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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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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的寂寞——杜甫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变异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46        返回列表

[摘要] 作为“诗圣”的杜甫,在远游到西方之后,尽管受到一定的推崇,但这种推崇却是与贬斥同在的。杜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变异,正是由于接受主体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过滤等作用的结果。杜诗意义深深根植于整个中华文化之中。对杜诗理解的隔阂同时也是文化的隔阂。然而,从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化的隔阂终究会随着人类的交往而打破,杜诗的传播也必然会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 杜甫诗 传播 文学变异 文化过滤

20世纪80年代,赵毅衡教授写《远游的诗神》,对远游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古代诗人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揭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巨大影响。这些远游的诗神,不仅催生了大洋彼岸诗人的中国梦,同时也为汉学家的橱窗增添了一道摆设。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自然也随团远游。然而令人意想不及的是,这位在中国被高[来自wwW.lw5u.cOM]瞻为千古“诗圣”,并引发千年不绝“杜诗学”的一代显学,在大洋彼岸,要么就是在神坛中被高高地祭奠,难以步人尘世;要么就是在尘世中被无情的嘲讽与贬斥。与在中国文学史上落魄而在美国成为精神先驱与理想楷模的寒山相比,杜甫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充满了无尽的曲折、坎坷,承受了无限的误解、隔阂与寂寞。

一、杜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北宋中期以后,杜甫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推尊,诗名已如日中天,影响了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然而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下半叶,人们才开始对杜甫予以评论和关注。而对杜诗的翻译则又滞后了近一个世纪。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中国诗译本。在中国诗歌的翻译中,法国人充当了先锋作用。如1862年德理文(d´Hervey Saint - Denys)的《唐代诗歌》(Poesie deI´ Epoque des Thang);1867年柔迪特·戈蒂叶(Judith Gautier)译的《玉书》( Le Livre de Jade)。其中戈蒂叶的《玉书》影响最大。②

《玉书》选录杜诗十余首,仅次于李白位居第二。1873年G.波姆(G.Bohm)将《玉书》翻译成德文;1907年汉斯·贝特格( Hane Bethge)将《玉书》与德理文的唐诗译文参照译出新的德译本《中国笛》( China Flote)。《玉书》转译成英文也是在十九世末,1897年,长居法国并用法语写作的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 Stuart Merrill)在其英译法国诗选《散文的粉画》( Pestel in pose)中转译了柔迪特·戈蒂叶的中国诗法译文;美国新诗运动兴起后,《玉书》成为美国人特别喜爱的读物,并被多次转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对杜甫的了解,几乎是通过《玉书》选译的极为有限的作品。正是由于作品翻译传播的限制,对杜甫的系统研究之作,一时难以出现。

对杜甫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方才形成规模。西方英语世界重要的杜甫研究著作有:安德伍德( UnderWood)的《杜甫——月光下的中国吟游诗人》(1924年);艾斯柯( Florence Ayscough)《杜甫:诗人的自传》(1927年),该书用杜诗串结,讲述杜甫生平;布雷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草堂诗吟咏者》(1934年),全书共译杜甫蜀中诗104首;洪业( WilliamHung)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952年),对杜甫及其诗歌有大量的介绍与翻译;王红公( Kenneth Rexroth)《中国诗百首》(1956年),其中选译杜甫诗35首,对美国现代诗人影响较为深远;戴维斯(A.R.Davis) 《杜甫》(1971年),以传记体形式介绍杜甫及其诗歌;阿瑟·库柏(Arthur Cooper)《李白与杜甫》(1979年),书中翻译了多首杜甫诗歌。

英语汉学界杜甫研究影响较大的无疑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1981年,其《盛唐诗》 ( The High T´ang),给予杜甫大量篇幅。1996年,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从上古到1911》出版。这部一千两百余页的长篇巨著选取了从先秦至清代的以诗歌为主的各类作品六百余首(篇),可谓集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之大成。在该选集中,名家和名篇仍是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以唐代部分来看,王维、李白、杜甫三家的作品入选91首,其中杜甫36首,独居第一。

