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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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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杜诗选注和评点的特色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46        返回列表

王燕飞

[摘要] 明代杜诗学是杜诗学研究史上的黯淡时期,产生的杜诗全集性注本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明人对杜诗的选注和评点却独具特色,代表了明代杜诗学的主要特点。本文从三个大的方面具体探讨了明代杜诗选注和评点的特点,以期从总体上对明代杜诗学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由此也希望给明代杜诗学在杜诗学史的地位做出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明代杜诗选注评点 特点

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从中唐开始,杜甫及其诗歌就受到诗坛的关注,成为诗人们学习的对象。同时,对杜诗的整理和研究也不断展开,至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成为杜诗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元明时期,论诗重视诗法格调,杜律被奉为诗歌创作的圭臬。明末清初,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大变革之后,文人士大夫将目光投向了杜诗,注杜、选杜、评杜、学杜之风大盛,由此形成了杜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

相对于宋、清两代丰硕的杜诗学成果,明代是杜诗学史上的衰落时期,但并不代表明代杜诗学没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周采泉先生在《杜集书录·序》中说:“从宋代直到近代,每一时代各有不同的研究风尚:宋代重在辑佚和编年,元明重在选隽解律,清代重在集注批点,近代则重在论述分析。然不论各自的见解高低,收获多寡,对于杜诗的研究,他们都曾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郑庆笃等先生也说:“元明两季,则侧重于选注、评点,……此间于杜律尤为著力。”均指出明代侧重于杜律的选注和评点。据统计,明代的杜诗学文献约有171种,关于杜诗的选本及评点本约有61种,由此可见明代人对于杜诗的特殊偏好。那么,明人对于杜诗的选注和评点有什么特点?杜诗学界对此研究不足,本文试做一番探讨,以期就正于方家。

从明代杜诗的选录和评点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选录形式多样,以律诗为主。

宋代集中于对杜诗全集的整理,主要在杜集的搜集、校勘、编年、注释等方面。宋末元初人方回编选《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首开律诗选本的风气。进入元代,出现了专门选录杜甫律诗的著作,如张性的《杜律演义》,赵济的《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明人袭元人风气,大选杜律,进行注释、批点、补注等工作。明代对杜诗的选录,有古诗选本、五言律诗选本、七言律诗选本,五七言律诗合选本等形式,但从总体上看以七言律诗选本为主。看下表:

在六十种杜诗选本中,七言律诗选本诗和五七言律诗合选本以及选诗体裁不详有二十三种,占近四成。如果加上五言律中的以杜律命名的选本,计有四十二种,律诗约占七成,由此可见明代人对于杜律的特殊喜好。

(二)评点内容要言不烦,多贬抑性批语。

宋末元初人刘辰翁开创杜诗评点一派,明人倡其风气,出现了九种杜诗评点本⑤,从现存的各个评点本来看,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宋人注诗均在句下,刘批皆在篇末,另以方框标‘批’字,此为创格,句下多有批语,短或一字尽意,多也不过三言两语,圈点并用。这种形式被后代普遍接受,成为评点的标准格式。”⑥后代接受了刘辰翁开创的这种批点形式,但并未尊为“标准格式”而亦步亦趋。明代对杜诗的批点就多有不同。如刘氏批语多在篇末,明人往往多用眉批,或者在诗句旁边下批语,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批”等字眼标出。明代的批点大多也有圈点,往往用“〇”、“●”、“、”等符号将诗句或词语标出。有的还在诗句、词语的右边划一竖线,表明作者的喜好,这也是和刘氏批点不同的地方。

其次,相较于刘辰翁对杜诗系统的评点,明人评点杜诗多用概括性的语言,并且往往以简单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词语概括。肯定性词语,如徐渭《批点杜工部集》中的“好”、“妙”、“自好”、“细读好”等。郑善夫《批点杜诗》中的“好”、 “纯好”、“朴得妙”等,否定性词语,如徐渭《批点杜工部集》中的“平”、“凡”、“平常”、“粗”、“凑”等,郑善夫《批点杜诗》中的“陋”、“陋俗”、“拙”、“无味”、“陋弱”、“不成语”、“大谬语”等,郭正域《批点杜工部七言律》中的“肥浊”、“嫩”、“浅”等。

