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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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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杜甫“诗史”在宋代的接受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61        返回列表

黎清

[摘要] 本文拟从“诗史”内涵的阐释与接受、笺注杜诗中的“诗史”接受及诗歌创作中对“诗史”的接受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以期全面而深入地反映杜甫“诗史”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同时通过论述,我们认识到,宋人对杜甫“诗史”的接受,一方面提升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最终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品质。

[关键词] 杜甫诗史 宋代接受

杜诗被称为“诗史”在唐代便已出现,然而流传却非常有限,目前仅见于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中,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诗史’”。然而到了宋代,人们纷纷开始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开掘杜诗中的“诗史”特质,广泛地接受“诗史”之说,并最终使“诗史”成为杜诗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么,宋人究竟从哪些方面对杜甫“诗史”进行了接受呢?本文将主要从“诗史”内涵的阐释与接受、笺注杜诗中的“诗史”接受及诗歌创作中的“诗史”接受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诗史”内涵的阐释与接受

对于何为“诗史”,唐代的孟綮认识还较为简单,仅仅认为杜诗中那些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便可称之为“诗史”。到了宋代,人们在接受孟綮“诗史”说的同时,对什么是“诗史”作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阐释与接受,极大地扩展了杜甫“诗史”的内涵。宋人对“诗史”内涵的阐释与接受,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

首先,表现在对诗歌内容的阐释上,即反映什么内容的杜诗可称之为“诗史”。对此,宋初的宋祁在撰写《新唐书·杜甫传》时,于赞语中就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这里,宋祁将杜甫“善陈时事”,即反映时事的诗歌均称为“诗史”。与孟綮的“诗史”说相比,宋祁所说的“时事”就不仅仅包括了杜甫那些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其它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诗歌,这无疑扩大了“诗史”的范畴。

宋祁的这一“诗史”观,在宋代不乏响应者,如李复在《与侯谟秀才》中便说“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见当时事”,陈岩肖亦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等等。都认为杜诗因反映“时事”,所以被称作“诗史”。

除此以外,宋人还将杜甫一些表达个人情感的诗也称之为“诗史”。如陈以庄在《方是闲居士小稿跋》中云:“杜陵野老饥寒流落,一诗一咏未尝忘君,天下后世谓之诗史”,将杜甫那些“未尝忘君”、具有忠君思想的诗谓之为“诗史”;魏了翁亦将杜甫抒发兴废交替之感的诗称为“诗史”,云:“杜少陵所为,号诗史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而胡宗愈甚至还将杜甫表达个人忧愤、好恶等情感的诗也称为“诗史”,他在《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中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宋人之所以将杜甫这些表达个人情感的诗也称之为“诗史”,用胡宗愈的话说那是因为“读之可以知其世”。诗人抒发的某些情感可以看作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投射,掌握这些情感变化,能够让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现实,具有史的价值,因此亦可将它们称为“诗史”。如果说“时事”还有迹可循的话,那么个人情感的变化则较难坐实,如此一来,这就为杜甫“诗史”的阐释与接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其次,表现在对杜诗史学品质的阐释上,即杜诗具有哪些史学品质因而被称为“诗史”。真实性是历史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对此宋人认为,被称为“诗史”的杜诗便具有这一特质,并纷纷加以阐释。如王得臣《麈史》卷中云: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日:“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辞,如“峻极于天”之谓也。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

这里,王得臣由白居易诗过于注重夸张而不顾其真实性生发开来,认为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那是由于其遵循真实、客观的原则,一切从“实录”出发。

而李格非认为杜诗被称为“诗史”,亦在于其“诚实”,真实的在诗中反映个人真实情感与历史事实。据惠洪《冷斋夜话》中记载: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日:“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杜甫“诗史”的真实性,是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并非穿凿而来。对此,洪迈在《夷坚志》中有相关记载:

绍兴十六年,林熙载自温州赴福州侯官簿,道过平阳智觉寺,见殿一角无鸱吻,问诸僧,僧日:“昔日双鹳巢其上,近为雷所震,有蛇蜕甚大,怪之未敢葺。”僧因言: “寺素多鹳,殿之前大松上三鹳共一巢。数年前,巨蛇登木食其雏,鹳不能御,皆舍去。俄顷,引同类盘旋空中,悲鸣徘徊,至暮始散。明日复集次,一健鹘自天末径至,直入其巢,蛇犹未去,鹘以爪击之,其声革革然。少选飞起,已复下,如是数反。蛇裂为三四,鹘亦不食而去。”林诵老杜《义鹘行》示之,始验诗史之言,信而有证。

