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主站|会员中心|保存桌面|手机浏览

《杜甫研究学刊》杂志

杂志等级
    期刊级别:省级期刊 收录期刊:知网收录(中)
本刊往期
站内搜索
 
友情链接
  • 暂无链接
首页 > 杂志论文 > 论杜甫“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演进
杂志文章正文
论杜甫“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演进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170        返回列表

王辉斌

[摘要]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中的“清词丽句”一词,既是一个审美概念,又属于诗学的范畴。将“清词丽句”作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进行认识者,是“诗圣”杜甫在对盂浩然于“清”、“丽”之诗不断地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理性总结。其后,创作具有“清词丽句”类审美特色的诗歌,即在中晚唐诗坛上成为一种时尚,并由此形成了“清”与“丽”之两途:以刘长卿等为代表的大历诗人主“清”,因“浅切”而著称的元白诗派尚“丽”。至晚唐末期,有“诗谶”之称的韦庄,不仅以毕生精力进行着“清词丽句”类诗歌的创作,对他人的“清词丽句”之作予以高度评价,而且还以“清词丽句”为唯一的选诗标准,将唐代“才子一百五十人”的“名诗三百首”,编成了《又玄集》一书,影响深远。

[关键词] 清词丽句 艺术实践理论总结 审美认识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中的“清词丽句”一词,既是一个审美概念,又属于诗学的范畴。正因此,拙著《杜甫研究丛稿》曾针对有论者认为“清词丽句”指的是“象翡翠集于兰苕那样的清丽之作”,以及视其为“齐梁文学中的‘采丽竞繁’的代名词”的认识,进行了较为详细之辨析,认为这些说法都与“清词丽句”的实况相去甚远;并指出,在唐代诗人特别是杜甫的审美认识中,“清词丽句”是“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①。从接受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可知包括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对“清词丽句”的这一审美认识,并非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在不断地艺术实践与长时期的的理性思考互为关联的情况下,才逐步形成的。即是说,将“清词丽句”作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进行认识者,实际上就是唐代诗人通过不断艺术实践而对其进行总结出的一种审美结果。若将这种艺术实践与理性总结具体到几位诗人,则孟浩然、杜甫、韦庄即为其重要的代表。这是因为,这三位诗人分别代表的是唐代诗人对“清词丽句”认识的三个阶段,即盛唐前期(孟浩然)、盛唐末期(杜甫)与晚唐时期(韦庄)。这三个阶段作为有唐一代三百年这条时间链上的三个关键点,清晰地展现了“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由艺术实践而嬗变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的演进轨迹。本文主要就这种“演进轨迹”进行具体论析。

一、孟浩然:“清词丽句”的艺术实践者

与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所获得一样,唐代诗人之于“清词丽句”的认识,也属如此。而最早提出“清词丽句”这一审美概念者,是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之“清词丽句必为邻”。此前,在诗人们的审美认识中,要么只有“清词”,要么只行“丽句”,即二者从不曾结合在一起。而最早从艺术实践的角度与“清词”、“丽句”大量关联者,就现有的材料看,则是非有“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之称的孟浩然莫属的。综孟浩然一生,其主要的创作活动,乃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前,而这一时期,即为唐诗史上所谓的“盛唐前期”。这一时期的诗坛上,虽然活跃着王之涣、王翰、张若虚、王泠然、张潮、殷遥、刘眘虚、贺知章、张旭、崔国辅、王湾、崔颢、祖咏、綦毋潜等一批“河岳英灵”诗人,但其诗歌与“清”或“丽”相涉者,孟浩然则为其中的第一人。这是因为,在孟浩然现存的260余首诗歌中,属于“清”者约有200首之多,这一数量在整个初盛唐诗坛上,都是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如其《万山谭》一诗:“垂钓坐盘石,水清心益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这是一首具有典型“孟浩然式”的“清”诗。所谓“孟浩然式”诗,就是如闻一多所说的“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②的诗。又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以此诗为孟集中“清而不寒”的代表作,则其之为“清”诗乃是显而易见的。其它如《夜归鹿门歌》、《高阳池送朱二》、《早发渔浦潭》、《耶溪泛舟》、《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秋登兰山寄张五》、《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等诗,即皆为孟集中“清”的精品之作。

