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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兴媒介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微博为例
发布时间:2018-02-06        浏览次数:64        返回列表

韩旭初

(河西学院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公共领域”在西方有着较早的概念源头和实践历史,在重新界定社会公义,从一种全新的视角解释社会民主和民主政治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都发挥了其全阔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和文化面貌,“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实践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发展并在良好的舆论讨论与监督的框架的形成中发挥[来自wwW.Lw5u.com]其积极作用,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公民意识在我国全社会的普及和被认可,再加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人们对于公平话语权的追求意识的觉醒,公共领域和“公共领域”意识基于各种可能性较强的平台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拓展和深化,尤其是在现代“网络时代”的各种数字模拟环境对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开拓成效显著,本文即是基于新兴媒介的发展尤其是以微博为具体的考察对象对新兴媒介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各种交互作用和正负面影响的一种认识。

关键词:公共领域;新兴媒介;微博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2-0288-03

在中国社会的话语权的公平分配进程中,人们进行了各种形式和方法的的探求和追索,在早期的社会革命实践中,话语权的公平分配就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如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革命中,言论自由、办报自由等内容的诉求在社会革命中成为了要求社会进行变革的急先锋,同时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终极指向之一,这种诉求通过集体的有时候甚至是暴力抵抗的形式在二十世纪初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话语权的较高程度的公平分配和公共领域意识的全面普及被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社会革命之后尤其是成绩显著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具有浓烈民间立场和公民自主意识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因为诸如十年“文革”等导致社会革命受挫的社会运动中不但没有发展而且遭致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为中国社会走向公平的历程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后来在经过从政治理论到民间的集体反思,以言论和媒体为代表的公共领域内容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而且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此同时的是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大量的向中国社会的传输,其中成熟的“公共领域”理念也借此东风进入了中国,并迅速的被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接受同时进行了切近中国社会实际的发展,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到今天,公共领域意识的逐步加强和进一步的普及为中国社会追求公义和民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到了“网络时代”,媒介与话语平台开始全面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各个方面影响着每一个人。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是在西方社会产生和成熟起来的,这一概念最早被清晰的提出来当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哲学界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几代思想家对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经过德国纳粹组织的极权统治对西方传统民主政治的破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明确提出了“公共领域”在民主社会中的意义、作用和其实现途径。事实上,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公共领域”的概念也是如此,他是基于西方的政治传统和民主传统对民主政治进行的一种概念化的补充和诠释,它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核心概念并没有改变,只是作了适当的基于不同语境的阐释。“公共领域”的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这一概念遇到了最具开放性和大众性的网络平台,而在网络数字平台上再次凝聚和扩展这一概念在实际的社会现状中产生了很多特殊的情况。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公共意识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意识,公共意识的基本内涵和内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那么,在开放的甚至于非理性的网络数字模拟平台,新兴媒介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的交互关系,对于其之间的具体关系内容笔者以微博这种新兴数字模拟平台为例论述如下:

1.基于数字模拟平台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对公共领域的再次唤醒作用

数字模拟平台是当今科技进步的结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模拟平台所造就的虚拟生活空间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第二生活场景,因为其便捷和高效的特点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动力。实际上在人类以往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近现代,技术的进步俨然已经成为了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基础动力。网络,作为一种联系人们之间交往的介质,在传播效果和传播方式上与传统的传播介质有着质的不同,在理想环境中,它是全方位的、互动的和即时性的,在以微博为代表的当下社交网络中,微博把这种性能在目前来看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对于公共话题的塑造、讨论和传播进而凝聚一种群体性和普遍性的公共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从目前已经通过微博而进行传播的公共话题的规模和力度上讲,它在公共意识的塑造和公共领域的打造上面有了较为可观的成就,可以说,在传统的报刊、宣传单、书籍等媒介初步在中国形成公共领域的意识之后,网络媒介对于中国公共领域起到了再次的唤醒作用,而种种事实表明这种作用是革命性的,具体表现在:

