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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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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蒲风诗歌的抒情性
发布时间:2019-01-22        浏览次数:8        返回列表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编号:10CZW058);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课题项目“中国诗歌会中的客籍诗人研究”(13KYKT01);嘉应学院重点项目“蒲风诗歌与诗论研究”(编号:2012SKZ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俏凡(1972— ),女,广东兴宁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杨俏凡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重要的代表作家,他的新诗创作及理论研究对现代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其诗歌强烈的抒情特征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深情拥抱,对祖国炙热的爱国激情,通过通俗大众的诗歌语言,呈现出刚健、质朴、明朗的诗风。

关键词:中国诗歌会;蒲风诗歌;抒情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134—03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短暂的生涯中留下了15部诗集,两部诗论,[1]另有一部译诗集。蒲风的新诗创作,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歌运动。蒲风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深情拥抱,对祖国炙热的爱国激情,通过通俗大众的诗歌语言,呈现出刚健、质朴、明朗的诗风。

一、对社会现实的深情拥抱

蒲风的诗歌创作于中国大地内忧外患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广大的中国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黑暗如漆的社会现实,人民逐渐觉醒,广大农村燃烧着反抗的烽火。蒲风以诗歌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借此吹响战斗的号角。他认为诗歌必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没有真实的生活写不出真实的诗”,[2]但是,诗歌的艺术魅力不在于照相式地反映生活,而在于诗性的挖掘与激情的感染。对此,蒲风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他认为新时代的诗人“不能光是陷于现实的泥沼里,而是应该活跃在指导现实、讴歌或鼓荡现实、诅咒或愤恨现实、鞭打或毁灭现实里,应当着眼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的更深的挖掘”,这就是说,诗人应该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观察、体验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融入自身强烈的或爱或憎的激情,这样酿成的诗篇,才能产生以情感人的作用,才能激励群众,诗人也才能成为“时代社会的预言家,时代的先驱者”。[2]事实上,作为左翼诗人的蒲风,诗歌就是他进行革命工作的工具,是他投向敌人的标枪、匕首,是他召唤群众奋勇前进的号角,因此,他的诗歌就是一幅幅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真实写照。

在《鸦声》中,全诗通过一只乌鸦的叙述,反映了整个中国腥风血雨、生灵涂炭的悲惨状况,同时也概括出反抗怒潮遍地喷涌的壮烈景象。“惨白色的天空中/突有一只孤鸦飞过/‘哑……哑’几声/它像要把所遇见的事情向人们传播。”乌鸦在民间本就被视为不祥之物,透过乌鸦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必是不美好的,诗的开头就以“惨白”二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鸦声所传达的正是诗人对黑暗的憎恶和诅咒。这首诗写于1927年,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鸦声》所反映的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现实状况,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国家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名作《茫茫夜》中,全诗以母子对话的形式,通过一对母子之间的冲突,表现出两代人对待命运的不同心理,母亲的屈辱,儿子的反抗和出走,既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悲苦的生活面貌,也展示了风云激荡的农村革命形势,并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的农村革命青年战士的形象。这个形象如同暗夜中出现的火把,照亮了偏远农村的夜空,引燃了革命之火。在诗中,面对母亲的思念与疑问,儿子通过虎吼山崩的“暗夜风声”,回答母亲:“母亲,母亲/再不能屈服此生/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将用我们的手/建造一切,建造一切!”这正是诗人的心声,浸润其间的飞扬激情,透过这个誓为大众的解放而奋斗到底的高大的战士形象挥洒出来。在中国新诗史上,《茫茫夜》是较早出现的真实反映农民革命斗争面貌的一首较长的叙事诗,诗中出现的农村新一代觉醒的革命者形象,在忧郁感伤、呻吟遍布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坛,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蒲风认为现实主义诗歌“表现必须深刻,人物必须富有典型及其个性,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经义”,[3]诗人应“切实把握新现实主义的武器,深刻把握现实,发掘现实,表现现实”。[4]蒲风正是这样贯彻其诗歌理念的,其诗篇均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完全取材于现实,所以,其诗歌形象写实地反映了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变,牢牢把握生活的脉搏,真实描写了劳苦大众的苦难。蒲风既愤慨于社会现实的黑暗,又祈盼着祖国未来的光明,执著地沿着诗歌现实主义的道路进行不倦的探索。