正因为孟浩然的诗歌具有“清”的特点,所以时人与后人在评及孟浩然诗时,即多以“清”称誉之。如下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③又如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而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中的“清诗句句尽堪传”,更是为人所共知。云“清绝”、云“清风”、云“清诗”,其重点皆在一个“清”字。所以此后,诗选家、诗论家如高棅《唐诗品汇》、胡震亨《唐诗癸音》、胡应麟《诗薮》、谢榛《四溟诗话》等,在论及孟浩然诗歌时,或曰“清雅”、或曰“清远”、或曰“清空”、或曰“清新”等,其说法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清”为孟诗艺术审美之内核,则是一致的。孟浩然诗之所以具有“清”的审美特点,且为众所公认,度其原因,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孟浩然的品格与“清”有关,二是孟浩然对“清”一以贯之的雅好。就前者言,李白《赠孟浩然》一诗中的“徒此揖清芬”,即为明证。后者则可从孟集中找出若干诗例,如“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风泉满清听”(《宿业师山房》)、“鹤唳清露垂”(《宿天台桐柏观》)、“风泉有清音”(《题终南山翠微寺空上人房》)、“落景余清晖”(《耶溪泛舟》)、“清晓因兴来”(《登鹿门山怀古》)等,即皆是。这些诗句表明,在孟浩然的审美观照中,不仅江河、晨露、落日等是“清”的,而且“风泉”的声音也是“清”的,更有甚者,则是“晓”之“清”竟然还能引发诗人的“兴来”!存在于孟集中的这些“清”,正是诗人雅好“清”的一种具体体现。

然而除了“清”之外,孟浩然诗还具有“丽”的一面。对于孟浩然诗中的“丽”,历代的诗论家多不予以关注,唯明季胡应麟独具慧眼,乃于其《诗薮·内编》卷四中特地指出:“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所谓“不幽”,就是“清”的另一种说法,而“流丽”的核心,即为“丽”。在这里,胡应麟将孟浩然诗歌中的审美特征,用“清”与“丽”进行了关联,其认识虽然乃在杜甫之后(详下),但其对于具体认识与把握“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嬗变轨迹,则是极具助益的。而孟集中既具“清”又具“丽”之特点的诗,则可以《夏日南亭怀辛大》为其代表:“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刘辰翁《王孟诗评》评此诗云:“起处似陶,清景幽情,洒洒楮墨间。”其之所指乃为“清”。而《唐贤清雅集》则谓:“清矿,与右丞《送宇文太守》同调,气色较华丽。”这里指出的则是“丽”。可见,这首诗确实是融“清”与“丽”两种审美特点于一体的。而在孟浩然之前的唐代诗人中,进行如此诗歌创作者,就现有的材料言,也只有宋之问一人,且所存诗只有一首(详下),因之,其无论从哪方面言,都是难以与孟浩然相提并论的。

孟浩然于诗歌创作中对“清”与“丽”的不断艺术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清”、“丽”之风,在唐诗史上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也属于一种创举。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树一帜的创举,才使得“清”与“丽”同时存在于一首诗之中,为唐诗的审美趋向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并深深影响着其后的诗人与诗坛。

