官府冤狱使百姓身心俱伤、家破人亡的故事。诗人听罢心肝俱摧,对普通百姓的悲惨遭遇产生了强烈的悲悯之情。清代龚锡瑞《麦不收秧重播行》言:“雨少农心愁,雨多农心酸。多少皆妨农,作天天亦难。怪是今年入夏,淫霖连绵,谚云:‘二麦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日之雨’非虚言,而况新秧烂尽惟见黄泥田!老农向我发长叹:‘麦坏食已艰,秧坏命难全。家家重播秧,栽成可能餐?分明秋又旱,栽犹不栽然。君不闻,黄梅寒,井底干。’”诗歌语言浅白通俗,先言天雨不时,农民愁苦;又引农谚,突出夏雨不止,其患犹烈;最后以农人之口长叹淫雨之害。通篇诗歌虽是围绕天雨对庄稼收成的影响而发,却在字里行间暗含了诗人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师范《感遇》言:“情伪匪一致,法令犹多端。十羊而九牧,此事古所难。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忠恕有大道,何论猛与宽。”师范以诗歌为武器,大胆揭露官府法令多端,痛骂贪官污吏,诗中“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如作者与民同甘共苦的誓言。这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的仁者博大的胸怀形成强烈的共鸣。

明朝中叶以后,“从明朝皇帝到各级地方大小官僚,以及地主阶级,都残暴地对云南各民族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剥削与压迫,乃至‘劳已极而役不休,人已贫而敛益急’,使云南绝大部分地区的各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痛苦,而云南地方的政治则越来越腐败”。而清代,“云南地区也和全国范围内其他地区一样,从清朝初年开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始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如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所言:“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云南岂能太平。”明清时期杜甫现实主义诗风在明清时期白族文坛的复活,真实地照射出百姓的生活,深刻地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传达了文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白族诗人的创作如同反映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在“诗史”般的叙述中实现了杜诗现实主义精神与白族社会面貌书写的紧密结合,为白族诗歌的创作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以沉郁顿挫的诗风为美

白族文人的诗歌创作并未止步于对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追崇。在杜诗丰富的审美风格中,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成为白族文人们进一步效仿和学习的审美典范。

明清时期的白族诗作中不乏通过眼前的景物、身边的琐事,或是一时感触而加以细腻描绘,折射出国家大事、刻画出壮阔的境界,表现诗人不拘泥于小我的博大情怀,形成沉郁雄浑的风格。明代李元阳《登城感时事》言:“城头闲步屧,拨闷当登台。黄菊从人乞,空江对酒开。无衣三户在,负石几村哀。工役何时息?科金有檄来!”诗歌前四句描写诗人登楼望远,本欲消散小我之郁闷;后四句则转折为书写对百姓何时能够免除徭役之苦的忧虑。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结构精蓝与碧潭清上人》言: “拄杖到松下,顿兴存殁悲。天地有否终,万物兼盛衰。人生百年间,营营空尔为。古来贤达士,至死不攒眉。顾惟拙钝性,岂识歧路歧?”诗中,诗人身处山野,为僧徒建造庙宇,却兴发对古往今来的贤达之人命运的感慨。尤其在最后两句诗。赵炳龙《送春》、《小楼》等诗歌则是在所遇之人、之事中无处不发其思君王、悲时事的感慨。《送春》作于清兵入关后,诗言:“为惜园林春事残,狂歌送酒拍栏干。花开花落浑闲事,赢得天留冷眼看。”诗歌借伤春之情寄托了对国事难为的隐忧和志欲报国却又无能为力的矛盾心态,面对易代之变,诗人心情极为沉重。清代袁惟寅《归舟》诗言:“一棹西风逐乱萍,蓼花芦叶自亭亭。渔竿横挂千江白,帆影斜拖万壑青。叆叆断云连古渡,悠悠落日冷沙汀。五湖归去烟波阔,多少英雄梦未醒。”诗歌前六句描写了山林的自然风光,悠然之情溢于言表。而篇末最后一句将整首诗的闲适意味戛然而止,透露的英雄失路的凄怆之情令诗歌的层叠的意蕴一波三折,起伏跌宕。

明清时期白族文人的创作亦通过对生活原型的提炼,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形象,发掘其深刻的意蕴,概括出典型化的艺术形象。以句为例,如“庙堂肉食应忘味,好向常平议放钱”,“屯者逋赋走四方,悍吏追呼无时了;练者荷戈急赴敌,爷娘哭送博南道”,“夜雨千家泪,秋田四野芜”等可谓言简意赅,令人回味。以篇为例,如杨士云《女工行》言: “桃花开,杏花开,搓线女工春又来。瓦砖不惜指尖冻,草根还煮灶边灰。参差长短有人度,缝裳结袜常相催。洗妆细雨纷纷落,病挽乌云挽作堆。”诗歌用精炼的语言概括纺织女工、建筑女工、茶工、采桑女工的劳动艰辛,产生了以少总多、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李于阳《卖儿叹》言:“三百钱买一升粟,一升粟饱三日腹。穷民赤手钱何来?携男提女街[来自www.lW5u.com]头鬻。明知卖儿难救饥,忍被鬼伯同时录。得钱聊饱须臾饥,到口饔飧即儿肉!小儿不知离别恨,大儿解事依亲哭。语儿勿哭速速行,儿去得食儿有福。阴风吹面各吞声,拭泪血凝望儿目。卖儿归来夜难寐,老乌哑哑啼破屋!”诗歌以简白之语形象地描摹出百姓无以度日的惨状,父母贱卖儿女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被卖儿子不忍离别父母的痛苦,描写得淋漓尽致,十分传神。

