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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15        返回列表

唐伟胜

[摘要]传统的叙事学理论都是基于人类经验,越来越不适应逐渐兴起的“物”本体叙事。借鉴近10年欧美崛起的思辨实在论哲学,可以尝试建构本体叙事学,考察“物”的本质、“物”的存在时空、人与“物”的关系、“物”的力量等如何在叙事中得以再现。“物”本体叙事学可与性别、种族、环境、历史叙事互动,同时还可从本土的道家传统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思辨实在论;本体叙事学;物

[作者简介]唐伟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广东广州510420

[中图分类号] 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7)02- 0028 -06

一、思辨实在论与“物”自体的叙事再现

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的整体思潮下,国内学界对文学叙事中“物”的关注大大增加。这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对“物”自身并不关注,而是重点考察“物”的社会政治含义:一类是研究“物”与“人”如何交互以推进叙事运动:一类是关注叙事中“物”自身是如何被再现的。目前,国内学界对“物”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前两类。比如,研究瓷器与18世纪大英帝国的话语政治之间的关系[1],人与物的交缠如何凸现叙事的文化意义[2].时尚之物如何控制女主人公同时又给女主人公提供一种解放的可能[3],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与远东想象[4]等。这类研究当然很有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将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从“人”转移到“物”,然而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这类研究还有欠缺,因为它们的落脚点终究还是人类本身,“物”只是它们借以观照人类的工具而已。当然,也有论者提出应关注物质本身,包括物质的施事能力、意义建构能力和叙事能力,但这类论述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到底如何认识和再现“物”的这些能力,这是被目前国内学界完全忽略的话题。

如果把目光转向欧美,我们发现,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以上提及的关于“物”的第三类研究,即“物”及其本体存在方式已经成为近10年的学术热点。就哲学领域而言,2007年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使用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成为这一热点的代名词。思辨实在论是欧美近年兴起的一个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雷.布雷希亚(Ray Brassier)、利维·布赖恩特(Levi R。Bryant)等。2011年出版的《思辨转向:大陆唯物论与实在论》(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书汇聚了该理论核心人物的主要思想。虽然这些人的理论框架多样,甚至相互矛盾,但思辨实在论最重要的一个靶子就是梅亚苏所谓的后康德“关联论”(correlationism)。关联论要么否认物自体的存在,要么认为物自体处于人类理性之外,根本无法认识。总之,在通向物自体的道路上,关联论总要凸现人类中介的作用,从而搁置本体论,转向认识论。20世纪出现的很多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叙事转向、认知转向等,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关联论”思维方式的结果。思辨实在论则意在克服或绕开关联论陷阱:它相信物自体的存在,因此是“实在的”:它相信通过想象(而非理性)可以抵达物自体,因此是“思辨的”。这样,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摆脱人类理性框架的局限,走进实在的“物”本体世界。然而,思辨实在论追求的“实在之物”(real object),有别于之前认为人类可以完整再现“物”世界的“天真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是更为复杂的“物”本体存在方式。在通向“实在之物”的道路上,不同哲学家有不同重点甚至不同立场。比如,梅亚苏、布雷西亚[7]旨在想象没有人的“广大世界”的模样,认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哈曼[8]的重点是指出物自体的无穷尽性,认为物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穷尽物本身,而依恩·伯古斯特[9]、布赖恩特[1q等则将重点放在对物的运作、物与物互动关系的描述上。但无论如何,思辨实在论者基本都会同意如下要点:(1)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去除人类至上的观念,人和物处于同一本体地位:(2)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及活性;(3)在抵达物的过程中,人类要充分想象,超越理性,忘掉自我。由此可见,思辨实在论总体上很符合“后人文”的精神旨趣,试图从本体上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但又有自己的诉求重心,包括追求人和物的平等、追寻物的本真、突破人类理性极限等。