最后,明人善于运用一些批评套语或特定句式来评点杜诗。郭正域反复用同一词语来批点,如“善叙事”出现了十八次,“清空一气如话”出现了十七次,“撰句”出现了十四次,可见郭正域对于好诗、劣诗自有几个固定的评价标准。徐渭在批点中善于运用特定的句式来批点。对于自己不甚理解之处,他往往以“……何谓”的句式批点。如对《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用宽其意》一诗“燕南吹畎亩”一句的“吹”字,徐渭不甚理解,于是批点到:“‘吹’何谓?”同样,对于《上韦左相二十韵》中的“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两句,徐渭亦觉得难以理解,批点称此句“何谓?”而对于杜诗中瑕瑜互见之诗,徐渭则往往以“虽好,……”的句式批之。如批《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行路难如此,登楼望欲迷”两句云“虽好,似有痕迹”;批《阆山歌》之“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称“虽好,觉粗口”等等。对于组诗的批点,则喜用“全取,……”句式褒扬之。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即是如此。

有研究者对徐批本进行了统计,在常用的四十七条批语中,有二十四条是贬抑性批语,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是褒扬性批语的两倍。如果将“中性批语”也看做是对杜诗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的比例将会更大。其实,不唯徐渭,郑善夫、郭正域等人的批语也呈现出批评多于褒扬的倾向。这种在杜诗学史上出现的以评点方式“贬杜”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时代和学术背景以及在当代和对后世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各个时期人们的杜诗学观点以及杜诗学在不同时期的演进,甚至是各个时期诗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当有帮助。

明代对于杜诗的注释内容及方法不同于前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赋、比、兴”注杜诗

朱熹《诗集传》以“赋、比、兴”解《诗》,元明之人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因此注释杜诗时常常标以“赋、比、兴”之语。章美中《杜工部五七言律诗序》日:“读杜者容有以文害词,以词害意,而于少陵作诗之旨多或昧之。惟伯生、子常二注,最为鲜明。支分句解,挈旨探原,宛然朱子释《诗》家法。”王弼《杜诗长古注解序》:“杜诗之注,至千百家,若近代虞邵庵注杜律,实用文公注三百篇法。……今先生之注,又用虞法而益精以核者也。”都指出了元人注释杜诗受朱熹解经的影响。

明代第一部全集性的杜诗注本《读杜诗愚得》即以“赋、比、兴”注杜诗。在《自序》中,单复云:“余于暇日辄取杜子长短、古、律诗,读每篇,必先考其出处之岁月、地理、时事,以著‘诗史’之实录。次乃虚心玩味,以‘三百篇’赋、比、兴例,分节、段以详其作诗命意之由,及遣词用事之故。且于承接转换照应处,略为之说。”在《凡例》中,单复再次明确了该点,日:“《愚得》于长短、古、律诗,仿朱子说《诗》、《骚》,赋、比、兴例分段,以详作诗命意之由,及遣词用事之故,且于承接相照应处,略提掇其紧要字面。”可见,单复注释杜诗,主要是仿照朱熹注《诗》、《骚》的体例,在注释杜诗时给每首诗标以“赋也”、“比也”、“兴也”,或“赋而比也”、“兴兼赋也”等语,并给诗歌分章节,阐述诗意。此例一开,后来的杜诗选本和评点本就承袭了这种注释的方式,往往也用“赋、比、兴”的方式注释杜诗。如王维桢《杜律颇解》、张艇《杜工部诗通》、颜廷榘《杜律意笺》等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但是以“赋、比、兴”注释杜诗,遭到了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清人的批评,四库馆臣在评价单复《读杜诗愚得》时说:“至每篇仿《诗传》之例,注‘兴也’、‘赋也’、 ‘比也’字,尤多所牵合矣。”所论不无道理。即便如此,以“赋、比、兴”注释杜诗还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著名的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注释杜诗时依然采用此法,于此可见以“赋、比、兴”注释杜诗的深远影响。