二、杜甫:“清词丽句”的理论总结者

尽管孟浩然对“清”与“丽”的艺术实践独树一帜、卓有成就,但他却从不曾着眼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与归纳。而从诗学史的角度进行审视,首次对“清”进行思考与探讨者,是与孟浩然同时而稍后的边塞派诗人岑参。《全唐诗》卷一九八著录岑参《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一诗,其中有云:“高价振台阁,清词出应徐。”据我对《全唐诗》的手工检索可知,这是“清词”一词在唐人诗歌中的首次出现。岑参对“清词”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是受了孟浩然“清”的影响所致,对此,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乃可佐证之。据《系年考证》之所考,岑参是诗之作乃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④,其时距孟浩然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之卒,已有近30年之隔,则岑参的“清词”说系受孟浩然“清”影响的结果,也就甚为清楚。而更为重要的是,岑参于《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一诗中,不仅首次提出了“清词”之说,而且还告诉其好友“成少尹”要“出应徐”,而“出应徐”三字,则可视为岑参在诗歌创作中如何营造“清词”经验之谈的夫子自道。

岑参之后,将“清”与“丽”合而为一并正式提出“清词丽句”这一诗学概念的,是具有“反潮流精神”(陈贻掀《杜甫评传》语)的“诗圣”杜甫。其写于寓居成都时期的《戏为六绝句》其五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中的“清词丽句”,即为杜甫首次提出。而“清词丽句”自杜甫提出之后,自宋以降的历代注家、诗论家均对其进行了广泛讨论,对此,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所引十余家的评论⑤,即可藉之以管窥一斑。结合《戏为六绝句》全诗而言,可知杜甫“戏为”第五首的主要目的,关键在于帮助那些“才力应难跨数公”者如何跳出“翡翠兰苕”的圈子。究竟如何才能跳出这一圈子呢?在杜甫看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这两句诗,在其五中这首诗是一个“独立体”,它与后面的“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构成因果关系,即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一因一果,既是杜甫针对那些“才力”不济者欲跳出“翡翠兰苕”圈子开出的一剂药方,又为其艺术审美或者说其诗歌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已言之,在唐诗史上,孟浩然是第一个将“清”与“丽”两个审美概念同时结合于一首诗中的诗人,而杜甫又是十分赞赏孟浩然诗歌的,因之,孟浩然“句句尽堪传”的“清诗”与那些“时杂流丽”之作,时时对其产生着影响,也就势所必然。正因此,杜甫才站在诗学理论的高度,首次对孟浩然诗歌的“清”与“丽”进行了综合观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清词丽句”这一对后世诗人(词人)影响深远的诗学概念。不仅如此,杜甫还对自己的创作法门也进行了夫子自道:“清词丽句必为邻”。即是说,杜甫不仅对孟浩然的“清”、“丽”类诗歌进行了艺术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清词丽句”之说,而且还以之进行过艺术实践,并取得了极为理想的审美效果,所以他才说“必为邻”。后人论杜甫此一句者,认为“清词丽句,极力模仿,与为比肩”者,本为正确,但其却又认为“所云清丽者,必拟屈宋”⑥则不的,这是因为,此说纯因解杜诗者为“穷源”所致,而屈宋之作,是否有“清丽者”,杜甫则无只字言之。总之,所谓“必拟屈宋”云云,是未可据信的。

杜甫的“清词丽句”一提出,即为时人与后人广为接受,因此以其作为一种诗学法门并进行艺术实践者,即成为一时之风气,如以大历诗坛的“清”诗创作即为其例。检读一部《全唐诗》,可知大历诗人之雅好“清”者,乃比比皆是,如刘长卿诗中即有“清论含九流”(《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清文颇垂示”(《李侍御河北使回至东京相访》)、“风霜清吏事”(《和中丞奉使承恩还终南旧居》)、“夜泉发清响”(《水东渡》)、“风泉清道心”(《石楼》)、“金天有清庙”(《关门望华山》)、“清流数千丈”(《送杜位江左觐省往新安江》)等。仅从这些诗句即知在刘长卿中的审美观照中,不仅文“清”、论“清”,而且大自然中的风霜、泉水声,座落在华山下的华岳庙等,也都是“清”的。在其他诗人中,如卢纶有“莹然冰玉是清词”(《酬崔侍御早秋卧病书情见寄时君亦抱疾在假中》)、韩翃有“兴情湖见底”(《家兄自山南罢归献诗叙事》)等,即为其例。大历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如此大量地运用“清”字的举措,充分反映了其对“清诗”、“清风”的极力追求,所以使这种“清风”之美在当时诗坛上形成了一种主体风格,这就是为卞孝萱先生所称道的“大历诗风”⑦。由对“清”的雅好,而使之成为一种代表时代诗歌的诗风,这种情况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并不多见的。正因此,胡应麟于所著《诗薮》中,既用“淘洗清空,写送流亮”八字对中唐诗风进行总结,又指出这一时期之后的五七言律诗,乃“清空流畅,时有可观”,即其所言,均认为“清”乃为其主要审美特征。

