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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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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聊斋志异》节日描写的艺术功效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88        返回列表

张爱莲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山东淄博255130)

摘要:《聊斋志异》节日描写丰富多彩,在作品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不仅为故事铺设浓郁的民俗文化背景,创设诗意情境,而且是联结故事结构,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人物命运转变、情节起伏的转折点。

关键词:聊斋志异;节日描写;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陨圆园苑援源员9 文献标识码:粤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集大成之作,其四百九十余篇作品,与传统节日有关的近四十篇。《聊斋志异》的节日描写不像长篇章回小说那样对节日场景进行细致入微地描摹,而是根据叙事需要,对节日风俗进行详略、简繁地艺术处理,使节日描写在文本中发挥着独特的艺术功效。

一、以节日描写铺设民俗文化背景,创设诗意情境

在小说中,节日场景、节庆风俗往往是上演悲欢离合故事的舞台。《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也常将节日场面、民俗风情作为时空背景,或多或少地再现各地节日风俗文化,烘托或浪漫狂欢或神秘诡异或凄冷孤寂的时空氛围,创设蕴含地方人文色彩的艺术空间。

《偷桃》开篇介绍奇术表演的背景———演春习俗:

童时赴郡试,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东西相向坐。[1](P32)

演春“指山东旧时习俗,于立春前一日的迎春活动。”[2](P34)此活动在山东许多地方志中有记载,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修《济南府志》记载:“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读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3](P3)《历城县志》(十六卷·民国二十九年影抄本)载:“‘立春’,先一日迎芒神,设宴,士人毕会,老稚胥观,至期鞭土牛。农商百艺咸持器以走春。”[4](P94)《商河县志》(八卷·清道光十二年修、十六年刻本)载:“‘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春牛迎春于东郊,里人行户扮渔樵耕读诸戏,结彩为春楼,以五辛为春盘,饮酒簪花,啖春饼。”[4](P135)蒲松龄的家乡淄川也有此风俗,《淄川县志》(嘉靖本)载:“‘立春’,观土牛,饤春盘。”[4 ]( P98)在古代,立春既是节气,又是节日。作为春耕号角和序曲的节日,立春前后有一系列活动,从立春活动看,既有迎春、祭芒神、鞭春牛、祈丰收的神圣仪式,又有做百戏、结彩楼、带鬼面、跳傩舞的娱乐项目。故立春前一日的演春,有“演”的神圣性,更有“演”的欢娱性,也正因此蒲松龄先生在展演“偷桃”故事时,选择了演春这一隆重的岁时仪式,将其作为衍生故事的时机和引子,为魔术表演提供富有特色的民俗背景。“相对于时间的流动性,空间的稳固性使其更容易证明故事的实有发生。”[5](P203)故作者以千年相续的演春活动为背景,用游人如织、万声汹动的场面来增强“偷桃”奇术的现场感和真实性,营建一种真幻叠加的艺术效果,让观众和读者亲眼目睹却又百思不解。

像《偷桃》这样,以富有地方特色的节日习俗作为背景引出故事的还有《晚霞》。《晚霞》开篇写吴越端午习俗———龙舟之戏:

五月五日,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刳木为龙,绘鳞甲,饰以金碧;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锦绣;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下临江水,险危欲堕。故其购是童也,先以金啖其父母,预调驯之,堕水而死,勿悔也。[1](P1476)

众所周知,端午节庆活动的重要项目之一是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载:“是日,竞渡”[6](P92)。端午缘何竞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为纪念屈原,“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6](P92)此说是流传久远且被公认的观点;二是闻一多认为“龙舟竞渡”与“断发纹身”皆是吴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活动,此说颇有道理。从《晚霞》对龙舟及龙舟之戏的描绘可看出,端午这天除在龙形舟上做竞渡游戏外,还让儿童在高余丈的“龙尾”垂板上颠倒滚跌,做诸巧剧。蒲松龄先生以此习俗为叙事背景和叙事因子,引出阿端与晚霞,让其爱情故事在此仪式活动中拉开帷幕。

小说家“在选择节日的时间刻度加以人文化的时候,由于人文现象本身带有时代性和地方性,它便增浓了叙事文学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7](P181)故《聊斋志异》中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描写,为故事设置一个个倍感亲切的民俗文化背景,将一些狐鬼花妖的形象根植于节日习俗土壤中,衍生出离奇怪异的故事,此类故事读者读来似曾相识,却又新鲜怪奇。