杜甫诗歌在东欧以及其他非英语地区亦广有流传。据张忠纲教授统计,对杜诗的翻译、研究尚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捷克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俄文。③尤其在俄文世界,杜甫研究成就卓越。1954年谢列布里亚科夫文发表了他以《8世纪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为题的副博士论文摘要。1955年苏联首次发行《杜甫诗集》,该诗集由吉托维奇与人合作翻译,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写序。序言介绍了杜甫生活、创作的时代、历史背景,并结合杜甫生平从思想意义上分析了杜甫不同时期的重点诗歌,例如《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客至》等。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以前,杜甫并不太受西方欢迎,对杜甫研究及其诗歌翻译较少。以美国译介中国古诗为例,与李白、王维和寒山等诗作相比,对杜甫诗作的关注显得较为冷清。其原因在于杜甫诗作富含诗人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深刻关注,语言精巧深邃,典故较多,译者难于驾驭读者不易理解。而到20世纪后半期以后,经过中西文化频繁交流与激烈碰撞,杜甫的地位逐渐上升,杜诗的传播已经日益成为中西文学交流中日益关注的焦点。

二、崇拜中的寂寞

20世纪中期,杜甫已经广为西方所接受。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标志着杜甫的影响已经跨过诗学界限、超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美国现代诗人、翻译家王红公( Kenneth Rexroth)也对杜甫推崇备至。他说:“杜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为超越,至少他更为自然、更为亲切。”刘若愚《中国诗学》评论说:“一种语言的最伟大诗人,像莎士比亚与杜甫,不仅比其他任何诗人都更广大更深入地探索人类经验的境界,而且也将该语言的领域扩大。次等诗人可能探索人类的经验远超过语言,例如华兹华斯或白居易;或者与这相反,例如李商隐和马拉美。”将杜甫比作西方的莎士比亚,已成为人们共识。

至80年代,宇文所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他说:“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已经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经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刘若愚、宇文所安认为杜甫已经超越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高瞻出杜甫伟大的历史地位,代表着西方汉学对杜甫的最高评价。

然而,在宇文所安眼中,杜甫尽管很“伟大”,但这种“伟大”却充满着莫名的文化隔阂。他说:“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即虚幻想象的诗人。”这个评价实在不足以担当“伟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杜甫有各种称誉与头衔。宋代以后,即广泛流传“每饭不忘君”、“集大成”、“诗史”、“诗圣”、“老杜似孟子”等赞誉。在宋人眼中,杜甫成为历代诗人之冠冕,诗歌本身并不是唯一原因。陈俊卿《(巩/石)溪诗话序》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杜甫为诗人“冠冕”,固然有其诗艺上“句法森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其思想上体现出“未尝一日忘朝廷”的忠君之义。可以说,“没有这种忠君之心,仅有‘句法森严’是不可能成为宋人心中‘诗人冠冕’的。”

宇文所安对杜甫的理解,其实充满着一种文化的误解。“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表白“君如尧舜,臣如稷契”的政治理想,宇文却认为是杜甫“希望像后稷和契一样,成为伟大家族的创立者”。作为一个以“忠君”名世的诗人,宇文所安的解读实在是让杜甫情何以堪?

尽管王红公甚至认为杜甫超越了但丁与莎士比亚,但他眼中的杜甫仍然充满了文化的过滤与切割。在王红公的35首杜甫诗译文中,有15首就集中捕捉隐士对于大自然之静穆的敏锐感受。保罗·坎曾经形容王红公译诗中的杜甫形象:“这个杜甫是个生活方式简单的人,对大自然的迹象眼光敏锐,并且能清楚地感受到在自然界的巨大无畴之中人类活动的渺小。”这个形象同时也是美国乃至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隐士形象。通过王红公的译诗,“英语读者根本无从想象杜甫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杜甫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即使是王红公本人,他对杜甫的人格仍然有一些不敢苟同,并认为杜甫的儒家思想太过迂腐。