而开中唐“浅切”一派的元稹与白居易,在对“清词丽句”的师学方面,却是与大历诗人颇具区别的,即其所钟情者乃为其中之“丽”。对此,白居易《酬微之》一诗,已曾明言之,其云:“满裘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志成悲。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其中的“丽曲”、“妍辞”,所指即为“丽句”之谓。这四句诗表明,元稹与白居易这两位曾以“浅切”著称的中唐诗人,都是将杜甫的“清词丽句”之“丽”,作为一种审美趣味与艺术境界进行追求的,以至于从“少年”而老年。所以,白居易才在这首《酬微之》中进行了回忆。而宋人谢迈《书元稹遗书》中的“然多纤艳”之“纤艳”,《旧唐书·白居易传》中的“居易文辞富艳”之“富艳”,又可为之佐证。以白居易的具体作品言,其集中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二诗,即皆属于“丽”的典型代表,对此,我们从《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以“词颇娇艳”⑧评《长恨歌》,《唐宋诗醇》以“其词丽以则”⑨评《琵琶行》,即可准确获知。其实,对这两首诗特别是《长恨歌》之“丽”的评说,还有很多,如《载酒园诗话又编》认为“《长恨歌》婉丽”,《养一斋诗话》之“艳《长恨》而亚《连昌》”,即皆为其例。再如元稹的古题乐府,亦多有属于“丽”者,这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文采艳发”四字对其之称誉可知。

大历诗人与元[来自wWw.Lw5u.coM]、白二人(实际上可称为“元白”一派),由于各自的文学素养、艺术观念、诗学追求、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于“清词丽句”的接受,也就形成了一种各取所需的师学格局,即前者重在主“清”,后者则倾向于尚“丽”。但尽管如此,“清词丽句”在杜甫之时与之后深为诗人们所雅好,则是唐诗史上一桩不争的事实,而以下的论述,又可为之佐证。

三、韦庄:“清词丽句”的集大成者

在经过了大历与元和诗人们的推波助澜之后,作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的“清词丽句”,便于中晚唐时期形成了一种审美新潮,而在创作中以之“必为邻”的诗人则数以百计。于是,一批具有“清词丽句”特色的诗歌,即因此而成为了[来自WwW.lw5u.Com]当时诗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其中,最具代表的诗人,是被时人称为“诗谶”的韦庄。综韦庄一生,可知其雅好“清词丽句”者,乃自少年而始,对此,吴任臣《十国春秋·韦庄传》乃略有所载:“庄疏旷,不拘小节。幼能诗,以艳语见长。”⑩而最能体现与反映韦庄“清词丽句”之审美思想特质的,是他在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900年)所编《又玄集》一书。是年,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之《韦端己年谱》,韦庄65岁,翌年,“奉为西蜀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11]。藉此可知,韦庄选编《又玄集》一书者,乃是在其“终身仕蜀”之前的长安。即是说,韦庄对“清词丽句”之雅好,自“幼”而始,于65岁时仍一如既往地在崇尚,以一生精力于诗歌创作中追求“清词丽句”者,这种情况在中国诗歌史上,韦庄实为绝无仅有的一例。