[来自www.lW5u.com] 节日描写不仅能够增强小说的民俗文化气息,节日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象,往往会为文本叙事提供适宜的氛围,从而使故事拥有诗歌般的意境。如《彭海秋》,彭好古因读书别业,离家颇远,在中秋节家人团聚之日,只身在外,不能与家人团聚,倍感寂寞无聊。之后,因不速之客彭海秋的加入,令中秋节过得愉快起来。明月之下,饮酒欢歌,猎艳听曲,以解思乡之苦。此后,乘彩船一只,渐入云霄,清风习习,烟云萦绕,逾刻,飘落西湖中,月夜泛舟西湖,品异肴佳酿,欢然对酌,彭好古与名妓斜波相盼,共度良宵。中秋月夜令整个故事充满了诗情画意,主人公彭好古的中秋佳节也过得无限欢[来自www.lw5u.Com]愉、诗意与浪漫。

《彭海秋》描写了中秋“异踪艳影”的故事,主人公觇异类之异并艳遇佳人。综观“聊斋”篇目,“异踪艳影”的故事俯首即是,“异事”、“艳情”应是《聊斋志异》的两大主题。无论是“艳情”,还是“异事”都需讲究隐蔽性、浪漫性和神秘性。为产生此审美效果,作者往往把人与鬼狐精怪置于灯前月下,以“灯”、“月”意象创设浪漫温馨、神秘朦胧的意境,使叙事时空具有诗韵情致,以寄托文人的风流雅趣。《彭海秋》的故事发生在中秋之夜,中秋本是月亮的节日。古往今来,月亮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意象,是高悬于天空的一首诗。因此,作者以中秋月色创设出诗意的审美场,使故事具有浓浓的诗意美。

在丹桂飘香之季,在月白如昼的中秋之夜,家人团聚,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寒食节却恰恰相反,因寒食是上坟祭祀的节日,故寒食往往与萧瑟落寞之景、悲凉伤感之情交融。如《莲香》写狐女莲香“夜来扣斋”,与桑生“息烛登床,绸缪甚至”;后鬼女李氏又翩然而入,桑生不顾莲香劝阻,人鬼交往,病入膏肓。后鬼狐见面,互相怜爱,共救同好。鬼女李氏借富室张姓之女燕儿之尸还魂。在莲香帮助下,李氏与桑生结成夫妻,莲香产下一儿后,暴病而亡。“一日,寒食,燕曰:‘此每岁妾与郎君哭姊日也。’遂与亲登其墓,荒草离离,木已拱矣。女亦太息。”[1](P231)寒食节桑生与燕儿来到莲香墓前,但见孤零零的坟墓在离离荒草之中,面对荒野孤墓,触景生情,世事沧桑、悲欢离合、兴衰消长之感油然而生。寒食上坟所遇特定时空里的寂寂原野、离离荒草、凄凄孤坟,常营造一种“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情境,触发寒食节的伤感情思,引发对人生生死无常的慨叹。

二、以节日描写联结故事结构,推动情节发展

长篇章回小说对节日风俗、节日活动等常作详细、具体、生动的描述。如《金瓶梅》前七十九回对元宵节进行了四次描摹,而且每次描摹都是极力铺陈渲染,反复皴擦,以表现西门府的奢华鼎盛。另外,四次元宵节犹如四大板块构架起了前七十九回的整体结构,西门府的诸多人、事、物都串接在元宵节这条绳线上,沿着绳线参差错落又张驰有序地向前发展。显然镶嵌在小说中的岁时节日不仅能够生发故事,而且能够构架故事结构,甚至岁时节日描写本身成为情节结构的一部分。

作为文言短篇小说的《聊斋志异》,其对节日风俗、活动、场景的描写大多只是一笔带过,较具浓缩性。可以说《聊斋志异》里的节日是经过压缩、捶扁处理了的节日。此非作者才力不足,实乃短篇篇幅所限。《聊斋志异》节日描写的简约并不意味着节日描写不重要,相反,节日描写是故事结构中重要的联结性要素。“联结性要素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没有它,就无法贯通行文的血脉,也谈不上结构的统一性。”[7](P72)《聊斋志异》节日及节日里所涉及的人、事、物等因素往往对结构具有联结、过渡之功用,对情节发展具有推移、暗示之意义。如《婴宁》全篇共四次提及上元节:第一次:上元偶遇。王子服初见婴宁,“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婴宁“遗花地上,笑语自去。”[1](P147)以王子服的视角写婴宁,先见其人,见其花,再见其笑,最后闻其声。