(二)注重结构分析和大意阐释

关于杜诗分章、分段,仇兆鳌指出他对杜诗的分章、分段主要取法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分法。其实,明代在诗歌注释方面已经明显表现出受朱熹《诗集传》影响[来自wWw.lW5u.CoM]的迹象。对于杜诗的分节,最有名的是张挺的《杜工部诗通》。例如杜甫的名作《兵车行》,在注释完诗中的字词后,张挺对该诗进行了分节,云:

此因明皇开边,民苦于行役而作。“车辚辚”至“干云霄”七句为一节,言点民为兵,送别悲楚之状。“道旁”至“犬与鸡”十四句为第二节,言明皇黩武不已,致民久役于外,生业俱废,此行役所以可悲者也。 “长者”至“百草”十句为第三节,申说上节之意,征役不休而税敛复急,民皆无以聊生也。 “君不见”至篇末四句,则言前后没边之鬼含冤号哭于远地阴雨之野,以极其痛楚焉。

张氏将全诗分作四节,并概括各节大意。又如《洗兵马》,张艇日:“凡四节,每节12句一换韵。首节言山东、河南俱已收复,惟邺城未下,亦当不日而得,皆由独任朔方之兵成此大功也。……二节言委用得人,诸贤效力,故能拨乱反治,君子不复思隐,小民亦得安生。两君次第回宫,复睹父子之乐。三节言封赏功臣,颇多幸得,亦惟内修又有其人,故寇盗不敢复起而成此中兴之治也。四节言率土既平,诸祥必至,黎献共臣,词人制颂,农民安业皆望雨泽以及时耕种,复祝攻邺军士早归以慰其室家之思。”亦是在分章节的基础上阐释大意。张挺对杜诗的分节,有的采用的是元代范椁的分节方法,但是有时也提出不同的意见。如《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南风作秋声,杀气薄炎炽。盛夏鹰隼击,时危异人至。令弟草中来,苍然请论事。〇诏书引上殿,奋舌动天意。兵法五十家,尔腹为箧笥。应对如转丸,疏通略文字。经纶皆新语,足以正神器。宗庙尚为灰,君臣俱下泪。崆峒地无轴,青海天轩轾。西极最疮痍,连山暗烽燧。〇帝日大布衣,藉卿佐元帅。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归当再前席,适远非历试。须存武威郡,为画长久利。〇孤峰石戴驿,快马金缠辔。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踊跃常人情,惨澹苦士志。安边敌何有,反正计始遂。吾闻驾鼓车,不可用骐骥。龙吟回其头,夹辅待所致。”范德机将此诗分作四节,诗中标“〇”者即是。张挺认为范氏分节不确,当分五节,云:“此诗范分为四节,愚意当分为五节。第一节‘时危异人至’一句是一篇之柱,上三句言时危,下二句言异人至。第二节‘诏书’至‘神器’见异人之实。‘宗庙’至‘烽燧’见时危之实。第三节言上命为安西判官之意,以此地最急且重,非轻用也,所以见时危用异人意。第四节期杜恶安边,反正方为异人,勿似常人踊跃。安西享用之美而已,安边以佐元帅。……末四句为第五节,言异人当有异用,见恶不当,为判官,姑用以安边耳。”后仇兆鳌将此诗分为六节,即采用了张氏阐释杜诗诗意的分法。

