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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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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专题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8-02-03        浏览次数:134        返回列表

刘艳玲(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育系,山东淄博255100)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的专题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主要体现在蒲松龄的侠义思想、《聊斋志异》中侠义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

关键词:聊斋志异;侠文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注:此文系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聊斋志异》与侠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到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明白话小说中的侠义文学作品,义侠、豪侠、隐侠、儒侠、僧侠、女侠……侠的形象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侠文化的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历代文人在对侠义形象的畅想中抒发着情感,表达着心声,寄托着理想。蒲松龄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一文中就谈到他对《史记·游侠列传》的钟爱:“余少时,最爱《游侠传》,午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至‘货殖’一则,一涉猎辄弃去。即至戒得之年,未之有改也。”蒲松龄曾在“浮白”时做着他的侠客梦,也曾在“浮白”中将如此梦想付诸笔端,在《聊斋志异》中留下了一批侠义题材的作品,以托旷怀,以寄孤愤。在这些侠义作品中,蒲松龄不仅塑造了智勇双全的人间侠士,而且驰情人幻,在精魅狐鬼仙怪的形象中浸染了侠情侠风,赋予这类形象以强烈的正义感,从而营构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奇侠世界,开创了侠义文学的新天地,赋予了中国侠义文学以新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的重视和深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专题的研究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近来,笔者对见诸期刊的此类文章进行了一番搜集整理,分析归纳,可以看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蒲松龄的侠义思想、侠义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比较研究四个方面。下面即从以上四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蒲松龄的侠义思想

蒲松龄思想研究一直是《聊斋志异》研究的重点。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蒲松龄的哲学、宗教、鬼神以及商品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系统认识,对其侠义思想的研究虽不够十分得深入系统,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郑春元先生、王振星、白燕都认为蒲松龄具有浓厚的侠义崇拜思想,他在崇侠的心态下写成了《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并结合具体作品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蒲松龄的侠义思想进行了概括。

王振星的《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任侠意识》[《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认为蒲松龄对游侠的理解和创作动机与司马迁息息相通:借游侠而托事明志,以“行胸怀”。并结合《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环境考察了蒲松龄任侠意识的思想动机和倾向,认为蒲松龄的任侠意识发端于下层百姓的哀苦生活,具有普遍的群众性和被压迫人民的社会基础,进而指出蒲松龄笔下那些见义勇为、重诺轻生的侠义形象“深蕴着平民阶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闪现着芸芸众生那些基本的而往往又得不到正常允可的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色彩”。

郑春元先生在《蒲松龄的侠义观念浅识》(《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1期)中指出:蒲松龄的侠义观念由三个方面组成:(1)继承了司马迁的侠义观念;(2)吸取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的侠义观念;(3)蒲松龄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界定和对侠的职责、作用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侠义观念。蒲松龄所推崇的侠义行为、侠义伦理主要有四个方面:(1)有冤必雪,有仇必复;(2)施恩拒报,受恩必酬;(3)对友重义,患难与共;(4)扶危济困,舍己利人。蒲松龄侠义观念的核心是利他主义。

白燕在《侠文化与蒲松龄的(聊斋)创作》(《蒲松龄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对《聊斋志异》所反映的蒲松龄的侠义思想作了探讨,认为蒲松龄所理解的侠义精神本质上是属于下层社会和下层人民的,那些行侠仗义者大都是具有独立人格身份的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真实性格和平民侠者的自然品性。从文化学的角度,白燕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侠义作品所蕴含的儒释道文化精神。对于此类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倾向,白燕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侠文学创作是蒲松龄排遣孤愤之情的特殊渠道;二是蒲松龄具有在某些方面与任侠人格精神深相契合的性格基础。

总之,蒲松龄的侠义思想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彩,体现出作家深刻的人生见解,对其侠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蒲松龄的思想研究,理解《聊斋志异》及蒲松龄其他作品的深刻内涵。