思辨实在论注重对不依赖于人类的世界进行想象,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思辨美学[11]。西方学界在用思辨实在论来观照文学作品再现“物”自体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视角,笔者将其归纳为四类:(1)研究认识有限的人与无限可能性的物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文学效果。该派代表人物之一哈曼讨论其“面向物的本体学”(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时,在科幻作家H.P.勒夫克拉夫特( H.P.Lovecraft)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怪异的现实主义”,作者故意营造物与其外显特征以及物与其留给其他物的感受之间的巨大鸿沟,以此凸现物的神秘性,实现恐怖的文学效果[12]。另有论者则沿着哈曼的方向,继续挖掘勒夫克拉夫特作品中“地点”“物”“声音”“环境”的思辨实在性[13]。思辨实在论的另一重要人物史蒂芬·夏维洛(StephenShaviro)在英国作家格威尼斯·琼斯(Gwyneth Jones)的小说中,发现作者有意强调物的生命性,而这个生命性给人类带来了惶惑和恐慌[14]。(2)想象没有人类的物及自然世界。凯瑟琳·贝琳( CatherineBelling)追问文学如何叙述癌症[来自wWw.lw5u.com]的起源,她认为将身体的某种状况视为癌症的起源是人类用叙事的方式对经验进行的主体重构而非癌症的真正起源,这就使我们去重新想象处于人类叙事之外的癌症本原所在。布赖恩·史蒂芬斯(Brian Stephens)在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发现了一种思辨次文类,这些文学作品使用数字、文字集、句法和结构的递归等技巧创造了出非常复杂的文学形式,试图揭示出没有人类的世界的运作机制。(3)再现物的时空。物内涵丰富,物与物关系错综复杂,传统的叙事方式无法再现物体的时空。伯古斯特提出用列举的方式来再现物的丰富性,布赖恩特提出用量子时空来描述物的“运行图”[18]。(4)探索思辨实在论与其他批评理论的关系。伊凡·葛特里伯从思辨实在论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重要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等)如何在其诗歌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19]。拉蒙·萨迪瓦尔更是直接借用思辨实在论来讨论他所谓的“后种族”美国文学,认为当代美国作家不再直接描写种族冲突,而是创造出奇异的场景间接揭示种族主义的隐性存在,只有彻底摧毁当代生活,肤色之间的界线才会消失。

二、建构本体叙事学的必要性

尽管西方学界已经对思辨实在论与文学批评的关联性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但是必须看到,面对不断增多的“物”叙事,中外叙事学界却没有对此作出及时反应。自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正式确立以来,虽然经历了从经典到后经典,乃至后后经典的转变,研究范式也几经更迭,但无论是叙事学肇始之作普洛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学》还是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以及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核心的叙事学。普洛普从俄罗斯民间故事提炼出的31个功能全部是“人类”的行动,格雷马斯的6个行动元(actant)也都是建立在人类行动基础上的。热奈特提出的时空、聚焦、叙述、层次等基本概念,来自于以“人”为中心的叙事实践,同时也只能较好地服务于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比如,他在提出各种叙事聚焦的分类学之后指出,选择了某种聚焦,也就选择叙事角度和信息数量/质量,特定的聚焦只能感知某些信息,如果超越了这些信息,则被视为“视角越界”[21]。在这个定义中,“视角越界”与否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和认知可能的基础上。在费伦对“叙事”的修辞性定义中,即叙事是“某人在某个场合为某个目的为某人讲述发生了某事”[22],“人”的位置更是凸显无遗。不难看出,这些叙事学研究所提出的范式和概念都是基于人类经验,即使是新近出现的以小说戏剧中不可能世界为研究对象的“不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也是站在“人”的立场,考察不自然叙事如何突破人类的物理现实逻辑以及现实主义文类边界,以及“人”如何认知和阐释这类叙事。然而,以“物”为本体的叙事在时空想象、聚焦使用、叙述结构、阐释方式等方面必然与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就如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量子物理学已经发展出成套理论和术语来描绘解释处于人类经验之外的微观世界。当传统的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学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物”叙事,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建构一种崭新的、“物”本体叙事学来描绘解释那些日渐增多的以“物”为本体的叙事文本了。

古今中外虚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对“物”的书写。比如中国唐传奇开篇之作《古镜记》就是以“古镜”为核心的叙事,英国浪漫主义、美国自然主义都充满对自然之“物”的想象。《古镜记》中,古镜不是日常之“物”,而是被赋予了斩妖除魔的神奇功能,连最后古镜丢失的情景都被描写成具有强大的力量:“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在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那里,“物”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他最著名的诗篇《水仙》(“I Wandered Lonelyas a Cloud”)这样写道:“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于是我的心便涨满幸福/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在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克莱恩(Stephan Crane)那里,“物”也具有力量,只不过是邪恶的力量。在其代表作品《海上扁舟》(“The OpenBoat”)中,包括那位记者——他也是该小说绝大多数段落的聚焦人物——在内的4个人在与茫茫大海搏斗之后,除了那个身材“最壮的”加油工令人意外地死去之外,其他人均得以获救。夜幕降临时,他们站在岸边,看见“白色的海浪在月色下来回游荡。海风把大海说话的声音带给岸上的人们。他们感到此时他们能够理解这话的意思”。我们不难明白“他们能够理解这话的意思”的隐含之义:大海看起来那么美丽,海浪似乎在温柔地呢喃私语,然而,其实大海根本不美丽,也不温情,以大海为代表的自然是荒谬的,对人类命运是冷漠无情的。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还是在英国浪漫主义、美国自然主义中,都对“物”进行了描写,但这些“物”无一例外都是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而不是作为本体而存在:古镜隐喻的是王朝更替的悲哀,水仙花的美好是因为它能抚慰人类孤独的心灵,大海的残酷是因为它对人类命运的冷漠和荒诞。

