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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文学的创伤叙事与政治维度探析——以《宠儿》和《圣痕》为例
发布时间:2020-10-01        浏览次数:124        返回列表

盛丽

【摘要】创伤叙事记录的是非洲族裔的创伤记忆。本文通过对包括鬼魂意象在内的创伤复现表征和作为创伤解决方式的集体证言与黑人百纳被叙述策略的梳理和分析,在拜物叙事与创伤叙事之争的学术背景下,阐释黑人文学创伤叙事在重建族裔历史身份过程中展现出的政治维度及其积极意义。

【关键词】创伤叙事 创伤复现 创伤解决 拜物叙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空间历史记忆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1CWW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英国小说的空间意识与文化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2040)的研究成果。

美国心理创伤理论学家贝索·考克(Bessel Kolk)在高度刺激与自我认知紊乱之间存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叙事记忆”(nar-rative memory)中断导致创伤的生成机制:无意识层面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会自动将新信息整合到现有的心理图式中,个体可以在更高的叙事记忆意识层面根据需要调取关于某次经历的记忆,并建构时空上的连贯性。如果某次经历过度强烈而无法被吸收到现有的心理图式中,大脑就无法对其进行象征处理,这时候就会出现心理创伤。换言之,心灵受到突发性事件的高度刺激后,人们对灾难事件的反应延迟,同时反复出现幻觉及其他无法控制的无意识症候。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PTSD)研究的深化,创伤心理学的关注点逐渐转向美国黑奴制的创伤性后遗症及有色人种文化认同危机等社会症候,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黑人恐惧症的层面上指出黑人/白人文化接触创伤论,即黑人的神经症及情感隐秘痛苦都是文化境遇的产物,白人文化霸权以微妙的方式渗透进意识,并塑造个体关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观念。在此语境下,黑人创伤文学根据精神创伤无意识碎片、反应延迟及非语言等特征的基础上发展了包括多元异质、无序状态和精神分裂及内向性等叙事策略,具有话语僭越功能、揭示白人文本宏大叙事隐秘权力机制的创伤叙事也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将创伤叙事细化为两个维度:“创伤复现”(acting out)和“创伤解决”(workingthrough):“创伤复现中,个体以他者的身份重返创伤现场并完全被他者的幽灵附体;在创伤复现阶段,个体试图参与到当下生活中并承担责任,与过去拉开距离,用一种创造的可能性与过去和解。”本文即通过解读莫里森的《宠儿》(Beloved,1958)与菲利斯·佩里(Phyllis Perry)的《圣痕》(Stigmata, 1998)中作为创伤复现表征的幽灵叙述这一核心事件,以及黑人族裔历史百纳被集体证言的创伤解决机制,为读者抵达非洲族裔创伤历史和记忆书写提供认知路径。

幽灵叙述与创伤复现

基于创伤恐惧与现实模糊边界的叙事模式在于灵媒、着魔及人格分裂的记忆零散化。以幻觉、鬼魂出场、暗示性梦境及与死者对话等为特征的幽灵叙述的理论预设在于黑人族裔创伤记忆内在暗恐的外显和具象化。弗洛伊德创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暗恐”(The Uncanny)是指“压抑的复现”或“重复的冲动”,即创伤主体无意识(无法言说)的惊恐经验,但又必须表现于意识层面(不得不说)的心理悖论。幽灵叙述作为暗恐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旨在以包括元语言或副语言在内的非语言方式对遮蔽历史进行再记忆,改变“不可言说不被言说”这一政治世界的惯常规则。根据凡德考克的叙事记忆,创伤经历引发叙事记忆出现紊乱、缺失和空白,进而导致象征语言缺失。精神创伤无法被吸收,从而引发其记忆碎片被转入另外两种神经网络并形成相应的幽灵意象,一是表现为《圣痕》中触觉、压觉和痛觉等“体觉神经网络”的幽灵附体,另一种为《宠儿》视像化的“图像神经网络”,即幽灵现身。

在《圣痕》中,自从当代中产阶级的女儿莉齐从祖母格雷斯继承了一床百纳被以及曾祖母乔伊的一本日记后,就在黑奴祖辈亡魂附体的折磨下长期住在精神病院,背上常莫名地出现奴隶祖辈们被鞭打后留下的血痕、手腕和脚腕处布满镣铐留下的伤痕、清晨醒来被子浸满鲜血。主人公此处的身体创伤可以理解为进人体觉神经网络的信息(奴隶制的痛苦记忆)以体觉形式表征或操演创伤症状。对于创伤意义的逃避可以导致在记忆的意象和内容都不在场的时候,身体方面的记忆还在持续,这就解释了莉齐在无意识和自动化层面上(区别于有意识地抑制)通过体觉展开创伤复现的生成机制。与此同时,《宠儿》则开宗明义地书写出以图像形式存在的幽灵意象,1855年,赛斯为了避免孩子重蹈为奴的命运,用手锯杀死一岁的婴儿,并在下葬时将其命名为“宠儿”。18年后,婴儿的幽灵以少女形象回到蓝石路,导致赛斯的两个儿子逃跑、祖母比格萨克斯死亡以及小女儿丹芙的幽闭。赛丝身边漂浮的白色连衣裙、小鬼魂爬楼梯等典型的幽灵意象作为黑人创伤文学典型叙事手法,旨在通过主人公的直观的视觉体验指涉种族政策下无法表现的历史真实。非裔美洲小说传统中鬼怪故事是社会维度上缺乏史学记录且被部分擦除的古老幽灵为恢复记忆所进行的文化还魂。无论是《圣痕》中当代黑人女性莉齐通过体觉创伤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对鬼魂赋形并给予意义,还是《宠儿》中幽灵作为叙述者的自我言说,都可归为黑人创伤文本中幽灵叙述对曾经被屠戮、蹂躏、受辱的恐惧,其投射性置换与转移的运行机制作为创伤复现与再记忆最终表现形式,凸显了黑人族裔的历史创伤,创伤解决路径也因此更值得学界探究与反思。