二、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罗立群先生的《神奇幻化,侠骨飘香—一(聊斋)“侠义”小说论》(《蒲松龄研究》1989年第3期)对《聊斋志异》侠义小说的内容进行了综合论述。按照内容,将侠义小说分成了三大类:第一类为报恩复仇,第二类为仗义助人,第三类为炫耀武技。作品蕴含的思想意义也分列为三:一是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二是颂扬人类真情的美好;三是寓示深刻的人生哲理。罗立群先生的论述虽然相对完整,但分类未免宽泛,未能全面准确地揭示《聊斋志异》侠义作品的精神内涵。其他研究者的论述可分为二类:一是针对某一类型作品进行专题论述;二是阐释解读某一篇具体作品。下面分而述之。

(一)专题论述

报恩复仇类的侠义作品引起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聊斋志异》中的此类作品进行了论述,如刘正民、张广咏的《(聊斋志异)中的复仇女神》[《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89年第4期],王平先生的《论(聊斋志异)复仇作品的当代价值》(《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4期),张丽敏的《恩情·爱情——(聊斋志异)中的报恩式爱情故事赏析》(《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2期)等。

刘正民、张广咏认为,在复仇的壮举中,女性表现得比男子更突出,更生动,其意义也更不寻常。复仇女子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紧密联系着的,她们的复仇行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代表性,她们的复仇效果与广大妇女反抗封建专制、要求自由解放的愿望有着必然的统一。张丽敏则以《小翠》、《绿衣女》、《花姑子》等作品为例,分析了几个幻化为女性的精灵报恩的故事,由此看出蒲松龄具有浓厚的感戴之情。

王平先生从文化学、社[来自WwW.lw5u.com]会学的角度对《聊斋志异》中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从复仇动机与起因、复仇方式与手段、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复仇的态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当代意义上的解读,挖掘出了这些作品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价值,对当今社会的现实借鉴意义,也给《聊斋志异》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通过对此类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得知,《聊斋志异》侠义作品的行侠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除了报恩复仇,还有许多方面有待研究者去做深入细致的研析工作。

(二)单篇论述

更多研究者将《聊斋志异》中的侠义篇章独立出来作深入的研究,且角度各异,观点新颖独到。

阎勤民的《(聊斋·窦氏)的人本主义思想》(《名作欣赏》1986年第6期)剖析了《窦氏》所反映的人本主义思想;白任卿(台湾)的《论(聊斋志异·王者)》(《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1期)指出蒲松龄借侠盗治贪官来表达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看法,且包含一定的“为恶必报”的因果报应思想;唐彦临的《(聊斋志异·侠女)的解构主义阅读》(《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2期)通过对作品的解构主义阅读,分析了侠女与顾生的关系只是肉体的关系,侠女对传统的礼法道德是认同而非违背,蒲松龄对待侠女的真实态度是批判而非歌颂。

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蒲松龄笔下动物的“义行”,如李立、孙其香的《试论(毛大福)的生态美学意义》(《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2期),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诠释了《毛大福》中知恩图报的狼与人和谐相处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读《聊斋志异》侠义作品的新的视角。王建平的《另辟蹊径出新意,老鼠也能变可爱——浅论蒲松龄的小说(义鼠)》(《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义鼠》突出了小鼠“勇”、“义”、“智”的形象特点,使小鼠变得可敬可爱,作者为这篇小说取名《义鼠》,足见其鲜明的褒扬态度。

在众多侠义作品中,《田七郎》因其文本内涵的丰富性、多义性而引发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田七郎》是一曲报恩重义、舍己为人的义士的颂歌还是一幕渗透着血腥的不平等的义士殒身的悲剧问题的探讨上。主要文章有袁世硕先生的《(田七郎):恩报主题的超越》(《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2期)、马瑞芳先生的《关于田七郎的论辩》(《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3期)、别海燕的《论(田七郎)的深层悲剧意蕴》[《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伏涛的《对(聊斋志异)中“田七郎”的新解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等。袁世硕先生和马瑞芳先生是《聊斋志异》研究的大家,分别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对于如何正确诠释文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马瑞芳先生以新颖独特的甲乙双方各抒己见的论辩方式,对田七郎究竟是嫉恶如仇、高风亮节、报恩重义、舍己为人的义士’,还是受到富人愚弄、始终为“朋友”算计、又始终对“朋友”感恩戴德的可怜虫作了深入辨析。袁先生则从田七郎的母亲这位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人手,对传统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恩报观念提出质疑,指出《田七郎》展示的是一幕意蕴深沉、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田七郎为报武承休之恩而舍身以赴,既是自愿道德行为,又是势不得已而尽其道德义务的无奈之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实际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也是小说传达出的发人深省的社会哲理。袁先生认为,这种不平等“无疑是位卑家贫而博学能文的蒲松龄从社会阅历和古今恩报故事中感悟出来的非常实际的问题,虽然并非对传统的恩报观念的颠覆,……但意识到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报问题的实质,传统的恩报观念和道德信条实际的利害关系,便足以清醒地对待社会交往中发生的事情,以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避免卷入恩报的不幸后果中去。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说,这是一次认识的进步和思想的超越”。