可见,杜甫创作《义鹘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其观察亦细致入微。其诗可谓是“信而有证”,“诗史”之名不诬。

对于杜诗的真实性,宋人除正面进行论述外,还从反面来加以阐释,如孙奕在《示儿编》卷十三之“瘴疠地”条中就说“少陵号诗史,必不妄言,当是传写之误”,姚宽于《西溪丛语》卷上亦云“贡父博洽,何为不知杜谓之诗史,未尝误用事”。他们认为,称为“诗史”的杜诗在“用事”时是不会“妄言”和出现错误的,其真实性应不容置疑。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传传统和春秋笔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与追求。宋人在阐释杜诗的史学品质时,便认为杜甫“诗史”是与史传传统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一字以褒贬”春秋笔法的深刻内涵。

就史传传统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毫无疑问具有典范意义。在宋代,有人就将杜甫比作为司马迁。如苏轼与毕仲游,他们均认为杜甫“似司马迁”;王十朋亦在《诗史堂》一诗中云: “谁镌堂上石,光艳少陵章。莫作诗人看,斯文似子长。”认为杜甫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更是一位像司马迁一样伟大的史家。

在史传传统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对它的选择往往会有深刻的含义,或反应历史事件的重大,或为“后世有所考其行止”,等等。杜甫在他的一些诗中非常注重对时间的选择,这类诗亦被认为是“史笔森严”之作。如黄彻在《蛩溪诗话》卷一中就说:“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又《戏友》二诗:‘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这里多次提到“元年建巳月”,是因为肃宗上元三年,诏年号去上元止称元年,复以斗建之辰称月,盖法上古之制。杜甫特于此以“元年建巳月”为称,乃记肃宗法上古之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此外,有人还从叙事的角度认为杜诗“若史传”,如李复在《与侯谟秀才》中就说杜诗之叙事,“亦若史传矣”。

最后,李遐年与文天祥还从春秋笔法的高度阐释了杜诗的史学品质。周焯于《清波杂志》卷第十一记李遐年语,日:

辉复考少陵诗史,专赋梅才二篇,因他泛及者固多,取专赋略泛及则所得甚鲜,若并取之又有疑焉。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日: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

而文天祥在《文信国集杜诗原序》中,亦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

这里,李遐年和文天祥都认为,杜诗之所以称为“诗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诗中蕴含了杜甫寓褒贬于一字的深意,体现春秋笔法。

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六经”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春秋》即名列其中。在古代文献分类中,也依次分为:经、史、子、集,史亦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上宋人将杜甫“诗史”上升至史传传统与春秋笔法的高度,使其与经、史并肩,可以说极大地提升了杜甫及其“诗史”的地位。

前面,宋人对杜甫“诗史”内涵分别从诗歌内容及史学品质进行了阐述,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必要提到邵雍。针对当时盛行的“诗史”之说,邵雍还写了一首《诗史吟》,云:

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霸时,其人长如存。百千万亿年,其事长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齐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训子孙。可以尊万乘,可以严三军。可以进讽谏,可以扬功默。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亲。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可以赞天地,可以感鬼神。规人何切切,诲人何谆谆。送人何恋恋,赠人何憨憨。无岁无嘉节,无月无嘉辰。无时无嘉景,无日无嘉宾。樽中有美禄,坐上无妖氛。胸中有关物,心上无埃尘。忍不用大笔.书字如车轮。三千有余首,布为天下畚。

在诗中,邵雍表达了自己对“诗史”的认识,在其看来,“诗史”善于历史记载,因为其更“长于造其真”,且无所不包,与《诗经》“厚人伦,美教化”的传统亦一脉相承。这里,邵雍[来自www.lW5U.com]亦将“诗史”提升[来自wwW.Lw5u.com]到与“经”并肩的高度。

宋人在接受“诗史”说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容过程,而是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渗入了自己的许多理解。他们对“诗史”内涵的阐释,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讲,较之唐代均有极大的扩展。同时,这又为后世认识、接受“诗史”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借鉴。

二、笺注杜诗中的“诗史”接受

宋代,由于杜甫在诗坛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其“诗史”讲究“字字有证据”、有来处等原因,笺注杜诗之风非常盛行。当时便有百家注、千家集注之名,甚至还出现了假托名人笺注以利“出版”的现象。对此,郭知达在《校定集注杜诗序》中就说:“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致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傅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而刘壕《隐居通议》卷七亦记载:“家藏小册一本,字画甚古,题日《东坡老杜诗史事实》。”@可见其时确实出现过假托苏轼之名笺注杜诗进行“出版”的情况。宋人在笺注杜诗的过程中,通过一些具体举措,接受和传播了杜甫的“诗史”之说。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直接以“诗史”为题指称杜诗。如:黄希、黄鹤父子所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方醇道《类集杜甫诗史》,以及陈禹锡之《史注诗史》等等。

