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主站|会员中心|保存桌面|手机浏览

《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杂志等级
    期刊级别:省级期刊 收录期刊:知网收录(中)
本刊往期
站内搜索
 
友情链接
  • 暂无链接
首页 > 杂志论文 > 试论杜诗的议论
杂志文章正文
试论杜诗的议论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336        返回列表

吴明贤 彭 燕

[摘要] 以议论入诗,古已有之。然而把议论作为重要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却是滥觞于杜甫。杜诗的议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首先表现出突出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其次杜诗的议论与形象相结合,与叙事相结合,与抒情相结合,带有情韵;再次杜诗的议论手法多样、富于变化。

[关键词] 杜诗 议论 情韵

前人早就指出杜诗有议论化的倾向,叶燮就说:“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原诗》外篇下)沈德潜也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啐语》卷下)确如沈氏所言,以议论入诗,《诗经》中早已存在,但把议论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地大量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却是杜甫的开创。本文尝试论之。

(一)

与《诗经》及前代诗人如陈子昂等人偶尔以议论手法为诗不同,杜甫诗歌的议论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首先杜甫各种体裁的诗皆可以议论人诗。五言古诗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首叙自己忧国忧民的志向,咏过去的情怀;次叙归家途中的闻见,咏当前的感怀;末叙到家后的情事,咏将来的忧怀。诚如胡夏客所说:“全篇议论,杂以叙事。”“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盖日咏怀,自应以议论为主。”(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引)再如七言古诗《八哀》,夹叙夹议,把个人遭遇、国家大事、朋友情谊,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叙写精炼、刻画传神、议论深刻,郝敬称其为“是传纪文字之用韵者。文史为诗,自子美始。”(《杜诗详注》卷十六引)其余五古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北征》,七古如《饮中八仙歌》、《醉时歌》、《天育骠骑图歌》等诗中亦皆有议论。杜甫的乐府诗歌中,无论是“借古题写今事”的《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等古乐府诗,还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诗如《兵车行》、《丽人行》、《岁晏行》和“三吏”、“三别”等,其中不乏全篇议论者,如《前出塞》第六首和《后出塞》第三首,都是大发议论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对战争的见解的。亦有叙议结合者,如《兵车行》第二部分的记言,就将叙事与议论巧妙地融为一体,揭示出诗歌反战的主题。杜甫五七言近体诗以议论入诗更是运用自如,比比皆是。早年所写五律《房兵曹胡马》中后四句议论,突出马的品格,寄托诗人的情志,咏物写人,十分传神。七言律诗“《诸将》数首,皆以议论行诗。”(仇注引陆时雍语)“各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仇注引郝敬语)再如《秋兴八首》、 《咏怀古迹五首》,亦皆如此。五言绝句《八阵图》全篇融议论入诗,将怀古与述怀融为一体,余味无穷。七言绝句如《戏为六绝句》以绝句的形式论诗歌创作,“能以议论抒其胸臆”,全以议论为诗,的确是“气格才情,迥异常调,不徒以风韵姿致见长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一)杜甫的五言排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和七言排律《释闷》虽然作于不同的时期,但这种“排律之体,所贵反复议论,井井有条,意气迭出,一气呵成。”(仇注卷一引徐用吾语)可见杜诗各种体裁皆善用议论入诗。

其次杜甫各种题材的诗歌也多用议论手法。杜诗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大至国家大事,小至生活细微,无不表现于诗中,亦往往使用议论的手法。《北征》这首杜诗的代表作品叙写诗人由凤翔到鄜州家中的经过,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指出人民的生活窘况,表示了自己对于国事的关注,议时议政议军,忧国忧君忧民,诚如胡小石先生所说:“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杜诗(北征)小笺》,见《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册)再如《洗兵马》一诗,被王安石称为压卷之作(《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全篇叙事抒情兼及议论,用激越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抒写了诗人对国家中兴的喜悦;寓讽于颂,表达了对时弊的忧虑与指斥;结尾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抒情与议论结合,表达了希望早日取得平叛的彻底胜利并结束战争的良好愿望,“有典有则,雄浑阔大,足称唐雅。”(唐汝询《唐诗解》)杜甫的山水游览之作,如《剑门》诗,首先咏叹剑门地势的险要,进而议论秦汉以来在赋贡的名目下蜀地财物流人中原,最后表示担心重现历史上的割据局面。施补华《岘佣说诗》谓此诗“议论雄阔”,是很有见地的。《登楼》一诗,颈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议论天下大势,写登楼所想;尾联“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抒写个人怀抱,咏怀古迹,亦含议论。杜甫的田园农事诗如《种窝苣》就针对播下窝苣种子,谁知却长出了野苋这件事,大发了一通“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贤良虽得禄,守道不封已。拥塞败芝兰,众多盛荆杞。中园陷萧艾,老圃永为耻。登于白玉盘,借以如霞绮。苋也无所施,胡颜人筐篚”的议论,由种窝苣的农事引出正不敌邪的社会现实,颇有深意。杜甫的怀古咏史诗如《咏怀古迹五首》、《瞿唐怀古》等皆有议论,特别是《谒先主庙》一诗,仇兆鳌以为“中八句,乃叙题;前后各十二句,全以议论成章,他人无此深厚力量。”(《杜诗详注》卷十五)杜甫的赠别怀友之作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中“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就在写景中含议论,寓意颇为深刻。再如《九日寄岑参》诗中“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四句就是用议论发表感叹,表示对天灾的忧虑和对人民生计的关注同情。杜甫咏物诗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江头五咏》、《杜鹃行》、《义鹘行》等,托物寓意,旨含讽刺,大都以议论出之。即使那些描写家庭生活的诗篇,杜甫亦往往以议论的方式,推己及人,引向社会,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叙及“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的家庭灾难后便以“生常免租税,名不逮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进行议论,抒写感慨,深沉而悲愤。

