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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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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论杜甫的赠内诗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147        返回列表

——论杜甫的赠内诗

陈小波

[摘要] 杜甫与其妻杨氏的爱情堪称百代楷模。本文从情感的双向互动角度契入,突出强调杜妻杨氏的品质及其对杜甫和整个家庭的奉献,并在阐述其赠内诗所包含的种种复杂情感的基础上,从情感渊源的角度探究其赠内诗取得高超艺术成就的成因。

[关键词] 杜甫 赠内诗 情感渊源

前人对杜甫赠内诗的把握,多从杜甫对妻子的爱这一情感的单向施与过程去描述,这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古代中国女子几乎处于失语状态的反映,虽然对前人的结论,如刘熙载谓杜甫“情多”,仇兆鳌谓之“钟情之至”等,我们也是赞成的。但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其赠内诗的情感内涵,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杜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此亦可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杜甫何来如许“情多”,又何以会“钟情之至”的缘由。

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杜妻没留下她的姓名,我们仅能从元稹《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获得些许信息:“(杜甫)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日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信息中也存有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如其卒年问题就颇有争议。史料或可有误,杜甫诗篇中透露的信息当是确信无疑的。因此在谈及其赠内诗之前,我们不妨先将眼光放开从杜甫所有言及妻子的诗篇中来全面了解一下杨氏。

杜甫专题赠内诗诗篇虽然很少,但检校杜诗全集,其涉及对妻子杨氏描写诗篇却有36篇之多,这其中有的是明确提及妻子,有的则是暗指妻子的,如《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等。在这些诗作中,杜甫累次使用了十种不同的称谓描述杨氏,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老妻”(8次)、“妻子”(7次)、“妻孥”(6次)、“妻”(3次)等。杜诗中还不曾有哪个特定的描写对象出现的频率堪与之相比,这本身就说明了杜甫对杨氏的眷顾之深。

从《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等诗中可以见出杨氏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虽说这或许是杜甫“情人眼里出西施”,但应该承认这种想象和夸张必有其合理的现实来源。杨氏出身官宦家庭,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能识文断字,如《客夜》言“老妻书数纸”(有人认为这是杜写给杨的,也有人认为是杨写给杜的,不论怎样杨氏当能识文断字)。又由《江村》诗“老妻画纸为棋局”语,可以见出她还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她也颇有一些生活情趣,从《进艇》诗“昼引老妻乘小艇”的泛舟偕游的雅兴可窥见一斑。只不过这种情趣常为生活的艰辛所掩盖,尽管如此,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她还是能保持几分情趣的。从她对女儿的影响中——“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北征》),我们可以想象在困苦的生活中她还是竭力保持几分体面的,并不是个粗鄙的妇人。

面对物质生活的艰辛,杨氏能居之若素,此由《北征》诗中“妻子衣百结”的简朴形象可知。并且她能主动分担丈夫的忧苦,面对“入门依旧四壁空”(《百忧集行》)家徒四壁的困境,她没有丝毫怨尤,而是“老妻睹我颜色同”,主动分担着丈夫的愁(类似的例子还有“长贫任妇愁”(《遣意二首》其二)。较之李白的刘氏妻子“会稽愚妇轻买臣”(《南陵别儿童入京》)的举动,老杜能有如此贤妻当是他悲剧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不仅如此,杨氏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改善生活。旅食京华期间及后期流寓江湖时期,杜甫曾一度以卖药为生,挖来的药材总是由杨氏帮着制成药的——“晒药能无妇”(《秦州诗二十首》其二十),此可见出杨氏对于整个家庭经济的贡献。此外,由《缚鸡行》、《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其有言“鹅鸭宜长数……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种莴苣》、《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等篇,可推知此类养殖鸡鸭鹅等家禽的活动和种植莴苣以及桃树枣树等经济作物的劳作定是离不开杨氏的参与的。

作为妻子,她时刻关心着自己的丈夫。在遭乱流寓的日子里,她关心着丈夫的安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其一),可见在长达一年(至德元载八月,老杜落入叛军之手,至德二载秋,始还家)的日子里,杨氏是怎样牵挂着自己的丈夫的;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杜的健康每况愈下,杨氏时时关注着丈夫的健康,如“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玄二十韵》、“筋力妻孥问”(《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便是明证。《催宗文树鸡栅》中提到“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据说食乌鸡子可治风疾),则又可推知杨氏养殖鸡不仅仅出于补贴家用之需,更是出于对丈夫身体的呵护。