一是引诗注史,乃知杜诗“真诗史”。蔡梦弼在《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中,注“坐客寒无毡”云:“按《唐书·郑虔传》,‘虔在官,贫约澹如也’,乃引杜甫尝赠以诗日‘才名三十载,坐客寒无毡’,则知公之作真诗史矣。”

一是以诗补史, “信其为诗史也”。黄鹤在《补注杜诗》卷十九中,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云:

《旧史》 (笔者按,指《旧唐书》)言,至德初,英义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仆卿。《新史》 (笔者按,指《新唐书》)言,安禄山乱,拜秦州都督,陇右采访,至德二载加陇右节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与太仆卿。公此诗题日“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殆有补于二史之缺,信其为诗史也。

这里黄鹤认为,杜诗能补史书记载之缺漏,将其称为“诗史”确实是名至实归。

一是以史注诗,亦信其为“诗史”。例如,王彦辅在《增注杜工部诗序》中说:“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其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为诗史,信哉!”刘克庄在《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中亦说: “禹锡专以新、旧《唐史》为案,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诗史》。”通过以史注诗的方式,体现了杜诗所具有的“诗史”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宋人在笺注杜诗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肆意发挥、穿凿附会、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情况。如《洪驹父诗话》中就记载:

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辣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佛经称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师名,故诗曰:“何阶子方便。”又日“吾亦师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诗僧。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乃云:虎头,僧像;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

如此笺注无疑有碍于人们对杜诗的理解,对杜甫“诗史”的接受也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杜诗“诗史”传播与接受的广泛,并由此引发人们纷纷想从杜诗中挖掘其“史”的内涵。

总之,对杜诗的各种笺注不仅扩大了杜甫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而且也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其“诗史”特性的认识。

三、诗歌创作中的“诗史”接受

在宋代,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对杜甫“诗史”也进行了接受,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南宋末期。这一时期,面对赵宋王朝覆亡、元蒙入主中原残酷而动荡的现实,宋人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身心飘零之感,于是觅得杜甫这位异代知音,在诗歌创作中纷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诗史”意识,从而掀起了诗歌创作上“诗史”接受的高潮。在创作中,对杜甫“诗史”进行接受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天祥和汪元量。

在宋室行将覆亡之时,文天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组织义兵勤王,最终因失败而殉国。他被执囚禁于狱中时,创作了大量的集杜诗,后人编为《文信公集杜诗》,又名为《文山诗史》。文天祥在《集杜诗自序》中说:

子关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予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

四库馆臣在《文信公集杜诗提要》中,亦称:

专集杜句而成。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

这里,文天祥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隔世知音,其集杜诗“专集杜句而成”,详细记载时事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由此反映动荡年代的“世变人事”。正因如此,文天祥的集杜诗亦被称为《文山诗史》,径直以“诗史”为名。他不仅赞同将杜诗称为诗史,而且还希望自己的诗能够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有补于史书,诚然如四库馆臣所云,“不愧诗史之目”。

汪元量本为宫中一琴师,然而遭遇历史巨变,其诗亦呈现出“诗史”特性,时人对此多有论及,如马廷鸾云:

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复作,不能为元量吐一语,因题其集日《诗史》。李珏亦云:

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欷献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

以上马廷鸾与李珏均将汪元量之诗目为“诗史”,而李珏更是认为汪元量的诗是“鼓吹草堂者”,是“宋亡之诗史”,与杜甫诗史一脉相承。可见,汪元量在诗歌创作中亦接受了杜甫“诗史”的影响。

结论

纵观杜甫“诗史”在宋代的接受,我们认为:宋代“诗史”接受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了理论构建的层面,对“诗史”内涵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又包括了具体操作的层面,这就是在笺注杜诗与诗歌创作实践中对杜甫“诗史”进行了接受。这些都为杜诗“诗史”品质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从此,“诗史”便成为杜诗接受中一个固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同时,在接受过程中将杜甫“诗史”上升为一字以褒贬的“春秋之法”的高度,又极大地提升了杜甫及其诗在诗坛的地位。此后,虽然明、清出现过少数人否定杜甫“诗史”的观点,如杨慎就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但是,这些从未成为杜甫“诗史”接受的主流,杜甫“诗史”之誉,仍广为为人们所接受,历经千年而不衰。

责任编辑 刘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