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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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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蒲松龄代笔之作的文化意蕴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90        返回列表

张月霞

(人民政协报社《画界》杂志[来自www.lw5u.Com]编辑部,北京100142)

摘要:在蒲松龄的三百多篇散文里,代笔之作有二百多篇,达三分之二以上。代笔之作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也是一个特殊群体———不得志而又大有文才、颇有文名的落魄文人的写作生涯的一种表现,浸透着千古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的悲愤与憾恨。

关键词:蒲松龄;代笔之作;文化意蕴;应酬;怀才不遇

中图分类号:I圆园苑援62 文献标识码:粤

在蒲松龄的三百多篇散文里,代笔之作有二百多篇,达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在古人文集中实不多见。这类文章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也很多样,有告示,也有呈文,有婚启,也有祭文,有贺信,也有邀请书,可谓五花八门。这其中有的是做幕僚时代幕主所作,有的是做塾师时代馆东所作,有的是为亲戚朋友所作,有的只是为普通的乡邻所作。这一现象颇引人注目。因此,本文拟从文化根源方面加以简析。

为别人代笔并非为蒲松龄的首创,例如明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大作家徐渭,就为人代作过大量的文章,在狱中,他还专门把代他人写作的文章合为一集,并认真写了一篇《抄代集小序》,表达了他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为他人代写文章的感愤,以为“渭不幸为文若马耕尔”。和徐渭一样,蒲松龄在这件事上也有着同样深切的慨叹,他的《戒应酬文》便对此有着极为生动、详尽的记述:

他接受了代人书写“吉启”的要求,但“意懒苦于思索,掇笔复置者屡矣。”而要求的期限已到,于夜深人静之时“不得已挑灯构之,思又不属。”眼看“弯月已西”,且“严寒侵烛,霜气入帷,瘦肌起粟,枵腹鸣饥”,而代作之文尚未构成,于此寒夜心急无助之时,“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翕,耸肩缩项,如世钟馗。因讶然而自笑,哂措大之呆痴”,遂对影自言曰:“苦哉!……人生世上,具有须眉,无端而代人歌苦,胡然而自为啼笑?无谓矣哉!”于是,他愤然“投笔而起”,告诫自己“既往者之莫谏,尚来者之可追,其从此而永戒,勿复蹈乎前非。”他痛下决心,不再写此等没有真情实感、绞尽脑汁也难以成文的“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字了。

徐渭和蒲松龄代人为文的苦况颇引人深思。代作,或者说代笔,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算作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因为无论写诗还是作文都是在为自己表情达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环境下抒发极具个性的个人思想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绝对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行为。而代作却是代替别人表情达意,需要按照别人的身分、要求、意愿,仿照别人的口吻来抒写。这种情况下,对于代作者来说,代作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就如在街头摆上一个小摊,立上代人写状子、写家书、写对联之类的招牌,再收取一定的报酬,这时的写作岂止是一种工具,简直就是卖文为生的商业行为了。所以,就其失去了写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失去了文字写作最本质的特征而言,从这个角度讲,代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那么,形成这种特殊文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深究之下,大概不外乎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在旧时代的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文盲很多,即便是能识文断字的人,也往往缺少下笔成文的能力,而在社会交往中需要舞文弄墨之处却不少,如婚丧嫁娶、庆寿贺年、贺人得子之类的事情都需要文字往还,这时,便不得不求人代笔了。应该说,民间的这种需求还是较低层次的,对写作水平的要求不太高。求文者与被求者之间的关系,多是乡亲邻里,送一只鸡、一筐蛋或是一瓶老酒、一包点心,以作润笔之资也就可以了,花费也不大。所以,此风在民间还是较为盛行的,代作还颇有市场。此绝非笔者妄下判断,蒲松龄的此类作品数量之[来自wWw.lW5u.CoM]丰可作一证明,其文集自序中的牢骚之言也可以作一证明:“故缙绅士庶,贵耳贱目,亦或阙牛而以犊耕。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藉此可以止之;而远迩以文事相烦者,仍不少也。寒暑呻吟,极不可耐”;而他的《戒应酬文》对这一现象的揭示更是直观而形象:就在他下定决心不再写作“无端而代人歌苦”之文的第二天,他的决心就迎头碰壁,被击了个粉碎:

越日盥矣,振衣未披,忽闻剥啄,若扣柴扉,启门而视,乃我旧戚,携果一榼,载酒一瓻。予怪而问焉。客揖而言曰:“将有所事,烦子属词,致不腆之微物,聊以备咿唔之小资”。余闻之沉吟而笑,未及致辞,心欲耿耿,而守戒脏神,哓哓而不依。无已,且效冯妇余一次,过此再戒而弗迟。

蒲松龄的文章极为诙谐、幽默,不说是面对亲友的请求,却不过情面,只说是自己不能守戒,很难彻底禁绝不写这类无可奈何、不得不写的文字。

第二,旧时代的官僚缙绅之间,为了公事交往或私下应酬的需要,有了较高层次的代笔要求。有些官僚本身写作水平不高,自然需要有人代笔;有些官僚虽然出身科甲,八股文写作水平不低,但对那些被视为旁门左道的诗词曲赋和非八股腔的散文,则不那么在行了,而官场应酬又频繁,他们又想附庸风雅,把文章写得文采飞扬一些,那么单靠他们自己便也心有余力不足了。因此,为官者常常在衙门里聘请一些幕宾,为自己代笔,以减少案牍之苦,如胡宗宪之聘请徐渭代作来往公文、表、奏,孙蕙之聘请蒲松龄代写各种书启、文告,便都是这种情况。除了幕宾以外,家庭教师有时也充当这一角色。例如蒲松龄在毕际有家坐馆,其工作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包括替毕家作一些诸如婚启、祭文、书信、贺序之类的应酬文字。应该说,这样的代笔之人是不容易求的,有此才华的官场之人,当然不能求;虽然不是官场之人,但很有社会地位、知名度很高的风流才子则不便求、不敢求;只有像蒲松龄、徐渭这样大有文才、有一些知名度、社会地位不高的科场失意的老秀才,才是官僚缙绅们所寻求的理想人物。然而,这样的“理想人物”的存在,对于需要人代笔的官僚缙绅来讲,固然是一种幸运,对于那些“理想人物”本身而言,却是一种大不幸。“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没有哪个文人寒窗苦读的初衷不是博取功名,有谁愿意默默地躲在别人身后,为人作嫁衣裳呢?

所以,代作可以说是旧时代一种基于特殊需要而形成的文体,也是一个特殊群体———不得志而又大有文才、颇有文名的落魄文人的写作生涯的一种表现。无论是把代作视为“予为文不幸若马耕尔”或是把代作视为“无端而代人歌哭”,都饱含着他们大材小用、将自己有用之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生辛酸,浸透着千古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的悲愤与憾恨。所以,代作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现象,其中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容。

注:本文有关蒲松龄作品的全部引文均出自:盛伟编校,《蒲松龄全集·聊斋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年版。

(责任编辑 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