西方人眼中的杜诗,仍然与中国传统存在极大的差距。他们在阐释杜诗中,他们欣赏的是杜诗中充满神奇想象,强烈表现自我的作品。如《渼陂行》,国内学界皆未置评。然而在西方,莫芝宜佳与宇文所安都不约而同地给予大量篇幅论述,并将之作为杜甫标志性的代表作。宇文所安强调这首在诗歌创作上的超越性质和创新性,惊叹其对于众神狂欢的光怪陆离幻想的描写;而莫芝宜佳则认为这首诗歌的主题“从现实世界向魔幻般艺术的水下世界转换最后回到现实世界”,并看到了一种比现实的景象要优美、深邃而又短暂的艺术画面。该诗之所以在西方受到的意外推崇,正反映了西方在杜诗认同取向的文化差异。

尽管杜甫在西方已获得崇高地位,但这种地位仿佛是在神坛上被人高高地祭奠着。在中国古诗之中,杜甫以其在语言方面的格律精深、字句锤炼见长而成为最难翻译的诗歌。莫芝宜佳指出:“与李白的情形完全相反,杜甫诗歌的西文译文多不自然准确。诗总是难译的,杜甫就更难驾驭。埃尔温·冯·查德的德文译本从语言上讲很难令人满意。大卫·霍克斯德英文诗译与此相似。只有很少的篇章由汉学家译成了真正的诗。”而关于美国最早的杜甫传记艾斯柯的《杜甫:诗人的自传》,赵毅衡教授亦认为“误译相当多,但影响很大”。杜诗既不能忠实的被传译,则其无法激起西方人普遍的心灵共鸣,则亦势所必然。

三、贬低中的隔阂

尽管有不少西方汉学家将杜甫比作莎士比亚与歌德,但杜甫在西方现实世界的接受状况却非常令人尴尬。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指出:“在中国,杜甫研究就像西方的莎士比亚研究一样历久不衰。可是在西方,杜甫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研究李白、王维、白居易或苏东坡的论文要比研究杜甫的多得多。人们多推崇李白而批评杜甫。”

西方推崇杜甫的同时,对杜甫的批评与贬低仍然同时并存。在一些西方人看来,杜甫与其被高瞻为“诗圣”,倒不如说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官吏”。A.C.格雷厄姆甚至将杜甫看作一个没有个性、缺乏想象力的诗人,他说:“(杜甫)缺少生死和爱恨这两个永恒主题,同时也缺乏丰富的个人想象力。”而A.R.戴维斯甚至把杜甫看成一个排外的沙文主义者,有一种非艺术的官僚情绪: “很明显,杜甫不能摆脱儒家文学的定势……”在西方人看来,杜甫诗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丰富想象力;缺乏生死爱恨主题。即使是杜诗中所呈现的对国家人民的忠爱之情,也成为西方评论家指责的焦点。

意大利学者埃科指出,人类在周游、探索、认知世界时,总是携带一定的“背景书籍”。这种“背景书籍”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先人为主的观念,它来自于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传统对认知的遮蔽,“以至于它可以无视旅行者实际所见所闻,而将每件事物用它自己的语言加以介绍和解释。”

西方人在理解杜甫与杜诗时,无法避免地携带与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背景书籍”。莫芝宜佳指出:“与西方相反,在中国,国家与家庭永远占据着优先地位,而西方却是个人。”这两种不同的“先见”背景,无疑决定了西方人在阅读杜甫时,看到的是另一个杜甫。

正是西方人在阅读杜诗时背景差异的存在,杜甫已经不再是伟大的“诗圣”,而是一个仅仅关心自己仕途与生活的普通官僚。“杜甫的诗歌只有两个主题:他的疾病和他的官场失意。强烈的自我怜悯几乎成了识别杜甫诗作的标志”,“在他的悼亡诗中,在极度哀伤的瞬间会突然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精力充沛的人物,这人在大声悲哭,然而悲哭的对象不是死者,却是诗人自己”。

《上水遣[来自wWw.lw5u.coM]怀》是杜甫晚年的诗作。诗云:“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驱驰四海内,童稚日糊口。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低颜下邑地,故人知善诱。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从这首诗歌中,西方人读出的形象是:“他像是一个可笑或不知羞耻的老头,精神错乱或因严重腹泻卧床不起。他声明,他已丢掉了所有的羞耻心,只想保住性命。……以这样一个病态的醉鬼形象出现在一条船上,所有的食物都使他反胃,四周堆满了脏兮兮的空酒瓶。”杜甫何辜,遭此诋毁。