1.1持民间立场的话语态度与民间话语的积极参与

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诸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具体运用上,由于媒介资源的有限性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传播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话语没有足够多的伸张平台和表达公共诉求的理想环境。公共领域从其形成过程和范畴限定上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话语聚合再由思想精英加以理论加工而形成的,所以,它的形成和维系的强大基础乃在于民间立场的一贯坚持和民间话语的持续聚合。在微博这种社交网站上,参与话题讨论和话题发布的人群科层形式多样,而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认识形形色色,但是,这些表达的不同都是个性的张扬与民间立场的集中体现,活动在微博上的人群有时候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有时候表现的是话语涵义基于各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性,即个性化的话语表达。举“动车事故”为例讲,事故发生后不久,“动车事故”这一话题立刻在微博上得到了迅速反应,一开始公众的讨论和关注的焦点大多都在于事故发生后的伤亡状况和事故的整个细节,微博上出现了大量相关信息,有些是个人的猜想有些是与事故有直接关联的组织的申明,这些说法大都相差甚远,没有统一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微博的话题方向开始发生了转变,民间立场表现强健,民间话语开始铺天盖地的弥漫在微博上面,发出了自己强大的声音,争取了话语权的主流,而事故的责任方则在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民间立场和民间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方向,在最后的事故处理上,事故责任方在强大的舆论包围中选择了坚持公义的立场给了基本符合公民集体诉求的回应。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公共领域的力量在新的媒介形式中表现了其强有力的舆论导向和舆论凝聚力,微博这种新兴媒介在塑造公共意识和拓展公共领域的涵盖面上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在其他公共意识的塑造上面,微博这种新兴媒介的作用在日益彰显。所谓公共意识,即一种被普遍公民认可的具有普遍性的独立个体对于公共事务所具有的整体意识和整体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整体观念,那么对于公共意识的塑造就要求个体公民的积极参与和整体公民意识基于个体意识的形成和固化,微博的全面开放性和即时互动性给了上述充分的发生条件。

在微博中,虽然公共话题和大量的个人表达参杂在一起,然而由于[来自Www.lW5u.com]人对于公共事务所表现的热情天性,公共话题的塑造在微博上几乎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网络平台进行即时的消息发布,几乎在瞬间就形成了被热议的公共话题,这种话题在进一步的全民讨论中一开始会向不同方向发展,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就会出现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从而对公共事务形成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几种看法,以此来达到对公共事务因自觉不自觉的参与而进行的舆论导向和监督功效。新兴媒介对于民间立场的坚持给了条件,同时为民间话语的表达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环境,尤其是微博这种新兴媒介,则更是对民间立场的全面革新和对民间话语的重新整合。

1.2信息的即时性和百科性对话题的凝聚和整合对于公共领域的净化作用

实际上,我们说公共领域就已经包涵了说它是具有全体共识的话语领域,但在公共领域的实际形成过程中,这一领域的形态和内容自有其特殊性质,如在微博上,在全民性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质量和真实与否自然良莠不齐,然而,在微博这种媒介传播过程中,有时候信息的即时性和百科性反而会对塑造一种新的公共话题进而在构建一种新的公共领域时会起到净化作用,信息的百科性会及时去伪存真、相互映照,进而引导一种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导向,在相互参照中人们会对公共事务做出个性化的回应,而这种个性化回应在开放性的平台中历经洗礼从而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一过程中,微博所塑造的公共领域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净化。

公共领域因为其的共识性而具有监督舆论,保证社会公义的作用,所以,它必将是一个全面净化的话语领域,在这一领域容不得任何分歧和瑕疵,在中国目前的数字虚拟空间平台中,微博在即时性、百科性上了集合所有其他平台的良好特定,成为了塑造全新公共领域的媒介先锋,以微博为凝聚核心,营造出来一种“全民媒体”的壮观场景。

2.基于网络虚拟空间的新兴媒介的非理性因素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负面作用

网络传播中的非理性因素不仅是指在传播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动机、欲望、信仰等,还包括在更深层次的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象、直觉等。 早在认知一致性与大众传播的研究中,传播的非理性因素就受到了重视。无论是海德的“平衡理论”还是纽科姆的“对称理论”,都是考虑了传播过程中非理性因素对传播动机的影响。纽科姆认为,人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获得一致性,既“倾向对称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能促使人在传播过程中促使人们去改变对方的态度,或者是对新闻事件客体的态度,从而形成一种对称的或者说是比较符合传播者心态的平衡对称的关系。另外,选择性接触假说也是以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受非理性因素影响的假设而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受众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既有立场、观点、态度相似或者一致的内容加以接触。在传播动机中,传播者也很可能选择与自己既有立场相似的观点。而这些既有立场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也可能有传播者个人情感、意志、非逻辑的直觉等的影响因素。在匿名性和交互性大大增加的网络传播媒介环境中,传播者个人或者群体的非理性因素很有可能被无意识的放大。在近几年,这种网络传播非理性因素导致的焦点事件可谓层出不穷。

