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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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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聚元号”传人杨福喜 弓箭行最后的手艺人
发布时间:2018-01-28        浏览次数:25        返回列表

本刊记者 刘心印 图 聚元号

传统弓箭行里的三个角色——掌柜、师傅、徒弟,现在由杨福喜一家三口分别担任。杨福喜的爱人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经营着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杨福喜在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制作弓箭,同时一点点地把手艺传给儿子杨焱。

从清初内务府造办处设立弓作算起,老北京弓箭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杨福喜是“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用传统工艺制作弓箭的手艺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就是说,这一家人要是改了行,中国传统弓箭这门手艺就绝了。

乾隆爷题写的牌匾

开车出了东六环,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绕了20多分钟,才进入北姚园村的地界。冬日里的村庄非常安静,只有被惊扰的狗不时吠上几声。从胡同里走出来的杨福喜一头灰白长发、满面虬髯,全套黑色中式服装,让《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顿生时空穿越之感。

杨福喜的弓箭作坊从外面看和普通的民房没有任何区别,但进了屋,就是另一番景象。正对大门的罗汉床是杨福喜的徒弟专门做的,下方雕刻着“聚元号”的字样,两侧备一套明式桌椅和弓箭架。“这上头的字是乾隆爷御笔”,杨福喜指着厅上高悬的“聚元号”牌匾对记者说。整个房间仿照着几十年前老铺的样子布置,但聚元号昔日宾客盈门的风光是看不到了。

清初,弓箭行的能工巧匠们随清军入关,归内务府造办处统一管理,成立弓作,专门为宫里和满清贵族制作弓箭,位置就在故宫西华门附近。1823年,也就是清道光三年,造办处取消了弓作,弓箭艺人们离开紫禁城搬到了东四路口西南角的“弓箭大院”。

弓箭大院按现在的说法可以叫“皇家专属兵工厂”,传说是由清朝皇宫里的太监按八卦设计的,“反正一股人进去就转迷糊了,没人领着出不来。”杨福喜说。大院设有两个大门,南大门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北大门在珠市大街上,两处均设有更房及护卫。鼎盛时期大院里有40多家弓箭铺,南大门内第一家就是“聚元号”。

弓箭大院里的箭铺不仅为皇家内廷制作弓箭,也为兵部、工部、九门提督等衙门服务,最多的时候有300多名工匠,一个月能造出500多张弓。他们干的是纯粹“私人定制”的活儿,从原料到销路,一概不用操心,按月领钱粮即可,且待遇丰厚,真是羡煞其他手艺人。然而,到清末,随着近代火药武器的兴起,弓箭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弓箭大院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聚元号”本姓王,并非杨家祖产。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是满族镶蓝旗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弓箭大院里。18岁时,大清国亡了,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也在穷困中离世。杨瑞林只得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当学徒,学得一手好手艺。肃亲王府是“全顺斋”的老主顾,生得仪表堂堂的杨瑞林经常被派去送弓箭。“我奶奶在王府里当丫鬟,她是满族正蓝旗人,一家子都是肃亲王府的包衣。经常见到我爷爷,俩人就自由恋爱了。王府里看丫头年纪大了,就放了出来。”杨福喜说。

婚后,为了养家糊口,在“全顺斋”不忙的时候,杨瑞林就在街头摆个水果摊,一边卖水果,一边给铺子里帮工。“‘聚元号’的少掌柜染上毒瘾,把家给败了,最后开价40大洋要卖铺子。那可是响当当的‘聚元号’啊,我爷爷一听说消息,赶紧给我奶奶的弟弟冯瑞祥写信想法子。”冯瑞祥曾是肃亲王的书童,离开王府后在张作霖的部队里当军官。收到姐夫的信后,他派副官送来100大洋,40块买铺子,剩下60块用来重新装修、采买材料。于是,杨瑞林成了“聚元号”的第八代掌柜。

“1906年,我爷爷接的‘聚元号’,正赶上宫里最后一次派太监抬着大筐到院子里发银子。掌柜的28两,师傅16两,伙计12两。那时候弓箭大院里的手艺人还是有俸禄的,一到民国,没人管了。”杨福喜说。