面对这样的叙事,一般研究是将“物”作为背景,重点仍然是“人”,因此已有的叙事学尚可应付。但即使面对这样的叙事,如果启用。物”本体叙事学角度,将思考的重点转移到“物”上,我们也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劳拉·戈德弗雷(Laura G.God-frey)在研究海明威小说中的“场景”时发现,海明威不仅仅将场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全力表现出场景的“感性、历史和物性”,让场景中“物”在与“人”的关系中彰显自身的生命力。虽然戈德弗雷的终极目的仍然是揭示海明威小说中“人”的意蕴,但这种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物”自身的力量以及“物”对“人”产生的影响,“物”不再是屈服于“人”眼光之下的无生命的道具。但是,在处理迥异于人类经验的“物”本体叙事时,已有的叙事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比如,当我们面对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的《不可名状》(The Unnameable)这样的叙事时,我们发现,其叙事者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是随着时空、位置、话语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多变的形状,因此这个叙事者就难以进入热奈特叙事者分类学中的任何范畴。如果用本体叙事学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不可名状》中的叙事者其实不是人类,而是“物”叙事者,在不同的时空,“物”叙事者有不同的形状,对世界也会产生不同的观察。这样,我们就可分析这个“物”叙事者的叙述与其物性、身体性及所处空间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该小说作出更为准确的解读。同理,在2016年“雨果奖”获奖作品、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北京折叠》中,同一个物理空间在不同时间呈现3个不同面貌,被3个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发生3类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同一物理空间可以转换为3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很难用传统叙事学中的空间概念来理解,因为传统的空间概念将空间视为预先存在的容器,不管其中的人或物如何运动,这个空间都是不变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物”叙事学的拓扑空间概念,即空间由“物”运动路径的网络构成[29],就不难理解,“物”的运动发生了变化,空间也就随之而变。由此可见,“物”本体叙事的确对现有的人类叙事学的理论前提和分析范畴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需要叙事学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发展。

三、建构本体叙事学的五个角度

本体叙事学的基本内容有哪些?笔者认为,思辨实在论对“物”的研究成果为本体叙事学的建构提供了很好的支点。如前所述,思辨实在论承认“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实在性,世间万“物”都处于同一本体地位,“物”自身具有不需要人类赋予的力量,“物”的时空取决于其运动路径。本体叙事学应该回答“物”的这些性质如何能被叙事再现?换言之,本体叙事学应该挖掘作为本体的“物”的再现过程中所有叙事可能性。作为这项工程的开端,笔者尝试性地提出建构本体叙事学的五个角度,并作简要阐述。毋庸证明,这五个角度虽然被分别论述,但必然存在某些交叉之处。