第二次:寻而再遇上元佳人。王子服相思成疾,怀梅往南山寻婴宁,在空翠爽肌的世外桃园,“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方伫听间,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捻花而入。审视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骤喜。”[1](P149)又以王子服视角写婴宁,此次是先闻其声,见其人,再见其花,后见其笑。此时王子服心骤喜,因上元相思之情有所释然。

第三、四次:以上元梅花示爱。“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1](P152)

从王子服角度看,王子服对“上元节”进行着频频回顾,可以说“上元节”在王子服心中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结,即对婴宁的恋慕与痴情。从结构故事的角度看,上元之遇、上元之花、上元之笑、上元之情既引逗下文,又贯穿全篇;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因子,又是关联结构的纽带,使故事前后呼应,血脉流贯。但明伦称此叙事为“遥对法”:“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见其花,见其笑,而后审视而得见所欲见之人。既照应起笔,即引逗下文,文中贵有顿笔也。至入门而夹道写花,庭外写花,窗外写花,室内写花,借许多花引出人来;而复未写其人,先写其笑,写其户外之笑,写其入门之笑,写其见面之笑,又照应上元之言,照应上元之笑。许多笑字,配对上许多花字,此遥对法也。”“捻梅花一枝数语,已伏全文之脉,故文章全在提掇处得力也。”[1](P159)

《彭海秋》开篇“: 莱州诸生彭好古,读书别业,离家颇远。中秋未归,岑寂无偶。”[1](P704)开篇虽聊聊数语,但不可忽视其结构故事之意义,“文有句句暗伏节节相生之法,如别业则少朋友,生下二生;中秋则必有月,月夜则必游览,游览则必名胜,名胜则惟西湖。其间选妓征歌,天河唤渡,归途变马,如声中之有节节高,调中之有红衲袄,是皆随手生波,层层入妙,极行文之乐事。”[1](P704)

(冯镇峦语)此处彭好古“中秋未归”是情节发展的暗伏和引逗,使故事节节相生,环环相扣,步步推移。

《王成》中的上元斗鹑亦是结构故事的纽带,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助推器。此篇主要由以下几个情节构成:

第一,“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懒,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数间,与妻卧牛衣中,交谪不堪。”[1 ]( P104)遇狐仙祖母老妪,老妪赠以金钗。

第二,在老妪资助下,王成去燕都卖葛,亏资十余两。原因有二,客观上风雨大作,主观上仍是王成之懒。

第三,店主人帮王成贩鹑,因雨,鹑渐死,只剩一鹑,又听店主人建议,驯鹑,赌酒食,半年许,积二十金。

第四,“先是,大亲王好鹑,每值上元,辄放民间把鹑者入邸相角。”[1](P108)王成与亲王斗鹑,王成胜,获金六百。

第五,王成归家,置良田,勤于耕,居然世家。

文章第一、二情节重在突显王成之懒。开篇写王成“红日三竿,王始起”,真是“懒煞”[1](P104)(但明伦语)。卖葛途中,“王生平未历风霜,委顿不堪,因暂休旅舍。”[1](P106)遇雨即歇,仍是“懒煞,缓煞。”[1](P106)(但明伦语)在“待至亭午,始渐燥,而阴云复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1](P106)王成还是“懒煞,缓煞。”[1](P106)(但明伦语)不愿经风历雨。

以两次“雨”来考验王成之懒,然每次用意不尽相同。卖葛途中遇雨,意在写王成之懒,因王成懒惰,未经风雨,以阴雨难行为借口,暂休旅舍。而贩鹑之时遇雨,“此则非惰之咎,而无心之过”[1](P107)(但明伦语),此次下雨误事,实非王成之过。王成因懒误事后,已有所觉悟,但仍使其处于“山穷水尽”之状,然后才让其“绝处逢生”[1 ]( P108)(冯镇峦语)。像王成这样唯经历过人生的种种风雨,才能峰回路转。