不难看出,杜甫的诗歌创作,不论题材,不分体裁,已经广泛地使用了议论的手法,议论化的倾向极为明显。

(二)

杜诗广泛采用议论手法而又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杜诗的议论“带情韵以行”,并非纯粹的说理或简单的说教,而是通过议论,使诗歌更具一种精神韵致,形象更为鲜明,内容更为深刻。

杜诗的议论往往与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形象生发议论,使形象更为生动鲜明。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首段写自己的抱负,就有以下一段议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这是说自己象葵藿倾向太阳一样忠于唐王朝,这已成为天性。看看我辈像蝼蚁一样的小老百姓只该经营自己的巢穴;但却为何要羡慕那大鲸,总打算游憩于大海之中(想参与国事),而由此悟出了人生的道理,深以干谒为耻。所以辛苦至今,岂忍为庸庸碌碌的生活所埋没而始终不愿效法巢父、许由去做隐士!这些议论同形象紧密结合,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来表达的,是用诗的语言说出来的。例如用“葵藿倾太阳”比自己忠于唐王朝,以“蝼蚁”喻小老百姓,杜诗中就有“愿分竹实及蝼蚁”的句子。用“大鲸”、“溟渤”暗寓自己的崇高理想,这就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了。这样的议论就不同于一般的议论说理了。再如《画鹰》一诗,首联“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点题。中间四句“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僚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摹鹰之状,绘鹰之神,以真鹰拟画鹰,既形象,又传神。在此基础上,最后两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进行议论,又以真鹰期画鹰,寄托诗人嫉恶如仇、奋发有为的志向。这样借助形象抒发的议论,深刻有力。而议论又使形象更加生动鲜明。议论与形象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并不平直枯涩。

杜诗的议论常常与叙事相结合,议论以叙事为基础,言不空发,论之有据,一语破的,深中肯綮。此类议论多出现在杜甫的五、七言古体诗中。其中有先叙事后议论的,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在叙述“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带嵲”,揭露玄宗君臣在骊山温泉的享乐腐化生活后便写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这段议论尖锐地指出玄宗君臣的奢侈淫乐完全是建立在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之上的,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力透纸背,发人深省。再如《义鹘行》一诗,诗人在叙述鹰被白蛇残害后,诉冤于鹘,鹘奋起为鹰报仇而去的事实后写道:“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在,用舍何其贤。”极力称颂鹘的仁义侠行,慷慨激昂,爱憎分明,的确是“借端发议,时露作者品格性情。”(《杜诗详注》卷六)杜诗也有先议论后叙事的,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开头两句“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就“首用议论总提” (《杜诗详注》卷一),为一篇主干。诗人开篇便将“纨祷”与“儒冠”这两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进行对举,指出他们的不同遭遇,形成鲜明对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社会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黑暗现实,是诗人仕途失意后从自身生活遭遇的体验中得出的深刻认识,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这就为下文分叙“少年自负,申言儒冠之事”,“历年不遇,申明误身之故”(《杜诗详注》卷一)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换言之,诗歌中分叙“儒冠”事业与“误身”之故正是用自身事实对开篇议论的说明和补充,进一步证明开篇的议论是有事实依据的,是符合社会现实的。当然杜诗中也有夹叙夹议的,即边叙事边议论,在叙事中议论,在议论中叙事。如《北征》一诗,首段二十句,写忧国恋阙之情,次三十六句写途中所见,再三十六句叙家人团聚,又二十八句,议论时事,末二十句回顾历史作结。全诗七百字,前三段叙北征回家过程,后两段议时议政议军,全诗皆铺陈终始,夹叙夹议,气势磅礴,不愧为杜诗的代表作品。特别是第四部分对形势和军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议论风发,读来尤觉骏爽,难怪沈德潜《说诗啐语》认为此诗是“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典型代表作品了。