二、对祖国炙热的爱国激情

蒲风的爱国主义情怀是贯穿其诗作的情感主线,正是在爱国主义情怀的驱使下,诗人才会萌生以诗歌去唤醒大众、鼓舞人心的创作冲动。作为左翼诗人的蒲风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即新诗要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所以,其诗歌在体现诗人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的同时,也传达出诗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用蒲风的话说:“诗人应当是一个战斗士,但有时是政治家,有时是组织家、教育家……我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尽一切义务。”[2]因此,蒲风强调“现阶段的中国诗人任务是反帝反汉奸”,[2]诗人应当肩负起解放中华民族的重担来,用诗歌当武器。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忧内患,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大肆屠杀使阶级矛盾急剧突出。面对这样沉重的国家命运,蒲风用手中的笔,以炙热的激情,雄壮的旋律,用爱国主义的号角激励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英勇战斗, 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勇敢、坚强和必胜的信念,体现了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

在《跃跳·咆哮(一九三二年交响曲)》一诗中,诗人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看呀/一月二十八夜/大日本帝国士兵向中国的大众开火/不一月,闸北,江湾,吴淞烧得一光/小百姓/不管老幼,男女/都‘感恩’不忘/图书馆,工厂,壮丽的大学府/都接收了日本帝国的礼物(炸弹)/剩下几座墙骨/……”诗人不加一点美化与诗意,将赤裸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最平凡激越的语言叙述出来,却令人感受到一种最深沉的愤怒与不满。诗人是如此热爱自己的祖国,然而现实却令人如此揪心与失望,日本帝国主义正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入侵与屠杀,然而国际社会却对此漠不关心;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中,国民政府却忙着内讧;共产党为民族危亡而战,却遭到“大老总”整半年的“坐镇”……在《真理》中,诗人控诉:“野蛮,强暴——日本浪人/马裤,手杖,鸭嘴帽——摇摆街头/矮小,八字胡——凶威仪/谁碰着他/——一个劳动者/挥手杖,开虎口/——一顿蛮打骂……”这是一个怎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世界?诗人以炉火纯青的写作功力描摹事实,却在字里行间尽数世道之不公,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引发所有中国子民的共鸣与激愤。

诗人是如此热切地盼望国家安定、民族团结,所以,诗人始终相信民族革命必将取得胜利,中国必将奏响胜利与凯旋之歌。《星火》中:“小小的火星/出现在荒原里/……/今天/这里显露的/也许只是一点星火/可是/明天这些不一定仅会燃烧这荒原/由人们手里/不会建造起新的城堡吗?”诗人在诗中以“星火”象征革命力量,热烈赞颂“星火”的伟大与顽强,只要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星星之火也能燎原,民族解放便指日可待,所以,诗人坚信“由人们手中能建造起新的城堡”。正如《地心的火》一诗所说的:“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层层的地壳把它压住了/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呵/它会把这些一起冲破/……火,火/血红的地心的火/层层的地壳终究不能把它长久压倒/这时候呵/它将会把这些一起冲破!”透过诗歌,我们仿佛看到广袤大地上升起的一簇簇星火,正以燎原之势迅速烧遍整个荒漠,照亮整个天空,青春的火带着一往无前的激情破坏一切,把腐朽破败的封建中国烧得烟消云散,祖国必将迎来自由与光明的未来。