2.1网络空间中媒介的非理性表现

一些常见的网络暴力事件往往是对个体的暴力,而像郭美美事件则是对政府部门,乃至国家政策执行机构、社会道德体系的软暴力行为。

2011年6月,一条“炫富”微博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自称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90后女生,开名车,住豪宅,“自曝”红十字会“黑幕”,导致网民的群起攻击。郭美美的微博短时间内被转发达十几万次,一时间成为舆论热点。虽然在事件后期中国红十字会和警方都证明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并无直接关系,但事件导致中国红十字会10月份的捐款减少了2.5亿元,深圳红十字会的捐款甚至为零。

在郭美美事件中,微博传播除了红十字会和政府信息的不透明导致的猜疑之外,部分传播者的“仇富”心理、人之不和谐心理、群体感染效应、群体聚集效应等非理性因素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事件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事件的发酵和传播过程不得不值得深思:在新媒介支持下的公共领域中,非理性因素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群体意识的激发因素还是群体之“恶”的放大器?

如果说拉扎斯菲尔德的“选择性接触”假说只是从传播心理学上简单解释了一些非理性的信息接受行为,那么“网友集体杀人”、“郭美美炫富”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和道德危机。

法国画家兼雕塑家德加斯(Degas)说:“人们按照愿意看到的样子看。”大量的媒介暴力事件表明,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如果传播者收到了某条能引起不调和的消息,他们更容易凭借自身的主观判断歪曲该消息,即发生选择性理解行为,从而使之符合传播者对现实的看法。不仅如此,在无差别传播的网络环境中,不同的传播者不仅可能从一条消息中看见不同的东西,而且常常因为不同的理由去接收消息。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中,消除这种不同的方式是提高传播者的可信度,但由于网络新媒介传播的主体都是具有相似背景(平民身份,相当程度的仇富心理,权利的被执行者等)的“大众”(mase),由于网络传播的群体性,聚合事件效应成为了网络暴力的主要诱发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对新媒介环境下的公共领域的破坏作用。

2.2网络平台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于公共领域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以微博等新媒体构筑的网络公共领域和哈贝马斯的传统“公共领域”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又有共通性。哈氏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 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在这个公共空间和时间中,作为个体的公民只是产生群体上的集合,对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进行相对理性的讨论,进而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群体讨论的直接作用是组织对抗专权性国家与公共权力,其直接目的是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哈氏理论偏向于现实社会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空间,而新媒体构成的公共领域则是以虚拟空间中的意见表达为基础的,更偏向于虚拟的公共事务讨论空间。而两者的共通点则是对群体讨论行为的关注。

虚拟空间中,匿名性支持了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但同时也造成道德、法律监管的困难。在现实世界中,谩骂、侮辱性言论等造成的伤害和传播者付出的代价是基本相当的。不实言论的传播者因为不实言论对别人造成损失,而自己也要付出社会评价下降的代价。在网络传播中这种代价相对要小得多。因此,新媒介传播环境中对公共领域的破坏行为也较之于现实世界中更容易达到。引发群体愤怒,造成舆论事件,非理性因素较之于理性因素更容易达到此类效果。

那么,新媒介平台中的非理性传播因素通常会对公共领域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

首先,非理性传播会误导公共舆论。在网络传播中,尤其是微博中,传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个人行为,个人的感情、观点多于对事件本身的理性理解。而由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大量信息不甚透明导致的群体猜测更是容易导致附和意见的产生,也就更容易引起传播的群体聚会事件发生。而这种非逻辑性元素更容易得到相同性质群体的附和,从而造成错误舆论或者是不良舆论的聚合,形成群体舆论压力,对相对理性的舆论产生压制作用,进而误导公共舆论。