杨瑞林是个心思活络、头脑精明的人,在“聚元号”老伙计们的帮助下,他把“聚元号”正宗的弓箭技艺传承了下来,还根据市场需要增加了弩弓、弹弓、匣箭、袖箭等经营品种。他发现很多坐着洋车闲逛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工艺感兴趣,就对拉洋车的朋友讲,如果把洋人拉到“聚元号”,他另外付一份脚钱。很快,洋车行里都知道了这份好买卖,争相带洋人上门。“聚元号”的生意也做出了北京城,不仅青海、蒙古来订货,海外订单也源源不断。1915年,“聚元号”的弓箭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了银奖。“聚元号”的名气更大、销路更广了,自己一家做不过来,弓箭大院里的很多铺子开始给“聚元号”供货,眼看就要开始集团化经营了。

“谁也没想到红火没几年,就赶上了抗日战争。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思玩弓射箭呢?大多数铺子都关门了,‘聚元号’也只是勉强维持。我父亲杨文通14岁就被迫辍学,在家里跟着我爷爷学手艺。”新中国成立时,弓箭大院里还在经营的铺子仅剩下了4家。

给毛主席做白牛角弓

建国初期,全国传统弓射箭比赛的举行,让“聚元号”重获生机。很多“神箭手”和杨家父子成了朋友,国内订单不断,海外订单也恢复了起来。最红火的时候,“聚元号”一个月的收入高达四五千元。1956年,国家开展公私合营运动,杨瑞林第一批参加,带领“聚元号”老少九口连同铺子里的财物、合同,加入了“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杨福喜的家里至今还挂着爷爷当年参加公私合营、接受颁奖的照片,“在中南海怀仁堂办的表彰大会,彭真给他别的奖章”。

加入合作社没多久,有一天,厂长找到正在车间忙活的杨文通,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也没说给什么人做,就说是上级领导,反复嘱咐要我父亲拿出看家本事,做一张能代表‘聚元号’水平的好弓。”杨文通在材料库房里选出最好的原材料,又拿出了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对白牛角。“一个手艺人运气好的话,一辈子能赶上一对、两对白牛角,运气不好,一辈子都见不着。白牛角是透明的,可以在里面画东西,映衬出来,非常漂亮。”杨福喜介绍说。

制作中国传统弓要200多道工序,杨文通每一道都亲自动手,反复琢磨,又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一只只蝙蝠,粘贴上一片片云朵,并镌刻上了传统的祝福文字。“弓上经常会用蝙蝠图案,一来谐音是‘福’嘛,二来蝙蝠是夜行动物.意思是拉弓射箭的人在晚上也可以箭无虚发”。杨文通用了整整40天才将这张弓做好,交到了厂领导的手里。

8个月后,厂领导找到杨文通,兴奋地说:“你做的弓已经交到毛主席的手里了,毛主席非常喜欢,并且表示一定要付钱。”后来,这件事成了杨文通最大的光荣和遗憾,“我父亲总说,如果早知道是做给毛主席的,他一定选更好的材料,在制作上再精细些。”毛主席付给的40元工钱,杨文通拿出来买了糖果和茶叶,由厂领导出面,和全体工友一起开了个荼话会,分享他的喜悦。

原来,毛主席在和下面的同志聊天时谈道:“过去总说弯弓射箭,可弓是什么样子,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的,没有亲眼目睹古代的弓,更没有拉一拉弓的感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便将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向北京市领导打听,有没有复制古代弓的单位。市领导通过朝阳区政府最后找到了杨文通。由于毛主席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8个月后,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向毛主席展示这张“聚元号”制作的中国传统弓。

郎世宁画错了

“聚元号”制作的中国传统弓学名叫“筋角木反曲复合弓”。“筋”、“角”、“木”就是制作这种弓所需要的主要原料。“筋”是水牛筋,铺在弓的内侧,“管着它的韧性,铺的牛筋越多弓的劲儿越大”;“角”是水牛角,包在弓的外侧,“管着它的弹性”;“木”则是弓身,多用产自江西的竹子,因为那里的竹子比较粗壮、结实耐用。除此之外,还需要鱼皮、蛇皮等20多种天然材料。

“过去,弓箭大院的铺子,每年做多少弓箭都是有定额的。做弓的人家,什么都不用操心。每年过了清明,宫里就有一支采办的队伍出发了,去南方采集牛角、牛筋,去东北采集桦皮,立秋以后回来,给各个弓箭铺分发,给你多少副弓箭的材料,你就得交上去多少副弓箭。做坏的也得交上去,缺了可不行。”