百纳被集体证言与创伤解决

创伤解决路径在创伤复现的基础上得以构建,无法言说却不得不说作为精神创伤的核心辩证法,体现了当代黑人创伤文学的伦理选择。证言是完整的陈述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整体性解释的话语实践,不仅涉及个人碎片化创伤心理的移情和再现,其讲述过程同时形成集体记忆。创伤复现的目的不仅在于缅怀幸存者,更是在功能上确认自己的存在,并最终通过对话和历史证言重建黑人族裔的身份认同。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存在于具体话语或感受的“微型对话”与表征意识形态与文化完整层面的“大型对话”共同展现了结合在统一事件之中,地位平等却互不相容的众多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宠儿》中的赛丝和莉齐不断地回答亡魂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祖母萨格斯更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口口相传的传统方式讲述过去,“我共生八个孩子但没有一个留在我身边——四个被白人抢走,四个被白人追捕。”“在《圣痕》的第一章,以曾曾祖母阿悦为代表的个体黑奴声音所构成的微型对话以私人日记的形式始终处于创伤语境的前场,“我是阿悦。我记得。这本日记记录了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尸骨、那些明天就会在黑暗潮湿的船舱呻吟着在我身边死去的人们。女儿,为了我、为了他们,你把这些都记下来。”个人证言通过与读者的对话为治疗创伤提供有效路径的同时,将多种视角并置,使文本内部各种杂语始终处于一种开放性与未完成状态之中,从而加深读者对创伤记忆及其阐释真实性的认识。

证词是以个人记忆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当大量的证词都在见证同一个或同一类历史事件时,这种记忆就成为通过“大型对话”及其所表达的多个意义相互作用的集体记忆。创伤证词以讲述的方式使创伤患者回忆并追述个人遭遇,而倾听者的在场使创伤见证形成了一种叙事的交流。因此,见证既涉及个人创伤心理的移情和再现;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讲述过程会造成一种集体体验,并形成集体记忆。作为和事件的联系,证词在散碎的记忆及话语实践的阐释框架中形成一种言语行为,其出发点建立在人类有通过讲述以进行心理修复的需要之上,以期重构完整的陈述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整体性的解释。具体到《宠儿》和《圣痕》两部典型的黑人文学作品,集体证言的表现手法体现为黑人百纳被写作传统。

非洲百纳被源于西非阿波美的贴花织毯,毯子描绘了丰人(Fon people)以及达荷美王朝的历史。《宠儿》中萨格斯临死前唯一记得的只有百纳被的颜色,而在《圣痕》中,利兹在格雷斯“哀悼百纳被”(72)的基础上加上了九块图案组成的拱形,主人公根据先祖幽灵所述的经历在其中缝制出母亲萨拉、祖母格雷斯、曾祖母乔伊以及曾曾祖母阿月五代黑人女性的创伤图景,其时间跨度囊括19世纪和20世纪,再现了奴隶贸易船从非洲到美洲再到欧洲的黑三角航行中从非洲西海岸横渡大西洋悲惨旅程的中间通道、奴隶制、重建运动、美国非裔从南部乡村到北部城市大迁移以及莉齐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精神创伤。根据匈牙利心理学家尼古拉·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提出的“跨代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理论,家族隐秘的创伤以幽灵的形式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使得受难者将其埋在“心理密穴”(crypt)中,“从祖辈的无意识间接转入后代心理空间并造成后者自我身份的断裂。”基于此,作为创伤解决的证言也必须以集体的形式操演,在历时层面上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的同时在场展开叙述交流,将代际间的多种视角并置,使文本内部各种杂语始终处于一种历史的开放性与未完成状态之中,从而加深读者对过去创伤记忆及其阐释真实性的认知。正如主人公莉齐所言,百纳被在故事层面“不仅是声音,更是记忆和证言,它重演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话语层面,文学百纳被隐喻作为当代黑人女性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母题,该修辞运用出现于伊莱扎·霍尔(Eliza Hall)的《简婶婶的肯塔基州》、惠特尼·奥托(Whitney Otto)的《怎样制作美国百纳被》和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又名葛丽斯》等众多黑人文学作品中。同黑人妇女集体将色彩、形状和材质各异的布块缝制成被子的过程一样,其叙事策略旨在通过社群叙事将文本碎片按照一定的主题整合成完整的意义空间,从而实现在碎片化创伤记忆的基础上传承、发展并重建统一非洲族裔身份之目的。《宠儿》的创伤叙述由碎片化闪回、场景并置、人物心理空间网状交织操演等特征构成;《圣痕》分为26章三个部分。佩里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告知读者,“跨代的生命时期层层叠加。”(24)偶数章是莉齐的日记,以非线性时间顺序再现1974年至1988年间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及当中的经历;奇数章记录了主人公出院后的生活(1994-1996年);每章的结尾插入乔伊日记的选登部分(1898-1900年)。然而看似有序的三部分反复被插入事件打乱,如作品的第二章插入了1945年格雷斯在底特律写给姐姐伊娃的信、第七章的时间(1995年8月)晚于第九章(1995年7月)等。第九章插入的乔伊日记中写到,“我问妈妈被贩卖的事。乔伊,她说我不能告诉你,我无法忍受告诉你这些”。(81)事实上,直到第15章,母亲阿月在奴隶拍卖中的经历才第一次出现。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断裂作为百纳被写作话语层面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故事层面上黑人族裔碎片化创伤记忆的延迟性和反复性特征。读者必须参与到作品中两种叙述碎片相互消解、协商且互渗的意义单元间隙,才能在反复阅读中拼贴、重构即此即比、又非此非彼的创伤叙述的话语空间。百纳被文本构成非洲女性作家对后殖民飞散经历中历史、语言及身份重要性的概念化和前景化。女性主义诗学中笔与针的隐喻和编码化反抗形式促成了社群众多声音在表达特定民族、种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使读者重返遗址现场,审视历史并根据其暗示和指引重建世界,从而实现对白人话语宏大叙事的反抗和对过去“客观”历史的重建。