杜诗的议论还与抒情相结合,以情韵行之,使其诗情理兼备,深刻生动。这类诗大多在杜甫的律诗中。诸葛亮是杜甫最仰慕的英雄人物,他在自己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对诸葛亮的功业、人品、才干都进行了歌颂赞美,其《蜀相》一诗就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深厚敬仰之情和无限叹惋之意,与前面“自春色”、“空好音”的感叹,“天下计”、“老臣心”的称扬相呼应,感情强烈。且议论中含有许多故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能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从辅助阿斗、六出祁山到五丈原积劳病死,都会展现在读者眼前。因而它与一般的议论不同,而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再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酬叹息不已。诗中除“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全是议论。首联称颂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不朽声名,总领全诗,如暴雨乍起,倾盆而下。中间两联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三分霸业,虽是赫赫功业,但在诸葛亮看来,也不过轻若一羽;可与伊吕相并而萧曹尚不足道,何况区区“三分”。这四句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尾联对英雄壮志未酬深表叹惋,则尤九天飞瀑,绝尘而下,空谷传响,动人心弦。故全诗议论高妙,语语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进,极富情韵。再如《偶题》一诗,“前半论诗文,以‘文章千古事’为纲领;后半叙境遇,以‘缘情慰漂荡’为关键。”(《杜诗详注》卷十八)将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相互发明,不但构成了此诗在写作上的特色,而且纵论自己对诗文创作的见解,使读者体会到杜甫视诗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难怪王嗣爽《杜臆》谓“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诗》,而此篇乃其自序也。”还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借古迹咏怀,以庾信自喻。“戎马风尘东北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庾信逢侯景之乱,由建康避乱江陵,出使北朝,长流不返,此与杜甫逢安史之乱,避乱秦州,再到西南蜀地,颇相类似,故首联便以之自况。而末联“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总结庾信一生的坎坷不幸遭遇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抒写诗人同病相怜的感慨,挟情韵而议,情理兼备,颇为动人,的确有别于那些一味以诗说理的玄言诗。

总之,杜诗的议论或与形象结合,或与叙事结合,或与抒情结合,有着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完全谈玄说理的六朝玄言诗,亦有别于好以议论入诗的宋调,而是“带情韵以行”的唐诗。

(三)

杜诗用议论的手法取得成功也是因为杜甫勇于创新,善用多种艺术手法进行议论,使议论富于变化,不拘一格。

以诗说理,富于理趣。以诗说理,六朝时期的玄言诗就是如此,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没有多少诗的韵味。杜甫的诗歌以诗说理往往在描写景物中进行议论,使景物含有理趣,使诗歌具有诗味。如《后游》诗云:“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写江山花柳象是等待人们去欣赏,说明大自然对人类是没有私心的这一道理,就颇有深意。再如《秋野》:“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深了鱼儿非常快乐,林木茂密鸟儿自然会知道归来,用以说明自然环境的优美对人类影响的重要,亦有理趣。又《江亭》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看见缓缓流动的江水,望着天空中不动的云彩,争竞的心思和飞驰的意念也会因之停滞,说明“水流”、“云在”中也含有深厚的哲理,当然这是与杜甫当时的心情相应的。再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一联,本意是说要清理草堂中的花木,但却形象地表达了一个爱憎分明、亲善去恶的生活哲理,精警有味。以上例子说明以诗说理并不是概念化,而是要用具体的景物或事物,如江山、花柳、鱼乐、鸟归、新松、恶竹等形象地反映出来,否则就只是干瘪枯燥的说理而不是诗了。再如杜甫《缚鸡行》一诗,通过“厌鸡食虫蚁”是因其“杀生”,但卖鸡使鸡“遭烹”亦是“杀生”,因而引出“虫鸡于人何厚薄”的两难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诗人采取了“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的不了了之的态度。赵次公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妙就妙在末句的理趣寓于活生生的描写之中,在于人与鸡、虫之间密切的生态关系中,故理趣深厚而诗味浓厚。

单刀直人,直截了当。杜甫的《诸将》五首皆以议论为诗。其二云:“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诗歌直斥诸将无能,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特别是末联以设问进行议论,直截了当地责备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思报效国家,“可谓深得讽谕之道。”(贺裳《载酒园诗话》)再如《有感》五首其三中“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此四句就是在感慨时事的基础上引发出的大议论,诗人反思历史后认为:险固不足恃,惟有始终保持天下处于富足、生机勃勃的状态,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要做到这样并不难,只要提倡实行节俭,不要“官逼民反”,天下就会太平,因为所谓“盗贼”原本就是王朝的百姓。这就明白地指出了国家兴盛的道理,议论精警,感慨深沉。