现在,找材料成了一件令杨福喜头疼的事儿。“做弓箭的牛角,起码也得60厘米以上,现在中国南方的水牛一股等不到长那么大就杀了,我就得托人去国外找,通常100副水牛角里挑出来能用的也就七八副。”做箭杆最好的材料是六道木,这个倒不难,杨福喜托北京郊区的农民帮忙存着,他定期去收。

做箭羽的羽毛,是最难找到的。“过去所说的雕翎箭,那用的是雕的羽毛,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上哪儿找去。还好,我有个发小,在北京动物园工作,偶尔遇到雕掉毛,帮我捡一根,存几年不见得够做几支箭的。过去尝试过用法国的鹅毛,现在主要用火鸡羽毛,算是还能用吧。猛禽的毛最好,可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了啊。”

“箭的种类非常多,存世量很大的也有一千多种,全算上得有一万多种,过去的箭头非常有讲究,国家军队用三角形的‘官迷阵’,贼兵用圆锥形的‘透甲锥’。官方军队讲究人性化,我能有效地制服你就行了,没必要把你射死。贼兵就比较狠,抽冷子要你的命,一股的软甲‘透甲锥’都能射穿。扇形扁平的箭簇是射动物的,这种造成的创口比较大,能在短时间内把血放干净,肉比较好吃。过去一个弓箭兵带三斛箭,一斛是12支,等于一开战,36支箭射出去,骑兵就撤[来自wwW.lw5u.CoM]了,步兵上。”

杨福喜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大阅图》仿品,对记者说:“乾隆爷这箭用的是猫头鹰和大青雁的羽毛。过去打猎,根据动物的不同,用不一样的箭簇。但是郎世宁画的箭是不对的。他是意大利人,画的这种箭羽上面留得空间短,适合于地中海式射箭法,乾隆爷肯定是用蒙古式射箭法。这个别人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其他的扳指、箭斛都对,只有箭羽画错了。”

蒙古式射箭法的特点在于,拉弓弦的手用大拇指扣弦,箭尾卡在拇指和食指的指窝处。而地中海式射箭法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传统射[来自wwW.lw5u.cOm]箭爱好者仍然保留着蒙古式射箭的技艺。而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上使用的都是地中海式射箭法。“国家队原来的总教练徐开才老师用我们的箭试射过,瞄准1号靶,射到2号靶上去了。传统弓和现在竞技体育的弓箭完全两码事。现在的箭是在弓的中间出去的,我们那个是在边上出去的。”

扳指是蒙古式射箭法必不可少的装备。“过去的扳指,分文扳指和武扳指。文扳指是戴着玩的,玉的、翠的都没关系。武扳指全是鹿角的,满语叫‘憨大憨’,就是麋鹿。扳指的一边是平的,一边有个坡口,戴在卡弓弦的手指上。鹿角的透气性非常好,运动的时候手总要出汗,有通气性就不容易滑脱。”

“所谓一箭之地,通常是80米左右。老年间的说法是55弓,就是把弓放地上,55个弓的长度,一个弓通常是一米五六。”弓的长度因人而异,“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臂展选用合适的弓。一般的弓,力量最大的也就是55磅到60磅,我们老式的说法是五个半劲儿、六个劲儿。乾隆爷用5个半劲儿的,也就是55磅。弓如果硬到那个程度的话,就能射将近200米。一般人也就用3个半劲儿到4个半劲儿的弓。”

“蒙古、韩国、匈牙利、土耳其的弓和中国弓都是一脉相承的,材质、工艺基本一样,只是在样式上有各自民族的特色,比如土耳其的弓非常小。”制作弓的工艺大致可以分为“白活”和“画活”两种。

“白活”指制作弓的主体,首先需要用竹子制成弓胎子,两头插上木制的销子,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上板凳帮助成型,一张弓的主体就基本做好了。“画活”主要是对弓体进行装饰,可繁可简,用桦树皮、蛇皮和鲨鱼皮等把弓身包起来,再涂以颜色,画上图案。一张颇具东方艺术美感的传统弓就做好了。据考证这些制作弓箭的原料、工具和技法与《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所载非常相近。

目前,“聚元号”的弓箭供不应求,“两年前在我这儿订的弓,都还没腾出工夫做呢。”制作传统弓的工期很长,起码要四个多月。“镶牛筋要等很长时间,干燥的季节,要等十天才能干,夏天就要等上半个月、20天。一张弓要铺好几层牛筋,这个上面耗费的时间就很长。”杨福喜一批做十几张弓,算下来,一年也只能完成三四十张。