韦庄诗集名《浣花集》,为其弟韦蔼所编。今本《浣花集》凡十卷,收诗271首,又补遗74首,共345首[12],其中与“清丽”相关者,亦不在少许。以“清”为例,如“玉音闲澹入神清”(《听赵秀才弹琴》)、“十亩菱花晚镜清”(《三堂东湖作》)、“玉山雨射和人清”(《寄薛先辈》)、“自吐清谈护汉储”(《寄八兄遵》)、“清带露华澄”(《渔塘十六韵》、“清风乍远襟”(《和薛先辈见寄初秋寓怀即事作二十韵》)、“清光渐惹襟”(《同旧韵》)、“子夜歌清月满楼”(《忆昔》)、“翠簟初清暑半消”(《早秋夜作》)等,即皆是。从这些诗例中可以看出,在韦庄的审美视野之中,由于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清”的,因此人的谈吐、精神乃至在子夜所唱之歌,也均为之“清”。而所有这一切,使得其诗中之“清”,如春风般拂面而来,给人以一种愉悦的审美感受。《浣花集》中的“丽”,虽不可与韦庄《浣花词》相提并论,但却也自成特色,如《三堂东湖作》、《三堂早春》、《村居书事》、《早秋夜作》、《中渡晚眺》、《立春》、《山墅闲题》等作,或写景,或状物,均具“明丽”的艺术特质。而如《江上逢故人》、《梦人关》、《闻春鸟》等诗,则又或多或少地带有几分“清丽”之美。总之,作为诗人的韦庄,其对“清词丽句”的接受与师学,以及因此而获得的种种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在中晚唐诗坛上乃是无人可与之并肩的。

不仅如此,韦庄对于当时雅好“清词丽句”的诗人,因极力称誉而成为了时人与后人的一种美谈。这在数以千计的唐代诗人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光化三年韦庄在任左补阙时,对孟郊、李贺、皇甫浞、皇甫松、陆龟蒙、赵光远、李甘、温庭皓、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顾邵孙、沈骊、顾蒙、方干等十八位“不及第”者,上表朝廷请求对其进行追赠,而其理由,则是这十八人的“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对此,《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乃有专载。其在书写了十八人的简要生平后云:“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消,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13]以“丽句清辞”作为标准,对“不及第”者上表奏请追赠,此事诚如清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之所言, “未免为识者所笑”,原因是“科第非褒封之物”,但韦庄对他人“清词丽句”之作的称道与赞扬之情,藉此则可窥其一斑。

韦庄以“清词丽句”为标准所选编的《又玄集》一书,今存最早也是最好的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本。这种“十种本”《又玄集》分上中下三卷,共收142人的293首诗,另为目录漏载者有3人3诗,合计为145人,诗296首。其具体为:卷上52人,诗99首;卷中37人,诗97首;卷下53人,诗97首。目录漏载3人3诗为:宋若昭1首,宋若茵1首,田娥1首。卷首附韦庄所撰《又玄集序》一文,其中有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昔姚合撰《极玄集》一卷,传于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这是现存十种《唐人选唐诗》本中,唯一的一种以“清词丽句”为选诗标准的唐诗选本。其中所云“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者,与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十六《韦庄》中的记载同,而与今存本的实际情况则略有差异,此则表明,《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之《又玄集》,是并非据韦庄《又玄集》之原本刻印以流传的。又辛文房《唐才子传·韦庄》云: “弟蔼,撰庄诗为《浣花集六卷》,及庄尝选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诗为《又玄集》,以继姚合之《极玄》,今并传世。”这里所言“尝选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诗为《又玄集》”者,显然是就今本《又玄集》之卷上所收杜甫等52人的诗而言的,如此,则可知《又玄集》在辛文房生活的元代,乃有几种刻本传世,而所收“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诗”本,即为其中之一。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又玄集》卷上所著录的52人中,首次提出“清词丽句”说的杜甫,不仅被排在第一位,而且所收其为7首,其数量之多乃居全书诸诗人之冠,这一实况的存在,表明韦庄的“掇其清词丽句”之选诗标准,完全是受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清诗丽句”之影响的结果所致。此为其一。其二,《又玄集》所收杜甫7诗,依序分别为《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 《送韩十四东归觐省》、 《南邻》,据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这7首诗的作年均在安史乱期,则其受孟浩然“清”、“丽”之诗的影响,乃甚为明显。其三,卷上所著录的52位诗人,就其生活的时代言,主要是初唐(如宋之问)、盛唐(如孟浩然、王维、李白)、中唐(如陈羽、章孝标、杨虞卿)三个时期。这一实况表明,在孟浩然从事“清”、“丽”之诗的艺术实践之前,已有诗人在对“清”“丽”之诗进行创作上的尝试,而初唐的宋之间即为其中之一。 《又玄集》所收宋之问诗为《题梧州司马山斋》,其全文为:“南国无霜霰,连季对物华。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春至闻山鸟,秋来见海槎。流芳虽可玩,会自立长沙。”宋之问诗之“丽”,《新唐书》本传已曾言之: “及之问、沈俭期又加靡丽,回忌心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而称其“清”者,则未之见,《又玄集》收《题梧州司马山斋》诗者,正可补此之阙。若以《又玄集》为准,则宋之问即成为了唐诗史上“清”、“丽”之诗的始作俑者。《又玄集》的中、下两卷,所著录者主要为中晚唐的整90位诗人,其中,又以晚唐诗人诗作为多。综合全书三卷而言,可知“清词丽句”类诗歌的创作在有唐一代,乃是由初盛唐而中晚唐的,且晚唐又成为其史的王国里的一个最为繁荣昌盛的阶段。而此,即是《又玄集》的价值之所在。