皮里春秋,暗寓[来自www.lW5u.CoM]褒贬。皮里即指肚内,春秋指褒贬,这是指表面不明说而暗中寓褒贬的一种议论手法。杜甫《诸将五首》其五:“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严武离蜀以后蜀中曾先有徐知道之乱,继有吐蕃攻陷松、维、保三州,后又有崔旰之乱。而时任三川副元帅兼节度使的杜鸿渐非但不能制,反以姑息。此诗“追思严武之军令,实暗讥鸿渐之日饮不事事,有负主恩尔。”并指出“必如严武出群之才,斯可当安危重寄,而慨鸿渐之非其人也。”(《杜诗详注》引钱谦益语)全诗议论,皆以唱叹出之,既见出杜甫的不凡器识,亦显出诗人深沉的忧国情怀。诚如郝敬所说:“此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非吟风弄月,登眺游览,可任兴漫作也。”(《杜诗详注》引)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亦采用比喻的手法进行议论,明说朝廷百官都是当今的栋梁之材,构造国家大厦难道还少我这块料吗?明褒而暗贬,并引出诗人忠于朝廷的表白,自然贴切。

针对现实,以古议今。以汉寓唐,以古写今,这是唐人写诗贯用的手法,杜甫也不例外。杜诗中的议论就往往以汉寓唐,针对现实,以古讽今,以古议今,如《能画》诗云:“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以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染风尘。”全诗议论,皆用汉武帝故事,通过画画、投壶、角抵戏等表面升平景象的描写,讽刺唐王朝统治者玩物丧志、失政致乱,用以警戒当时,用典贴切,含意深刻。正如黄生所说:“借古喻今,美恶不掩,风人之旨,尽于此矣。”(《杜诗详注》引)再如《阁夜》一诗以壮景写衷情,抒情议论结合。由鼓角悲壮而联想到野哭战伐,渔樵夷歌,由阴阳代谢而感叹“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世变无常,因而“思及千古贤[来自www.lw5U.coM]愚,同归于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漫付之寂寥而已。”(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借古议今,悲壮动人。再如《北征》中“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这里诗人指出唐明皇在逃往西川的“狼狈”之时,还能翻然悔改,杀死了杨国忠兄妹,是与古代的亡国之君如夏桀、殷纣等不同的,从而证明“皇纲未宜绝”;又以周宣王、汉光武比肃宗,照应首段的“君诚中兴主”,说明有这样的皇帝,唐王朝必然“再兴”。以古议今,大发议论,结合现事,表情曲折,不愧为杜诗的名作。

咏物言志,抒写怀抱。杜甫的咏物诗往往多用议论的手法,不仅写物曲尽其妙,而且在咏物的基础上写出人物的情怀,使咏物诗更富深意。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写有《高柟》、《恶树》、《石笋行》、《石犀行》、《病柏》、《病橘》、《枯棕》、《枯柟》等咏物之诗,在夔州时期亦有《鹦鹉》、《孤雁》、《鸥》、《猿》、《麂》、《鸡》、《黄鱼》、《白小》等咏物之作。这些前后咏物诸作,皆体物精细,命意深远。黄生云:“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限。”如《麂》:“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乱世轻全物,微身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此诗叹麂不当呜而鸣,故有杀身之祸。前四写意,自悔不能见几;后四慨世,斥贪味而残害生灵。特别是后四句以议论入诗,“乱世,叹其生不逢辰。微声,推出致祸之本。衣冠乃食肉者,盗贼乃捕兽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于盗贼矣。此骂世语,亦是醒世语。”(仇兆鳌语)诚如黄生所说:“不离咏物,而却不徒咏物,此之谓大手笔。”(《杜诗详注》卷十七)再如《恶树》一诗。“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感叹恶木难除,徒生无益,实则指斥不材漫生,物类有然,寓意深厚。还如《花鸭》一诗:“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写花鸭洁身自爱。“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以花鸭羽毛的黑白分明喻自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独立个性。“不觉群心妒,休牵俗眼惊”,写花鸭引起了其它同类的嫉妬以喻自身的被人妒忌、“稻粮沾汝在,作意莫先鸣”,语带讽刺地告诫:如果考虑到“稻粮”的话,就不要再呜叫了,隐含着如果考虑到自己的禄位生活的话,就别再直言了的意思。黄鹤以为此诗“公自喻以直言受女石”(《杜诗详注》卷十)是很中肯的。

此外杜诗还常用翻案前人,以刺现实;明譬暗喻,比兴寄托等手法进行议论。此不赘。

综上所述可知,杜甫诗歌的议论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带情韵以行,手法多样,富有变化,对后来的宋诗影响很大。

责任编辑 许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