和宋人注杜注重杜诗史实的挖掘和字词的训诂不同,明人更侧重于对杜诗大意的阐释。四库馆臣谓张挺《杜工部诗通》“每首先明训诂名物,后诠作意”,谓颜廷榘《杜律意笺》“先用疏释,次加证引”,确为笃论。邵傅的《杜律集解》名为“集”,其实质仍在“解”,亦即阐释诗意。邵氏《凡例》云:“杜公诗中引用典故、山川、名物,集中撮要注释,盖意在发明诗旨耳。若一一举之,不惟难偏且纷。诗义博雅,君子当自类推。”可见邵氏此书意在发明诗旨,因之他注典故史实撮要简录。如《赠献纳起居田舍人澄》:“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捧御筵。晓漏追趋青琐阀,晴窗点检白云篇。”《杜律集解》曰:“四句言其地清切,而司献纳也妆封事付之宫女,使开函御前乃得退食。晓漏会朝,即入侍左右。窗者,舍人之窗。白云篇,不必有所指,所包者广。或谓山林草茅之言,似凿。”赵大纲的《杜律测旨》亦是注文甚简洁,不注典故出处,只简释诗意。如《玉台观》云:“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遂有冯夷来击鼓,始知赢女善吹箫。江光隐见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鹊桥。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樵。”此诗典故较多,而赵大纲《杜律测旨》注释云:“中天积翠,言其山之高也。绛节者,朝上帝之仪也。冯夷得水仙为河伯。《洛神赋》‘冯夷鸣鼓’。赢女,秦穆公女,名弄玉,妻萧史,能吹箫引凤凰至。‘乌鹊桥’,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以会牵牛者也。”解释极为简约。

(三)“以意逆志”方法的运用

关于“以意逆志”说在杜诗学上的意义,孙微先生在《清代杜诗学史》中指出:“清代杜诗学的重点已经发生转移,即从宋、元、明三代释杜的基础上,强调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进行杜诗整体诗意的阐发。与之相适应,清代的注杜多标榜以‘阐’、‘意’乃至‘论文’,表现出开拓的新趋势,即由传统的重‘笺注’转为着重诠释诗意。”台湾学者陈美朱先生则认为“以意逆志”说在清初的杜诗评注本中体现得更为突出, “因为引文中的‘阐’、 ‘意’、 ‘论文’,分别指卢元昌《杜诗阐》、陈式《杜意》与吴见思《杜诗论文》,都是顺治、康熙时期的著作”,“真正比较集中体现出清代评点热点气氛的两家评本——刘浚的《杜诗集评》和卢坤《五色批本杜工部集》虽成于嘉庆年间,但书中所汇集的评家,都是清初顺、康时期的文人”。

其实,通过对明代杜诗注本和评点本做的考查,我们会发现,以“以意逆志”的方法注杜在明代已经开始被当时的学者广泛运用。首先,相对于宋人往往以“注”、“集注”、“笺注”等命名,明人更多的采用“解”、“心解”、“训解”、“颇解”、“通”、“测旨”、“意笺”、“会通”等命名。明末王嗣爽的杜诗注本命名为“杜臆”,在《杜臆原始》中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命名的原因:“草成而命名日臆,臆者,意也。 ‘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迷,多所驳正,恨不起少陵于九京而问之。”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明人为各个注本所做的序跋中找到例证。杨祜《刻杜律单注序》: “元和以降,学律诗者,靡不以甫为宗。刘辰翁、虞集、赵汸之徒,无虑百家,各以所见,为甫注释,甲可乙否,莫由适从。国初剡单复氏参伍错综,以意逆志,撰《读杜愚得》凡若干言,独为集大成云”。张孚敬《杜律训解·再识》亦明确提到孟子的“以意逆志”,云: “夫生于千百载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于千百载之上,不亦难哉。唯孟轲氏有日: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愚觉旧释过赘,遂大削之,能者观焉,则又不如尽削也。”认为用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来注释杜诗是可行的。陈如纶反对用“以意逆志”之法注释杜诗,因此删削诸注,只存白文,刻《杜律》八卷,这也从反面证明当时以“以意逆志”之法注释杜诗的盛况。赵大纲《(杜律测旨)引》云:“春台子日:《杜律测旨》者,测其旨意之大略如此也。少陵诗绪密思深,意在言表,而或以字句牵合附会者,失之矣。昔孟子论读诗之法: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余不能诗,又不自量,于读律之余,辄取前人训解,断以己意,僭为《测旨》。呜呼!以蠡测海,能尽其深乎?而无言神悟,固自有大方家也。若乃证事释文,前人似备,余复不能博云。”自谓《杜律测旨》一书乃本孟子“以意逆志”解诗法测杜诗大略之旨意,重在探求杜诗之深思密绪。朱运昌在给颜廷榘《杜律意笺》所写的《序》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云:“范卿愤诸注之讹舛,另注杜律七言,名之日‘意笺’。疏释详明,考据精确,不钩深,不率意,尽洗浅凿之弊,一尊子舆氏‘以意逆志’之旨,精研所极,往往独诣。”可见,明代人在注释杜诗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注释、阐释杜诗。前人探索在前,才有了明末以“以意逆志”方法阐释杜诗的名著——王嗣夷的《杜臆》,也才有了清初众多踵武明代以“以意逆志”方法注杜、解杜的注本和评点本。