第一,“物”的无限引退性。在思辨实在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哈曼看来,“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但是,与之前的“天真现实主义”不同,哈曼认为“物”的实在性是无限的,而且是“引退的”(withdrawn),因此不可能完整被把握。对于“物”,我们能把握的只是它的外显特征(properties),或者它给我们的感觉(sensuals),这样,“物”与其外显特征之间,以及“物”与它给我们的感觉之间必然存在距离(gaps)[30]。作家可以利用这个距离,来实现自己的预定修辞效果,因此,这个距离就具有较强的叙事潜能:作家可以通过创造这个距离,来赞叹“物”的无限丰富性,来反讽人类的虚妄,来渲染“物”的神秘甚至恐怖,而这个距离可以表现为形象(视觉的距离)、声音(听觉的距离)、情感(感觉的距离)等。比如,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The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中,男主人公罗德里克·厄舍被描绘成既有理性又相信万物有灵,而厄舍府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具有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长期离群索居地生活在神秘的“物”世界里,罗德里克的理性一点点被蚕食,最后亲眼看到自己妹妹的尸体也显示出活性,终于受惊吓而死。因此,《厄舍府的倒塌》就可被隐喻式地重新解读为“理性被无限引退之物击败”。如果细读这篇小说,我们会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距离”,毫无疑问,坡是在用这些距离来强化自己预先设定的恐怖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小说家J.G.巴勒德的知名短篇小说《淹死的巨人》(“The Drowned Giant”)也许是一个更为精当的例子。小说一开始就引入这个未知的庞然大“物”:“暴风雨后的早上,一个巨人的躯体给冲到了距这个城市西北5英里的沙滩上。”[31]接着城市里各色人等围绕这个巨人的尸体开始研究,然而,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大学教授,都无法准确完整地说清楚这个巨人的来历。最后,所有人都对巨人失去了兴趣,他们各取所需地拆分了巨人的躯体,只留下骨架“在夏天供那些在海上飞累了的海鸥歇脚”。很明显,作为“物”的巨人是有实在性的,却在沉默中无限引退,无论是人(他们拆分了巨人的躯体),还是动物(只把它作为歇脚的地方),都无法穷尽其本质。这样,《淹死的巨人》就成了一个关于人类无法把握“物”的全部本质却还能怡然自得地活着的寓言,读者既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类的讽刺,又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隐忧。

第二,平等之“物”。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进程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了“人”的中心位置,仿佛人类是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的主宰。思辨实在论的主张是抛开人类去探索“物”的实在性,其逻辑结果之一就是强调人类和万物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拉图尔(Latour)用“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依恩·博古斯特用“薄本体论”(thinontology)来概括这种思想。当然,抹平人类和万物的本体级差并不意味着人类虚无主义,而是建立一种新型人类观,即“人类不再是存在的主宰,相反,人类只是诸存在之一,混杂于诸存在中,并与其他存在发生关联”[32]。“平/薄本体论”思想为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了再现平等之“物”,叙事中万物不能处于任何具有统摄意义的视角之中,于是博古斯特提出用“列举”(listing),或者“清单式本体书写法”(inventory ontography),这种“只列举不解释的方式类似哲学,会[来自www.lW5u.coM]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物”[32]。在当代美国自然作家雷克·巴斯的短篇小说《洞穴》(“The Cave”)中,当主人公拉塞尔和他女朋友从50米深的废弃地下矿井赤身裸体地回到现实世界时,他们看到“阳光漏过枫香树、山毛榉、橡树、山核桃树,洒下金绿色的光束,留下斑驳的光影,他们穿行其中。他们能尝到皮肤上绿光的味道。这是更加浓稠、潮湿的日光——仿佛他们是在水中前行。……他们沿着山型前进。一头母鹿和小鹿受了惊,一跃而起,惊恐地看着他们好半天,没有认出他们是人类,最后它们摇着尾巴,慢慢地走进了树林”[33]。这里列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之物,与主人公在地上爬行、摘吃草莓、遇到动物等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全然忘记他们作为人类的特殊存在:他们完全融入到自然中,与自然中的万生万物没有任何等级差异。当然,再现平等之“物”绝非仅有“列举”一种方法。笔者认为,调整叙事聚焦,消除其中隐含的人类判断和概念范畴,或者让人和物处于一种笔者称为“互为聚焦(inter-focalization)”的关系中(简单地说,就是让人类和“物”互相观察,从而取消人类唯一观察者的地位),都能营造出万物平等的叙事效果。

第三,没有人类的“物”世界。思辨实在论的核心前提是抛弃所谓的“相关主义”,即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摆脱人的主导作用,而摆脱人的主导作用,路径无非两条,没有第三条道路——要么完全抹去人类的痕迹,要么提升“物”的本体地位,使其与人类一样具有自为的灵魂。史蒂芬·夏维洛将第一条道路称为“消灭主义”(eliminativism),第二条道路称为“泛灵主义”(pan-psychism)[3。“消灭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梅亚苏和布雷西亚,前者将想象的触角伸向人类出现之前的原化石( arche-fossil)时代,并由此提出“广大户外”(The Great Outdoor)这一著名概念,后者则着眼未来的“无限虚无”,想象人类消亡后“没有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在梅亚苏看来,“广大户外”的运作逻辑是偶然性和非理性,但在“必然的偶然性”作用下,世界的形状呈对称的数学模型。美国作家尼克·芒特福特(Nick Muntfort)的《2002: -个回文故事》(“2002:APalindrome Story”)仅有2000字左右,文本没有任何有形的叙事者,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小说从前面开始阅读与从结尾开始回读几乎一模一样,完全对称。这是一种真正摆脱了人类中介的叙事想象。当然,完成这类叙事的方法不只回文这一种,上节提及的“列举”其实也可用来描绘没有人类的“物”世界,此外,还包括布赖恩·史蒂芬斯讨论的数字、文字集、句法和结构的递归等网。