杨氏更是孩子们的良母。旅食京华期间,老杜的全部心神在于国而不在于家,在于公而不在于私。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杨氏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操持家务养育儿女的重任。从为儿女们缝补衣裳:“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北征》),到教女儿手工活:“女长裁褐稳”(《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再到养育儿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处处可见杨氏付出的心血。

可以说,杨氏是中国古代社会典型[来自www.lw5u.CoM]的贤妻良母。此外,杨氏的贤良还体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点常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杜甫的幼弟杜占,长期以来一直随老杜一家而居。虽然杜诗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杨氏对这个小叔子如何,但从杜占能一直随他们而居的客观事实,可以断定,杨氏当是做到了“长嫂如母”的,要不然杜占恐怕早就沦落如《汉乐府民歌·孤儿行》中的孤儿了。须知,杜甫的家境尤其是在后期漂泊西南期间是十分困苦的,在这种情形下收留小叔子无疑需要一定的胸襟。因此在对杨氏“贤妻良母”角色的定位基础上,当可以再加上“通情达理”的褒奖。

传统的观点中一直认为杜甫专咏妻子的诗作只有《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两篇,如刘明华先生便说:“读集中仅存两[来自www.Lw5U.coM]首怀念妻子的寄内诗《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笔者认为应可加上《羌村三首》(其一)、《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客夜》、《江月》四首。

这六首赠内诗,从写作背景来看,既有身处离别之际的寄语之作,如《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客夜》、《江月》;也有会合时刻的面语之作,如《羌村三首》(其一)、《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从所抒情感的性质来看,则集中表达了离别之思、重逢之喜和对妻子的愧疚之情。

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叛军之手,“(杜甫)自鄜州赢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送到长安。《月夜》当是老杜身陷贼中所作最早的专述思内之情的诗篇。《一百五日夜对月》作于次年寒食节。前者写实,后者则颇有几分浪漫主义色彩,借牛女渡河相会来反衬与妻子的分离之苦。“二诗构思不同,而思家情意的真切却无二致。”因此,“《一百五日夜对月》可看作是《月夜》的续篇。”这两首诗不但是其赠内诗中的翘楚,即便在杜诗全集中也堪称是杰作。

《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王嗣奭对其评价堪称经典:“公本思家,反想家人思己,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浦起龙则从写作手法的角度对其作评日:“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这种“对写法”的巧妙构思将单方面的相思之情双倍化了。因此,历代评论家往往反复强调其所蕴涵的情感之深,如仇兆鳌日:“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刘克庄曰:“其笃于伉俪如此。”

《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诗题本身就包含对妻子无时或忘的深情。王嗣奭评日:“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弃妻出门,今计其日,见离家已久也。”是诗妙在杜甫没有以“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的大言强自宽慰,反倒充分见出其人情味和真性情。不难见出“秋期犹渡河”的失落,与“何时依虚幌”的期待,其情感指向是一致的,此都可见出杜甫的思妻之切。

《江月》:“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挑锦字,灭烛翠眉颦。”需要指出的是,此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政治抒情诗,尤其是“高楼思杀人”二句一直被认为与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同一机杼。杨伦据此认为该诗“所以寓思君之意也”。长期以来杜甫一直被笼罩在政治的光环下,封建文人多认为其“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故多从政治角度解诗,而讳言其儿女情长的一面。这倒真是奇怪了,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中都能坦言自己的思妻之情,为何评论家们倒羞于言此呢?笔者认为此诗作政治抒情诗固然可以说通,倘作思妻诗解也未尝不可。须知杜甫固有其忠君的一面.但也是颇有人情味的。袁枚便说:“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要之此诗若作政治诗解,则文中既出现“思妇”的喻体,也出现“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的本体形象,未免显得有些不协调。或谓“锦字”的典故明明指的是思妇念及良人,不当是杜甫思妻。笔者认为此处使用了“对写法”,与《月夜》同一构思。又“翠眉颦”的形象与《一百五日夜对月》的“颦青蛾”何其相似,而“玉露团清影”之谓与“清辉玉臂寒”、“清光”的意象也是颇为相似的。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秋,是时如《客夜》所透露的信息那样当是杜甫出外谋食与妻短暂分别时刻的寄语相思之作。