杜甫对李白的崇敬与推尊,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的《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在宇文所安看来,这是杜甫的“正话反说”,“在颂扬中含蓄委婉地贬抑”了李白。宇文认为“白也诗无敌”,是采用了《论语》中孑L子对颜回的称赞句式,杜甫化用该句,用的是“一个长辈谈起年轻人时的那种爱护亲昵的口吻”,这表明杜甫“已经摆出一副无可争议的师尊即孔子的样子讲话了”。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杜甫的颂扬却使李白得不偿失。庾信被扣留北部,郁郁而居,官至开府,他这种无依无靠的境遇可能会让人想到‘飘然’一词意义黯然的一面。鲍照死于乱军之中,官至参军”。“在前四行诗中,杜甫把李白与四个人相提并论:一个是年轻早死,一个是自杀身死,一个是晚年被扣滞留他乡的诗人,还有一个则是为乱军所杀的诗人。”杜甫将李白比作庾信、鲍照,实质就是咒诅李白如他们一样非正常死亡。除了宇文所安,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如此揣测杜甫。

在西方文化视野下,杜甫诗歌本来意义已经遭到无限的曲解与延伸。《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表达的是一种无助的漂泊、孤寂与冷清,詹姆斯,刘则相反,把鸥鸟看成是自由的象征。鸥鸟诚然可以在天地间自由翱翔,但杜甫并未取其自由之意,而是自伤自己之漂泊无依。《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句,饱含着对乱中苍生深切怜悯以及对权贵醉生梦死的谴责。然而在德国人看来,“他见到尸体堆积如山,还有许多的受伤者;到家后,还因腹泄不得不卧床数日。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修辞手段。除此能作何解?”一句轻描淡写的“修辞手段”,抹杀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

律诗的成就代表着杜甫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西方人认为律诗的规则太严,晦涩、不自然。如约翰.C王批评律诗中的对仗只是一种静态的表现形式:“由于诗的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要求工整对仗,这就使得这种诗不可能成为进展性叙述体,而只能成为一种理想的静止形式,用以表现诗的观念画面状态,因此,《秋兴》中的每一首诗都是静态的田园诗。”律诗中标志性的对仗,在现代的西方评论家眼中则是缺乏生气与创造性的表现。

结束语:文化过滤与杜诗理解的变形

长久以来,东西方文学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导致了在相互接受过程中的差异。叶维廉先生曾经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当一只青蛙试图告诉他的好友——无法离开水域的鱼,有关陆地世界的一切时,鱼所理解的鸟只能是一条长了翅膀腾空而飞的鱼,鱼所理解的车也只能是鱼的腹部长出了四个轮子。这个寓言表明,所有认知活动,都必须有意无意以某一模子为起点。没有见过人的鱼,必须依赖它本身的‘模子’,它所熟悉的样式去构思人”。

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遥远想象同样如此。钱钟书先生因此云:“在那些西洋批评家眼里,词气豪放的李白、思力深刻的杜甫、议论畅快的白居易、比喻络绎的苏轼——且不提韩愈、李商隐等人——都给‘神韵’淡远的王维、韦应物同化了……西洋批评家看五光十色的中国旧诗都成为韦尔兰所向往的‘灰黯的诗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诗歌都是西方模子中理想诗歌的注脚。杜诗经典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曲解与变异,正是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发生变异的结果。

西方对杜诗理解的隔阂正是源于文化的隔阂。闻一多先生言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揭示出杜诗背后所浸蕴的是整个中华文化。莫砺锋先生指出:“杜甫的世界意义正是深深地植根于他为之贡献一生的中华文化之中。……一部杜诗,其终极价值正在于他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最生动、最丰富的阐释。”因此,欲理解杜诗,必先对杜诗所承载的文化因素有着深切的了解。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对杜诗的理解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历史趋势来看,文化的隔阂终将会随着人类的日益密切的交流而打破。21世纪正是世界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正如乐黛云教授指出:“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杜诗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份量之重,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杜诗的传播必然会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居重要地位,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基金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代杜诗阐释学》( 09YJC7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