后人认为明代学术空疏,对明代杜诗注本不予重视,加之明代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不如清代显盛,没有出现特别有名的杜诗全集性注本,又因明代杜诗注本多散佚不存,导致后人只看到清人在注杜方法上的创新,从而忽视甚至抹煞了明人在杜诗学史的功绩和贡献,对明人来说,这是极其不公正的评价!

从其他方面看,明代杜诗的选注和评点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对宋元杜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宋代在杜诗的分体、分类、编年等方面已经齐备,从流传下来的宋代九种杜诗注本我们可以看出。分体本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和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分类本如《分门增广集注杜诗》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编年本如托名王状元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和蔡梦弼的《草堂诗笺》。降及金、元、明、清各个朝代,杜诗的版本均从这三个大系统变化而出。元代注杜诗全集者不多,流传下来的也不存其一。元代主要以选注本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是托名虞集的《杜律虞注》和赵汸《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杜律虞注》版本系统较复杂,有编年体、有分类体;《类注杜工部五言律诗》则以分类编次。明代不论是全集注本还是选本和批点本,也大多沿袭宋、元人的体例。全集性注本如单复的《读杜诗愚得》就是以千家注为底本的编年体。张挺的《杜工部诗通》是在元代范柠《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基础之上的深加工。张挺认为范氏的批选过于简略,且编年尤其简单,因此张氏在范氏所选杜诗三百十一首的基础上增加三十余首,着重在编年方面对杜诗进行了次序的调整和考证,同时注释也更加详细。又如许宗鲁编、陈如纶同辑的《杜工部诗》,[来自WwW.lw5u.Com]白文无注,分门类,但与宋人所分门类又略有不同。如《解闷诗》原为十二首,今以五首人“果实门”,二首入“绝句”。这些都体现了明人对于宋元杜诗学在继承中的发展。

其次,从底本的选择方面看,明人或翻印前代比较有名的杜诗注本,或以前代注本为依据,进行注释、增补的工作。其中,明代人翻印元代《杜律虞注》的版本最多。周采泉《杜集书录》著录明代刻印该书的版本十种,并感叹:“周弘祖《古今书刻》统计各府、院、行省,有明一代所刻杜集凡二十四种,而《杜律虞注》,竞居六分之一,名称杂乱,不复胪列。”明人喜好选注杜律,这种现象和翻刻《杜律虞注》的数量之多不无关系。同时,对刘辰翁批点杜诗本的翻刻也刺激了明代批点本的盛行。以前代注本为依据进行注释或增补工作的,如张挺的《杜工部诗通》依据的底本是元代范椁的《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张孚敬《杜律训解》则以元代张性的《杜律演义》为蓝本。