纵观整篇故事,在第三情节,王成经过卖葛亏资、贩鹑失败,以斗鹑决赌,半年积二十金,其生活可谓柳暗花明了。从故事叙事看,如果省去第四情节上元节部分,就此收笔,故事也算完整,但不免有平淡乏味、恹恹无生气之感。如聂绀弩所说:“这样一篇文章,如果也算作品,是一种何等死气沉沉的平凡作品。”[8](P215)因文本前三个情节以较平稳、平淡的笔墨推进故事,至第四情节上元斗鹑才使故事呈波澜起伏之状,以斗鹑场面营造强烈悬念,将故事推向高潮,故上元情节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王成在上元斗鹑中获六百金,“妪命置良田三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妪早起,使成督耕,妇督织”[1](P110),王成“收前性懒”[1](P110)(冯镇峦语)过三年,家益富。如果文章省去上元斗鹑部分,读者就看不到王成达到家业顶盛、富贵荣华的境地;如果没有此境地,就不能形成王成前后的贫富之差距;如果没有贫富之差距,就不足以说明懒与勤之差别,故事便失去了教化之意。以上元斗鹑让王成致富,使读者看到人勤而后财富的效果,并体悟“介固盛德,惰亦败类,欲其富贵,必去病根。”[1](P105)(但明伦语)和“其富之基虽得于介,而终以不惰成之。通篇言数言命,而束之以此,可知富贵之来,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1](P110)(但明伦语)的深意。

以节日描写助推情节发展,与《王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青凤》,耿去病于清明上墓,遇二狐,被犬逼追,一狐窜去,另一狐则在生前哀啼求助,生怜抱归,归家置床,竟是青凤。二人另舍居之,有情人终成眷属,作者未将故事就此绾住,而把清明重逢作为进一步衍生故事的引子,推动故事继续发展。两年后,耿生又解救青凤叔父,使青凤家人命运出现由死至生的转折。

《仇大娘》篇也因节日这个独特时间实现了人物命运的转变。仇仲因大乱被寇俘去,二子仇福、仇禄由继室邵氏抚养。可一向狡诈奸猾的魏名,因与仇家不睦,便事事思之中伤仇家。先是怂恿仇福与病母、弟弟分家,又怂恿其赌博,输光家产,以妻抵债,妻自刺喉欲死,母病垂危,弟孤无依。魏名又招仇仲前室之女仇大娘来与二子争家产,而仇大娘怜家景之惨淡,养母教弟,居年余,田产日增。魏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值清明节,引仇禄游范公子名园,欲使仇禄被当盗而捉。禄惊慌落水,被救起,并招为公子婿。清明游园本欲害之,反益福之,真可谓因祸得福,故本篇清明节是仇家命运的转折点,并使其向着“祸之而益以福之”的趋势发展,也正体现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

《王成》、《青凤》、《仇大娘》、《阿宝》、《大力将军》等皆利用节日将人物命运由“山重水复”之地推向“柳暗花明”之境。有些篇目恰与之相反,以节日将人物命运推向“山重水复”之地。如《瞳人语》长安士方栋于寒食尾随芙蓉城七郎子新妇,被扬土迷目而失明;《红玉》中冯相如与妻儿清明上墓,遇邑绅宋氏,宋氏羡相如妻美,入室夺之,致妻离子散;《陆判》吴侍御女儿上元游殿,被无赖贼盯上,无赖贼乘夜入室而杀之。

《聊斋志异》中的节日描写大多极其简略概括,看似无足轻重,却处文本关键处,对结构之联结、情节之转换、人物命运之转折、人物形象之塑造等有举足轻重之用。因故事“两个部分间的连接、转折、推移、过渡,是结构中极为充满活性的地方,真正的艺术家当会在这类地方使出浑身解数,而不敢轻忽和懈怠的。”[7](P70)蒲松龄先生艺术化地运用节日,实现部分与部分间的过渡性转换,使故事既前后相承、血脉相通,又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由此看来,蒲松龄先生不仅把节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而且把节日当做艺术技巧来进行艺术创作。因此《聊斋志异》节日描写,是研究民俗的重要史料,更是研究聊斋艺术的重要蹊径,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清)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清)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山曼,李万鹏,等.山东民俗[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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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霖,李桂奎,韩晓,邓百意.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6](南朝)宗懔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7]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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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