三、刚健明朗的诗风

蒲风诗歌大都采用自由体政治抒情诗的现代表现形式,诗人将年轻的热血与激情、雄心与抱负融入作品中,风格显得刚健朴质,独树一帜。蒲风用粗犷的笔触,描绘着祖国大地上的茫茫黑夜,让人们看到血泪斑斑的土地和方兴未艾的反抗与斗争;同时,又以炽热的情怀和敏锐的目光,宣告了祖国“黑暗中诞生光明”的未来。这些诗真实、严峻、深刻,刚劲有力,像一曲曲战歌,激励人们在黑夜中奋力向前。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蒲风坚定地告诉人民“黑夜呀/到底不能永久地遮住四方”,当东方甫白的时候,天际依旧挂着红霞。(《晚霞》)诗人希望火再大些,才能把“窒息你的社会烧焦”;狂风再猛些,才能“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暴雨“再猛降呀,把充满了血腥的大地洗净”。(《火·风·雨》)无数的革命战士如同扑向熊熊燃烧着的烈火的灯蛾,“在火中烧焦”,“先先后后,没有一个要想退走”!(《扑灯蛾》)一首首刚健明朗、激情充沛的诗歌如同射向敌人的炮弹,使得对方无处遁形,又像一声声嘹亮的战鼓,激励着人民奋勇前行。

《茫茫夜》中通过母亲屈服于命运,儿子不再相信命运的鲜明对比深化了全诗的主题。它通过相隔两地的母子在茫茫黑夜里借助风声相互问答的新颖手法,刻画了两代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茅盾曾把《茫茫夜》与林庚的诗《夜》进行了对比,认为“同是‘夜’——黑沉沉的夜,诗人的兴感并不一样”。“同是青年诗人的第一次收获,同是以‘夜’题名,然且是形式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林庚先生的‘夜’是,像海一般的深(《夜行》),‘满天的乌云悄悄’(《月亮与黄沙上……》),‘黄月如沟’(《黄月之夜》)。蒲风先生的‘夜’却不是那样寂寞,那样凄冷,他的是充满电闪雷鸣、闪电的夜”。[5]这里所谓的“电闪雷鸣”就是一种革命激情的象征,正是在这“闪电在空中突击”的风雨声中,母亲听到了“夹杂着晓鸡啼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与光明。当时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刻,然而,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却未能在主宰当时诗坛的唯美派和象征派诗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他们依然在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徐志摩)、“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戴望舒)之类的严重脱离现实的小调,表达的是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情绪。蒲风诗歌的问世,与这些纯粹艺术家的个人感觉主义的描写和悒郁情绪的抒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像一个寂寞的幽灵”;[6]而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则庄严宣告:“闪电在空中突击,黑暗中诞生光明。”“风雨声中,夹杂着晓鸡啼音!”[7]在20世纪30年代充满浅吟低唱的诗坛里,蒲风诗歌以质朴的文风、雄伟的气魄、高昂的自信心,一扫当时“风花雪月” 之风。在那样暗沉惨淡的时日里,蒲风充满信心地确定光明能穿透茫茫黑夜,确信革命的“星火”定会燃烧“荒原”,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人感觉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巍然挺立于天地间,在当时是极其振奋人心的。

蒲风创作的新诗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蒲风的倡导带动下,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创作出版了一大批新诗集,如温流的《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任钧的《战歌》、《冷热集》,王亚平的《都市的冬》、《海燕的歌》,杨骚的《乡曲》等等,这些诗歌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语言朴实明快,通俗易懂,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新诗潮的出现改变了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新诗高高在上的寡淡局面,为20世纪40年代新诗歌的真正大众化打下了基础。

不可否认,出于对民族危机深重年代的紧迫感,蒲风一直注重多写、快写。由于写得多,有些诗作往往来不及仔细推敲斟酌,确实存在粗疏的弊病。另外,题材的相对单一也不免令人有千篇一律的疲乏感。虽然如此,但他为促进新诗发展所做的贡献却是意义深远的。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激情洋溢的诗歌风格,已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绕不开的一处风景,也必定会在诗歌长河中闪耀着它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黄安榕,陈松溪编选.蒲风选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2]蒲风.抗战诗歌讲话[M].广州:诗歌出版社,1938.

[3]蒲风.取火者颂集自序[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4]蒲风.发刊词[A].蒲风选集(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5]转引自吴世宁.论蒲风的诗歌创作[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4).

[6]戴望舒.望舒诗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37.

[7]蒲风.茫茫夜[M].上海:国际编译馆,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