出外谋食“强将笑语供主人”(《百忧集行》)的辛酸与屈辱,杜甫尚能忍受,但使妻子儿女跟着受累的那份负疚感,则是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儒家的主张:“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当是熟谙的。唯其如此,他始终无法消解对家人的愧疚之情。乾元二年(759)杜甫迫于生计携家离陇入蜀有诗《飞仙阁》言“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便流露了对家人的愧疚。宝应元年(762)秋作的《客夜》则集中表露了对妻子的愧疚:“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帘卷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同样,广德二年(764)春,杜甫携家离开阆州,其作《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有云“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此亦可见出其愧疚心情。其实,杜甫第一次用“老妻”呼杨氏始于天宝十四载(755)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寄异县”,其时杨氏33岁,则这种夸张的称谓本身就隐含着杜甫的愧疚之情。

至德二载(757)八月杜甫自鄜州还家,与分别一载的家人团聚,其作《羌村三首》其一便记述了与妻重逢的喜悦之情。可叹这是怎样的喜悦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一个“怪”字道出了本难以言表的惊喜之情,毕竟,这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忆昔》)的太平盛世了。“‘夜阑更秉烛’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都是写与妻久不就寝情景……言剪烛,则久坐之意自见。烛不但须剪,且须更换,二人相对而坐的时间就更加久长了。”

细细咀嚼杜甫的相思寄语之作,发现它们呈现出两点颇有意思的巧合:其一,这四篇都是对月感怀之作;其二,从时令上看,都是夜半之作且多处于秋季(只《一百五日夜对月》作于寒食)。原来,杜甫不但有中国传统文人固有的悲秋宿疾,还有对月感怀的痼疾。难怪葛立方《韵语阳秋》日:“老杜当兵戈骚屑之际,与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观之,岂能免闺门之念,而它诗未尝一及之。至于明月之夕,则遐想长思,屡形诗什。”此亦可为《江月》属思妻之作一佐证。

唐君毅先生说:“中国言夫妇之情最好者,莫如处乱离之世如杜甫,处伦常之变如陆放翁等之所作。”杜甫的赠内诗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撇开其个人的艺术素养不论,本原在于其情感的真挚。

这首先体现在杜甫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专一和忠贞不渝上。杜甫很少以枯燥的说教来表明自己的婚恋观,而是以其一生对杨氏不离不弃的实践体现了他的从一而终的婚恋观。老杜所处的时代男子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文人们甚至以倚红偎翠为风流韵事。老杜一生却只有杨氏,他也不曾纳妾蓄婢。或谓其无妾婢是囿于生计,但是开元二十九年(731)杜甫的家境可并不困难啊,杜颖有妾便是明证,如《得舍弟消息》言“汝妾已辞房”。实际上,这是源于杜甫对爱情婚姻的严肃的态度。从《数陪李梓州泛江戏为艳曲二首》(其二)杜甫对李的正面规劝中不难发现:“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可见,老杜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心理上都从不曾背叛妻子。这种超越时代的婚恋观充分体现了杜甫高尚的情操。《佳人》中通过对弃妇的同情和对轻薄夫婿的谴责,也从侧面见证了其从一而终的婚恋观:“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和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此诗是否比兴诗人与肃宗的关系姑且不论)。

杜甫对妻子的情感之深还和他们的不同于他人的婚姻生活有一定的关系。老杜不曾有苏轼、贺铸的与妻死别,也不曾有陆游与唐婉的生离,终其一生都是在与杨氏相濡以沫中度过的。经历了苦难生活的洗礼,老杜对妻子的感情早就不再是恪守夫道、专一忠诚的问题了,而是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了。所以,他在《谒真谛寺禅师》中坦言:“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在佛家的面前说出此番言语未免有些不敬,然而这却是杜甫最真实的内心独白。

此外,通过前文我们对杨氏的贤良品质的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大丈夫“有妻如此,夫复何求?”要之,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互动,老杜的付出在杨氏那里得到了呼应,这无疑又更进一步地增加了他对妻子的爱恋。

可见,杜甫确实是一位专于情、深于情的至情至圣之人,他与杨氏的夫妻恩爱之情堪称百代楷模,至今仍为世人所景仰。

(基金项目:安徽省2009年度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盛唐亲情诗及其文化蕴含研究——以王维、李白、杜甫为中心。项目编号:2009SQRS108)

注释:

①清·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②⑨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中华书局1979。

③唐·元稹《元稹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

④刘明华《李杜诗歌中的女性题材及抒情特征三 论》,《社会科学研究》。

⑤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1987。

⑥⑩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⑦⑩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⑧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中华书局1978。

⑩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

[12]清·杨伦《杜诗镜铨》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宋·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苏东坡全集》卷二十四,中国书店1992。

[14]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杨伯峻《孟子译著》,中华书局1981。

[17]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中正书局1981。

责任编辑 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