第四,“物”的力量。“泛灵主义”是摆脱“相关主义”的另一条路径,其代表人物简·本尼特(JaneBennett)认为,“物”绝非被动的客体,“物”不仅具有促进或阻碍人类计划的能力,而且自身也是施事者,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天性。本尼特用“物的力量”( thing -power) -词来概括“物”的这种施事能力,但她并不由此贬低人类的能力,而是从本体上将“物”的地位视为与人类平等,呼吁人类充分尊重“物的力量”[38]。展示“物”的力量为叙事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中国唐传奇名篇王度的《古镜记》的终极目标也许并非展示“物”的力量,但“古镜”降妖除魔的能力至少使读者为之赞叹称奇:英国科幻小说家G.琼斯(G.Jones)的短篇小说《物的宇宙》(“The Universe of Things”)描绘了外星人与物之间自然的合二为一,而人类在面对具有活性的物体时则表现得惊慌失措: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则通过描写“物”的力量来制造恐惧感:在某些侦探小说中,不起眼的“物”可能正是最后破案的关键所在。叙事中,可以有多种手法来再现“物”的力量,比如凸现“物”的施事能力、“物”有自己的历史、“物”有自己的故事,等等。

第五,“物”的时空。任何试图揭示“物”实在性的理论都必须阐明“物”存在的时空。思辨实在论认为,传统的时空观念都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因此很难用来描写独立于人类的“物”的时空。为此,列维·布赖恩特区分了“牛顿时空”和“拓扑时空”,前者将时空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容器,“物”就在这个时空中运作,而后者则认为时空就是“物”运作的一个函数,随着“物”运作的变化而变化[39]。比如,“物A”与“物B”之间若没有任何运作关系,那么无论他们的牛顿距离有多近,他们之间的拓扑距离就是无穷远。同理,时间也是“物”运作速率的一个函数,不同的速率有不同的时间,因此统一的时间度量标准就无法用来衡量“物”运作的快慢。在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中,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上有三个不同的空间折叠,每一个空间中的“物”都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因此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除了主人公老刀因为某种机缘可以同时存在于这三个空间,其他人物都无法在空间中跨越,对这些人物来说,虽然同处于一个物理空间,但他们之间的拓扑距离却是无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说中三个空间的人物无法发生交集,尽管第二空间中的秦天和第三空间中的伊言曾经有过机会却最终无法交集。这当然是个关于社会阶层的寓言,但是作者对空间折叠的应用使小说具备了科幻小说的形式,而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达社会现实,可能正是该小说赢得2016年雨果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物”一直都是文学叙事中的重要成分之一,但迄今为止的叙事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因此无法准确描写叙事中“物”的本体经验。近10年西方哲学界兴起的思辨实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作为本体的“物”的方式,我们可以借鉴思辨实在论的思想资源,并将它应用到“物”本体叙事学的建构之中。这种本体叙事学一旦建立,将提供一套方法、概念和范畴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物”的再现方式,包括“物”的性质,“物”的力量,“物”的存在时空,“物”与人的关系等。此外,这种“物”本体叙事学还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分析很多与性别、种族、环境、历史,书写相关的叙事。一直以来,性别叙事、种族叙事、环境叙事、历史叙事都在试图表明,女性/同性恋、少数族裔/有色人种、自然/动物、沉默方都被其对立面,即男性/异性恋、白人、人类、获胜方视为缺乏主体性的“物”,因此这些叙事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还原被物化的一方,赋予他们力量、话语权和平等地位,书写他们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从本质上讲这些都与此处拟建构的“物”本体叙事学一脉贯通。因此,使用“物”本体叙事学提出的分析模式乃至概念范畴有利于深入挖掘这类叙事的内在含义,而在阐释这类叙事的过程中,“物”本体叙事学也会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最后,我们拟建构的“物”本体叙事学还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道家传统中汲取营养。众所周知,道家强调“物各有性”,“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提倡“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也就是强调“物”有自己的本性和功能,人与“物”应该平等没有本体级差。挖掘道家传统中的这些“物”思想,不仅有利于夯实“物”本体叙事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有利于将中国文化传统带入当代国际学术前沿对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