杨福喜的弓价格不菲,特别好的要五六万元一张,一股的也要四万多元。找他预订的客户分三种,“一种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还有一种是喜欢户外运动的,再有就是把弓箭作为稀有礼品送人的。过去我们行里的规矩是张弓做好了,要放一年,因为所有材料都是纯天然的,放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偏差,必须修好了。不然放客户手里可能把小毛病放威大毛病。现在一般也就是放三个月,客户等不及啊。”艰难的传承

“聚元号”的弓箭手艺差点就断了。“我是1958年生人,中国弓箭正好是那一年不让做的。我父亲也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到水利局当木工。”杨福喜虽然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做木工活,但从来没想过把弓箭这门手艺继承下来,他先是在北京化工二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又开起了出租车。

直到199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福喜结识了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在他的劝说下才决定跟父亲学习这门家传的手艺。“我七岁上学那年,爷爷送了我一张小弓,打小就听家里大人说过去弓箭大院的事儿,我爷爷、我父亲一辈子的心思都在弓箭上,不能让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在咱手里断了啊。”那一年的6月6日,68岁的杨文通把“聚元号”牌匾在租的小屋里重新挂了起来,决心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儿子。

“到我重新学做弓箭,正好40年。中国弓箭失传得这么厉害,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40年至少间隔一代人,光我们这一辈,叔伯兄弟加一起20多人。如果没有中间断档的这些年,我们这一代里最少十几个手艺人。在以前,都是一家子全干这个,不过是有的手艺好一点,有的稍微笨一点,每~代人里面都有一两个灵的。我大爷干活比较糙,但是他非常能干,力气也大。我父亲比较柔弱,但是心思细腻,做活学得又快又好,‘画活’比较好。任何一项手艺,都应该是一批人来传承的,这才能把这项手艺传承好,可惜就是没有,只有我一个。”

北姚园村并排的四间大房子里,现在只住着杨福喜父子,平日里就是这爷俩一个教一个学,做着外行人不明就里的活计。杨燚今年26岁,个性内向沉稳,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愿意随父亲在偏远的郊区学手艺,已经不容易。

“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接网线,要不然留不住他。我儿子跟我学六七年了,该做什么,要做什么,程序他明白,也会操作,但是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到位。最关键的部位,多少欠缺一点火候,我们这行学六七年只是一个皮毛而已。差一点就不能出师。”

弓箭行里的老规矩,三年零一节才能学成一门手艺。“‘白活’、‘画活’、做箭,一共三门手艺。三年多学一样,都学好了,起码十年。从前一收徒弟就收三个,学什么就永远做什么,不跨行。这门手艺失传和这个也有关系。我们家的老伙计沈六,从16岁进聚元号,到从我们家走的时候都80多岁了,做了一辈子箭。过去只有门面的掌柜和少掌柜有条件学习全套手艺。”

2006年,“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聚元号”受到了关注也吸引来了很多慕名学艺的年轻人。“我前后收了20多个徒弟,最多的时候同时在我家千活的有七八个。这些人里面,真正我比较中意的有两个,一个山东的、一个湖南的,可惜学了几年都走了。”杨福喜的神情中难掩失落。

“湖南那个孩子,现在在湖南老家专门研究箭,已经恢复了一千多种箭,做得挺好,也给我邮过几支。山东那个改行在工厂里做钳工了。”杨福喜拿出一张20厘米长的精致小弓,对记者说:“这是他用铜焊条做的,手艺很不错。我非常希望他们俩能够把手艺继承下去,都在我这儿待了五六年,基本上快要把手艺学会了,可惜不做了。”

谈起徒弟们纷纷离开的原因,杨福喜流露出几许无奈:“现在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像湖南那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来学手艺,他的很多大学同学也在北京工作。和他们一比,他心里也会有落差,我开不了八干一万的工资,最多给开到四千五,在手艺人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是他和同学比啊,社会上的诱惑让他们很难安心。”

旧时,很多师傅在授徒时会有所保留,谈及此事,杨福喜说:“我跟很多人聊过,这门手艺不是杨家的手艺,是中华民族的手艺,你有什么资格要保守呢?只要有潜质的孩子愿意学,我愿意教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