三、人物形象

在《聊斋志异》的奇侠世界中,那些寄托了作者理想的侠义形象生动鲜明,特别是有情有义的女侠更是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下面从群体形象研究与个体形象研究两方面分而述之。

(一)群体形象

关兀在《(聊斋志异)中的奇侠世界》[《十堰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中认为,与《聊斋志异》之前之后一些小说中的侠义形象相比,《聊斋志异》中的侠主要活动于下层民间,解救庶人平民的困厄,把矛头指向上层统治者和欺压百姓的恶霸,其侠义行为具有更多的正义性。根据侠的身份及其行侠方式,关兀把《聊斋志异》中的侠分为仙侠、女侠和书生之侠。仙侠超越人类,通过神奇的法术行善除恶;女侠重义践义,或经历千辛万苦帮助他人,或以女性之身救助困厄中的寒士;书生之侠手无缚鸡之力,危难时刻却能见其侠肝义胆,舍己救人。不管哪种类型的侠,其身上都闪射着“义”的光芒,具有侠义人格美的光辉,这是蒲松龄对侠义作品作出的贡献。潘晓生的《侠生·侠女·侠民——论(聊斋志异)中侠的形象》(《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3期)把《聊斋志异》中的侠分为侠生、侠女和侠民三大类,着重强调的也是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侠义精神的光彩,以及人物人性的表现和人情味的渲染。尽管分类略有不同,但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对于侠的真正精神实质的认识和把握,透露出其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看出蒲松龄的理想与追求。

王茂福的《以性行侠,济困扶危——论(聊斋志异)中的女侠形象》(《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则集中论述了《聊斋志异》中一类奇特的女侠形象,“在这一组形象中,尽管每个人的具体特点各异,但其共同而基本的特点,是用自我献身的方式来解救贫寒知识分子在婚姻、子嗣方面(有的还包括经济方面)的困厄,以此完成她们的行侠仗义之举”。王茂福还通过考察蒲松龄的创作意图并从侠客的本质特征出发,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类女性形象侠的性质,认为“蒲松龄把侠义思想引入两性关系、婚育子嗣这一特殊领域,塑造出此类至奇至特的女侠形象,这对以往的侠文学来说是一个奇异的突破,充分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个体形象

《[来自www.lw5u.CoM]聊斋志异》侠义作品的个体形象研究多集中于某一个性鲜明的女侠形象。陈作林的《谈(聊斋志异)中的(张氏妇)———兼及(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问题》[《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肯定了反抗强暴欺凌、反抗悍兵污辱的机智、勇敢的女性人物张氏妇,并进一步指出,小说所反映的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所存在的尖锐激烈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弦声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读(聊斋志异,侠女)札记》(《河南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4期)认为,蒲松龄充分运用对比、侧写和虚写的手法,塑造了光彩熠熠的侠女形象,而侠女在封建社会女子贞节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礼教的蔑视,更使其在思想上超绝时人,走在时代之前,通过侠女这一形象,也看到了蒲松龄那种冲破封建牢笼羁囚的思想闪光。丁峰山的《以性惩恶济困的奇侠——(聊斋志异·霍女)小议》(《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选取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另类侠女——霍女。丁峰山通过分析霍女与富而吝啬的朱大兴及贫而无妻的寒士黄生的交往过程及蒲松龄对霍女的赞赏态度,用“侠”的观念来考察霍女“三易其夫”的异行,指出这是一位惩悭诳邪、怜弱济贫、牺牲自我、功成不赏的侠女形象,是以性行侠的另类侠女的典型。吴九成则在《一位让荆轲汗颜的少女——读(商三官)》(《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为父报仇的少女商三官既富有思想智慧又英勇壮烈的性格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蒲松龄在这一人物身上所寄寓的政治愤懑:既然官府与地方豪绅恶霸总是沆瀣一气,受压迫的百姓总是无法伸张正义,那么,百姓就只有自己起来抗争,甚至在必要时以暴抗暴,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四、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中的侠义作品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存在于侠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既有其悠长的文化渊源,又有对此前侠文学的突破与发展。基于这一认识,有不少的研究者运用不同方法或从不同角度对《聊斋志异》与此前的侠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