四、结语

以上,我们采用“三点一线”的勾勒之法,使唐代诗人对“清词丽句”的艺术实践、审美追求、理论总结,以及分期创作的实况等,均一一得以展现与突显。“清词丽句“作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内容,拓展了唐诗学的表现领域,而且也开阔了唐代诗人的审美视野,增添了唐诗创作的无限活力,从而使得唐诗的风格更具多样化的特点。这对于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显然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而孟浩然、杜甫、韦庄三人,则是使“清词丽句”在唐代成为“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的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其中,孟浩然是“清”、“丽”诗风最重要也是最典型的艺术实践者;杜甫既是“清词丽句”的一位艺术实践者,更是“清词丽句”说的理论总结者与提出者;而韦庄则因集创作、选编与奖掖“清词丽句”诗歌的创作者于一身,而成为了“清词丽句”诗歌史上的一位集大成者。这三位诗人,各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与勇于开拓的艺术精神,为“清词丽句”类诗歌在唐代的兴旺发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正是由于盂浩然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有唐一代的“清词丽句”类诗歌蔚为壮观,并对后世诗人特别是词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词人为例,韦庄《浣花词》“清丽”之风的形成,即与其特重诗歌中的“清词丽句”密切相关,对此,拙著《唐宋词史论稿》第三章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已言之其详[14]。而以“结北开南”著称的周邦彦之清真词,其中所化用的78位唐代诗人的270首诗中,绝大部分诗人如宋之问、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李贺、元稹、白居易、孟郊、韦庄等[15],就都是“清词丽句”类诗歌的重要艺术实践者,且《又玄集》都收有其诗,则清真词受其之影响,也就不言而喻。

注释:

①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②闻一多《孟浩然》,《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王士源《盂浩然集序》,《孟浩然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⑤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⑥吴见思《杜诗论文》,(转引自)《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⑦卞孝萱、乔长阜《大历诗风浅探》,《唐诗探胜》(霍松林、林从龙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⑧(转引自)陈伯海《唐诗汇评》(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

⑨(转引自)陈伯海《唐诗汇评》(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

⑩吴任臣《十国春秋》 (韦庄传),中华书局,1983。

[11]夏承焘《韦端己年谱》《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李谊《韦庄集校注》(第一部分《浣花集》,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13]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王辉斌《唐宋词史论稿》 (第三章第三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5]王辉斌《唐宋词史论稿》(第六章第一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潘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