再次,对于“伪虞注”的批判。明人已经注意到《杜律虞注》的真伪问题,在刻印时往往在该书的序或跋中指出。黎近《(杜律演义)序》称:“鉴世者以注少陵诗者非一,皆不如吾乡先进士张伯成《七言律诗演义》。……然近时江阴诸处以为虞文靖公注而刻板盛行,谬矣!其《桃树》等篇,‘车行万里’等句,又有数字之谬焉。吾临川固有刻本,且首载曾昂夫吴伯庆所著《伯成传》并《挽词》,叙述所以作《演义》甚悉。奈何以之厚诬虞公哉!按文靖早居禁近,继掌丝纶,尝欲厘析《诗》《书》、汇正《三礼》弗暇,独暇为此乎?昨少师杨文贞公固疑此注非虞,惜不知其为伯成耳!‘嫁白诡坡’自惜难免哉!唏,世儒率以文章为学者末务,诗律乃近体新声,殊不思《尚书》固古人所作之文,四《诗》兼闾阎鄙谚之语,圣人笔之为经,大道赖之有传也。后世复有‘六经’著作,杜律可无?而伯成之注庸废哉?因辩而证之,庶文靖得释其诬,而伯成之功弗昧云。天顺丁丑秋黎近久大序。”黎近已经认识到《杜律虞注》之伪的问题,并作了详细的辩证。明弘治进士董圯《鲍刻赵子常(选杜律五言序)》亦云:“此编出山东赵子常氏。独取杜五言律分类附注,诗家谓可与《七言律虞注》并传,而未有梓之者,近始梓于鲍氏。然余曾闻长老先生言:虞注亦后人依托为之者,非伯生自注。”也指出了《杜律虞注》作者不是虞集。明末颜廷榘的《杜律意笺》对伪虞注也进行了批判,并在笺注杜诗时以眉批的方式对伪虞注的注释表达了不同意见。可见整个明代,不管是刊刻者,还是注释杜诗者,都认识到了“伪虞注”的问题。

另外,在笺释杜诗的方法上,宋人注释杜诗主要采用“知人论世”、 “以杜证杜”等方法,明人不仅继承了宋人这些方法,而且又采用“以意逆志”等方法笺注杜诗,在方法论上又进一步。

(二)选批者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考察了产生唐诗选本的地理环境,认为,古代的唐诗选本一般都比较集中在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几个省市,其次是福建、广东、湖北、江西、安徽等。并分析了四点原因:一是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二是地理环境的差别;三是诗坛盟主的影响;四是地方传统的沿袭。明代的杜诗选本和唐诗选本存在着交集的部分。通过对明代选杜作者籍贯的统计,我们发现,明代的选杜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和福建、安徽等地,见下表:

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以上孙著中提到的四点原因之外,也和当地的文学传统及历代刻书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好文的风尚必将影响到对前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模仿。通过选注和评点杜诗,细心揣摩和学习,提高自己。再者,以上地区也有注释评论杜诗的传统。如《杜工部草堂诗笺》的作者蔡梦弼是建安人,即今福建建瓯人;《杜工部诗年谱》的作者鲁岩是嘉兴人,即今浙江嘉兴人;《诸家老杜诗评》的作者方深道是兴华人,即今福建莆田人。这种注释评论杜诗的传统也代代相传,历久弥盛。第三,浙江、福建是我国古代的刻书中心,繁盛的刻书事业对于杜集的刊刻和流布也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叶梦得《石林燕语》曾谈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浙江地区印本质量之好。福建刻书虽质量不好,然而成书快,销售好,遍布天下,甚至远销海外。到了明朝,随着工商业的起步,雕版印刷出版事业更加兴盛。尤其是嘉靖、万历时期,刻书事业空前繁荣,刻书重心由官府转入私家,刻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测《五杂俎》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最次,建本最下。今杭本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这些地区刻书事业的发达,也刺激了杜集的刻印和流通。

结语

尽管明代杜诗学在整个杜诗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不像宋、清两代那样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然而,这并不代表明代杜诗学没有自身特色和价值。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杜诗学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宋、元以来的杜诗学成果,也开创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方法,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为杜诗学在清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假若没有明代的这种过渡作用,整个杜诗学史也许会黯淡许多。明代杜诗学,尤其是代表明代杜诗学特点的对于杜诗的选注和评点就像一颗小星,在杜诗学史的明亮夜空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责任编辑 许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