美国学者白亚仁先生的《(田七郎)与(聂政传)关系探源》(《文史哲》1992年第4期)认为,蒲松龄的创作深受《史记》的影响,但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田七郎》与《聂政传》有许多相同点,但在社会环境、故事人物、故事情节方面还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蒲松龄在《田七郎》中对《聂政传》价值观念的修正:既不愿否定刺客身上的英雄气概,不愿损害“士为知己者死”的理想,同时又认识到了富人与贫人之交的不平等性。

刘维芬、康清莲的《(史记)与(聊斋志异)行侠复仇题材之比较》(《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运用类型研究的方法,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与作家身世,指出司马迁歌颂游侠与批判汉代官场、上流社会的道德面貌相表里,矛头直指当朝政治;而《聊斋志异》中的侠客多是独行侠,往往依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行侠多是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刺客列传》中的复仇形象,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聊斋志异》中的女子多是报私仇,但她们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而泣鬼神。

王立先生多年致力于武侠文化研究,且将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聊斋志异》的研究之中,为《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增添了活力。在侠义作品研究方面,他往往将《聊斋志异》中的侠义故事放入整个母题研究之中,从而揭示了蒲松龄对旧有母题多方面的扩展再造,使旧有母题的思想意蕴更为复杂和深刻。如《(聊斋志异)侠女复仇对于传统文学主题的新突破》[《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一文认为,《聊斋志异》中的侠女复仇故事超越了先前母题结构的内涵,以新的人物性格、身份、人物关系和情节安排,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追求。在《(聊斋志异)中的反暴复仇母题—一蒲松龄互文性意识和古代中国向猛兽复仇故事》(《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蒲松龄对人向猛兽复仇母题的表现,显得技高一筹,他承领先前众多相关文本的基础,同时又抓住了这一母题的精华所在,其创作有承先启后的文本建构价值。与周玉梅合作的《勇武服夷母题与隋唐豪侠文化—一(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史溯源》(《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则以盛唐时代勇武服夷精神为参照,衬出明季御边的怯弱无能,从而推断《王司马》实则婉曲地透露出了作者对明季御边将领的不满与讽刺。

其他如王建平的《(水浒传)与(聊斋志异)中复仇描写比较》(《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2期),从复仇者的属类、身份、年龄层次和复仇动机、目的、原因以及复仇方式、手段等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析了《水浒传》、《聊斋志异》在复仇描写方面的异同之处。

总之,中国侠文化的悠久历史,清初社会的黑暗腐败,蒲松龄独特的人生经历,《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写作手法等诸种因素决定了《聊斋志异》侠义作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与侠文化专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如注意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继承及其侠义思想的平民化倾向,但却忽略了其在《聊斋志异》中体现出来的泛侠意识;重视《聊斋志异》侠义作品中报恩复仇主题的研究,但其他类型行侠主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重视《聊斋志异》中侠女形象的论述,但对其他富有光彩的侠者形象则有所忽视;重视对蒲松龄的侠义作品与前代作品中传统侠义主题如复仇等的比较研究,但尚未能将《聊斋志异》中的侠义作品置于整个传统侠义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侠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以研究其侠文化精神内涵的继承与嬗变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期把《聊斋志异》与侠文化专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责任编辑 谭莹)

收稿日期:2009-04-17

作者简介:刘艳玲(1970-),女,山东淄博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以《聊斋志异》为中心的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