创伤文学及其政治意义

基于创伤历史的延迟性和表征危机,美国学者卡里·塔尔(KalI Tal)将白人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对非洲族裔创伤事件的文化编码总结为“神话化程序”(mythologization)、“治疗化”(medical-ization)和“消失”(disappearance)。神话化程序是指将种族创伤骇人、具体、偶然的历史自然化,白人文化的规范被体验为自然秩序的自明法则;治疗化针对创伤受害者,认为其创伤复现是疾病的后果,可以通过心理治疗痊愈;消失即通过削弱受害者证言的可信度而拒绝承认创伤的存在。简言之,种族霸权试图以一种隐蔽的权力机制,通过将欧洲中心主义普适合法化、技术去政治化以及削弱殉难者证言的方式,实现白人权力机构对历史创伤真相的蒙蔽、转移和曲解。艾瑞克·桑特讷(Eric Santner)在其著作《超越唯乐原则的历史》一书中将这种文学蒙蔽手段定义为“拜物叙述”(narrative feUshism),即对创伤历史采取不介入的态度,缺乏悲剧意识与批判精神,文学叙事从移情模式走向了拟物模式,是一种“对哀悼创伤事件持无力与拒斥的态度,使人在幻想的完整状态中不作为。”这就将创伤幸存者将重建自我身份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其在后创伤状态中无限延迟,让历史伤痛和真相最终自我消解。

与此同时,以拉卡普拉为代表的严肃创伤理论家则主张运用创伤文学的“移情”功能来对所有的“拜物叙述”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去神话化和再政治化批判。将种族神话中自然、永恒、不朽的东西还原为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原本面貌。在精神分析中,移情是指在全新的治疗性背景中有意识地唤起被压抑的创伤,在幽灵“再记忆”的创伤复现及百纳被缝制集体证言作为创伤解决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评估和改变,其前提在于承认创伤的破坏作用在当下语境中依然存在。莫里森指出创伤叙述具有责任维度,“即使回忆过去会妨碍现在的生活,追求一种遗忘过去的未来却浸透着更深的绝望,因为它否认了真实和死者的牺牲。”在《宠儿》的最后,整个蓝石路自由黑人社区对124号进行集体驱魔;《圣痕》中已是中产阶级的母亲萨拉最终相信了莉齐身上有祖辈附体并与女儿一起缝制百纳被,正视历史,积极探索精神重生和创伤解决路径。

在精神分析中,移情是指在全新的治疗性背景中有意识地唤起被压抑的创伤,在复现当时事件及症候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评估和改变,其前提在于承认创伤的破坏作用在当下语境中依然存在。创伤症候并非只是身体维度和非语言学文本现象。基于此,创伤叙事便具备了两个维度的意义:第一,创伤为人们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契机。事实上,建构在后现代主义之上的后殖民主义与创伤复现机制之间的相互认知有益于重新理解当代语境下人们对历史遗失、难题、剥夺和意义延迟的过度执著;第二,白人经典文本不能永远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对人们的思想进行规约,黑人创伤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促使读者将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前场并对其进行批判性阐释。与此同时,当代创伤文学作者也始终本着介入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通过生者和死者,隐含作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百纳被碎片空间织造多声部的创伤控诉,将转录的声音、矛盾、辩证的声音进行历史还原。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伤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过程间接地指涉了历史,其本身就构成了“创伤解决”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