其次,非理性传播促成媒介暴力,破坏社会原有道德和信仰体系。误导公共舆论的直接后果就是破坏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和信仰体系。“李刚门”事件成为微博传播爆发性增长的事件,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民众对道德事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众对公权力的反感和对政府、法律的公信力的质疑。少数的不公平事件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再加上具有强烈个人意见的微博的扩大,造成普通民众对于社会整体公平性的质疑乃至否定,都是新媒介传播环境中非理性因素对公共领域的负面影响。

再次,非理性传播促成非理性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制定者不仅仅是国家意识的践行者,也是社会个体,也受到新媒体的影响。非理性因素在政策制定者身上通过类型化、主观化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在网络群体压力下,公共政策制定者容易将具体事件的细节模糊化,将表面上具有相似性的事件划归为统一类型,无差别对待,这种在主观的一刀切行为下制定的公共政策的理性值得怀疑。这种公共政策对客观事件反应的真实度也值得怀疑。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领域的根本维护条件,必须对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有客观有效、真实的反映。媒介暴力下制定的公共政策肯定是偏颇的,片面的,这种政策比起非理性传播本身对公共领域的伤害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是对根本性保障因素的直接动摇。

3.公共领域通过新兴媒介的内涵广延

说到底,公共领域是一种话语场,而这种话语场的在场人群理论上应该是普遍民众,没有成员的普遍性和存留于公共领域的话语的广众性就没有公共领域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它的存在前提是以全民意识的高度统一和话语权的自由为基础的,然而从时间到空间的二维语境场来看,公共领域的现存状态也有其时空二维语境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一,公共领域在不同时间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有所不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虽说是对所有自由话语讨论体系的总括,具有浓烈的政治哲学色彩,但在借鉴这一理论的时候,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它的具体涵义就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历史的发展,如在网络时代,表现在新兴媒介上,它对新兴媒介虚拟空间话语讨论同样适应,也就是说在新兴媒介上具有监督和矫正意义的公共话题讨论就是公共领域的一个表现方式。二是表现在地域和场域不同的空间差异上,公共领域的涵盖面和内容意义也会展现不同的精神风貌,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基于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而提出的,所以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上自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这些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并不会改变公共领域的核心概念,只要加以适当的来适应地域和场域的不同的重新诠释依然能有效的解释人民共同诉求的现象。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在刚一出现就展现了全民参与的激壮热情,而其中的公共话题的讨论则更是表现了“群众运动”的某些特征,公共领域的涵盖面在微博等新兴媒介上得到了具有革命性的拓展。

4.新兴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交互关系中政府决策积极角色的扮演

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中,公共意识日益成为公民意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涵日益广延,在重新建构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模式的复杂过程中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并对政府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种局面下,政府的决策也应考虑到到新兴媒介和公共领域的交互关系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积极倡导有利于全民的舆论氛围和施政方法。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媒介对于在中国构建一种现代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领域有着两方面的正负面影响,而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所包括的范围的健康及理性与否都需要政府进行规范和加以符合公共意识自身规律的引导,如何协调新兴媒介在促进中国公共领域意识的正常发展是摆在政府决策面前的迫切任务,同时政府决策在新兴媒介和公公领域的建构中应该确认其适当的地位和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就目前来看,随着微博这种新兴媒介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政府决策已经或多或少的参与了微博中关于公共话题的民间讨论,但并未建立规范性的机制,有些环节还很薄弱并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这说明政府决策在充分利用新兴媒介时还没有做出全面深刻的身份确认,此当属另一话题,在次不再赘言。可以看出,新兴媒介在未来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会持续出现并不断更新,这要求政府的决策紧跟时代进步,及时适应社会变化,更新决策风格,积极回应反映在公共领域的人民诉求,引导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人民意见。在新兴媒介和公共领域的各种交互关系中,政府应该重新确认其引导、规范及回应的身份,参与公共领域的净化,通过新兴媒介在这一领域与人民对话,把民间立场和民间话语作为施政的依据,保障人民利益,不断提高公信力,推进社会进步。

5.结语

新兴媒介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作用关系,一方面新兴媒介在中国的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起到了催生和拓展作用,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涵盖面经过新兴媒介由民众参与的话语整合运动有所拓宽,而在二者的这种交互关系中必须要求政府进行身份的重新确认来理性的进行决策,这点是本文对新兴媒介和中国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挖掘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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