由上可见,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将易代之变,身世之感郁结复厚于心胸,蕴涵交汇,形成沉郁文风,正是“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其起”。诗人们在字里行间袒露肺腑肝胆,传达出深厚而不肤浅,深挚而不浮泛的感情,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以杜甫为诗学典范

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对杜甫的巨大影响赞不绝口,而其选择杜甫作为诗学典范的品评是沿着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两条途径进行的。

首先,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在诗评理论中体现了对杜诗批判精神的认同与儒家忧患意识的复归。明代杨士云对张衡、陶渊明、陈子昂、柳宗元、白居易等作家均有评论。其评价文天祥言:“集杜二百首,如自肺腑出。”这里以文天祥的集杜诗作为评价对象,对其直抒心怀的风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自肺腑出”,一语道出了文天祥诗歌与杜诗风格上的共性,充分肯定了杜甫对文天祥的启迪作用不容忽视。文天祥言:“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从此可见,文天祥对杜诗鲜明的“抑扬褒贬之意”极为认同,并以此作为自作诗的宗旨并深受其影响。与杨士云所言的“自肺腑出”的评论默契,同时也肯定了两位诗人的批判意识。“批判意识实质上是以忧患感为动力,直接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和批判”。对照杜甫、文天祥的人生经历可知,杜甫经历安史之乱,不但没有在家国的巨大变迁中消沉、遁世,而是在经历忧患后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对杜甫来说,其批判精神源于儒家文化的指引。“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杜甫,使他敢于面对统治者、面对官僚阶层毕露批判的锋芒呢?简言之,是儒家人世精神和以‘仁’、‘勇’为美的人格理想”。文天祥作为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在其被囚禁生涯中,如其所言,“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亦体现出一名爱国斗士大义凛然、顽强不屈的仁者之心和深深的忧患意识。杜甫、文天祥的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引起了杨士云的深深共鸣。李玉湛《居易轩诗遗抄后序》评价赵炳龙的创作时言:“渊源忠孝,取法诗骚,欲言难言之隐,以可解不可解之辞出之。黍离、麦秀之悲,香草、美人之旨,旷代以来,当与杜子美、元裕之相视而哭”。这段评论一方面认为赵炳龙诗文创作秉承风骚精神,传达忠孝之义的风格;一方面则指出了赵炳龙创作与杜甫、元好问诗风的呼应。“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李玉湛的评价亦是充分肯定了赵炳龙诗歌创作的忧患意识。并将之与杜甫、元好问相提并论,评价甚高。由上可见,杜诗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为明清时期白族文人认同,并以此作为诗评的重要准则,体现了白族诗评理论对儒学传统的复归,折射出时代交变之际白族文人忧生的紧迫感。

其次,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对杜甫的人格魅力的评价往往与其诗歌审美结合在一起。清代赵辉璧高度评价杜甫:“鲸鱼擎沧海,鸾风游大荒;巨浪动坤轴,高驾排天阊。”这里的“鲸鱼”、“鸾凤”、“巨浪”及“高驾”,“沧海”、“大荒”、“坤轴”、“天阊”可谓一语双关,既可视为作者对杜甫恢弘的大家气度的比拟,同时也包涵了对杜诗壮美的审美评价,体现了赵辉璧对杜甫伟大人格的敬仰和其壮美诗风的称赞。胡应麟言:“杜七言句壮而闳大者,‘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壮而高拔者,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壮而豪宕者,……壮而沈婉者,……壮而悲哀者,‘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胡应麟以诗歌为例,对杜甫七言诗的壮美细分为十四种具体的风格,予以肯定。杜诗壮美的风格与其人格的修养相得益彰。“杜甫具有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品、阔大的胸怀,这些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他在审美情趣上倾向于壮美”。同时“只有壮美才能与杜甫的才思笔力相称。”赵辉璧在诗评中视杜甫为楷模品评陆游。其言: “少陵歌后谁知己?南渡英雄此一人。”在作者看来,因为陆游传承了杜诗精神,所以可视其为南渡文人中的英雄。

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O言:“少陵自有连城璧”,这句话正好道出了杜诗多方面的高度艺术成就犹如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尽管前人对其的挖掘甚多也从未中断过,而后人亦步亦趋,也不会入宝山而空手而归。明清时期的白族文人也为杜诗艺术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伴随着明清时期中央政权的大一统格局促使西南边地进入历史转型,时代的变化亦带来了文风的新变,白族新儒文人们自觉以杜甫为人世精神的引领者,而其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也得到了白族文人们的一致认同并为文人们效仿,进而在诗评中视杜甫为典范,极大地丰富了白族文学与文化的建构。而这种文化的建构与诗坛主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透过明清时期白族文人的创作和诗歌评论可见,杜甫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范围,也不局限于地域与民族,而是跨越时代、跨越地域和跨越民族的。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学杜”也成为白族对汉文化更为深广的认同的力证。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文化阐释”(项目批准号:12YJC7511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