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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控制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96        返回列表

秦韬

【摘要】首先通过模型考察了信贷限额对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信贷限额手段可以通过规避社会陷入Minsky的“Ponzi融资”模式,而将经济拉回至平衡增长路径,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和平稳发展。同时,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信贷限额政策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虽然央行在1998年之后仅仅给出了指导性信贷发放量标准,商业银行的执行力却很值得称道。同时,我们用GMM模型证实了信贷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以及减少经济波动的作用。因此,信贷限额手段对保证信贷量理性发放、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金融;信贷限额;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秦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2)01 - 0107 -06

一、信贷控制的改革历程

信贷控制也即中央银行通过调控信贷总规模或基础货币总量,而对社会货币信贷总量实行目标管理的一种宏观管理措施。

从历史上看,我国从1981年开始实行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之后10年中一直对存贷款严格而谨慎地管制,不论是统存统贷、差额包干、实贷实存,都是将存贷联系结合起来,防止经济过热。1992年之后,全国经济势头高涨,贷款也明显增多,此时货币当局在保增长和稳币值之间不断调整,却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现象。此后一直到1996年,贷款规模控制措施都非常严厉,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防止房地产和股票过度投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膨胀。1996年,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偏紧的货币政策逐步放宽,而当时政策性银行的分设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等使得仅仅控制贷款规模已经不再如之前那样立竿见影,经济环境和改革进程引致了1998年信贷控制手段的取消。

1998-2003年没有了信贷限额的指标,但整体新增贷款并没有随着信贷限额控制的取消而出现诸如大量增长等现象。2003年左右随着经济衰退迹象的出现,新增贷款量的抬头反映了对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当2003年贷款量发放较多之后.2004年开始每年央行都会提一个明确的发放贷款指导意见,中央银行每年仅对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提出一个指导性的参考目标,商业银行在遵守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九大指标规则的前提下贷款完全自主。2004、2005年全年的信贷量没有达到限额标准。而2008年初的通货膨胀威胁使得央行重新求助信贷控制。当然当年末经济危机中又实质上放松了管制,而造成了2009年发放信贷超过目标92.6%的井喷式增长。2009年7月,信贷限额手段又在事实上恢复。

从以上历程可以看到,信贷政策的转变与改革进程、宏观形势等密切相关,至今仍有许多媒体专注全年发放信贷能否达标抑或超限的问题,还有许多专家争论是否应重新取消限额控制。

二、信贷控制作用及研究的必要性

从上面的发展历程中,有两点可以明确。一是,信贷限额几经取消和恢复,昭示了该手段的不足和不可或缺。如果说1998年取消控制是迈向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步骤,2008年的恢复又表明了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之后不论事实上取消抑或恢复与否,当局对此不再提及,这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其中的一些微妙成分和隐藏的内涵。这也恰恰突出了该手段对观测金融监管、考察中国金融发展进程的意义,是我们理解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审视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窗口。

信贷控制被认为是我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干预的,与利率管制、金融衍生品控制并称的三大传统手段之一。它首先是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家银行贷款以及现金发放进行控制和管理。后来信贷控制被取消,让位于货币发行量控制等货币政策手段。但后来实际上作为了一种替补手段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信贷控制隶属干预的范畴,向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敏感的区域,对该手段的批判自McKinnon和Shaw以来就不绝于耳——这种抨击在将信贷控制与国企行为联系到一起时最为猛烈,甚至贷款给国企的资金所占比重直接被看做是政府在金融领域干预的量化标准。他们的逻辑是,以中国国有企业为纽带,金融[来自www.LW5u.coM]资源主要被分配给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一般认为是低效率的,因此金融系统并没有对经济增长提供助力。如Boyreau-Debray运用1990-1999的省际面板数据,证明中国金融机构发行贷款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作者将这种负相关归结为贷款支持了大多数无效率的国有部门。私营企业大多只能依托企业家自己的储蓄、自留利润以及FDI等获得资本,却仍然增长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Allen,F.,Qian,J.,Qian,M认为中国存在一些畅通、有效、将金融资源整合进私营部门的渠道,例如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保证了私营部门的发展。Alessandra Guariglia和SandraPoncet通过研究1989-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一系列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标,发现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指标也是起到了负作用,而代表市场化的指标则是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作者因此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并提高金融深化的效率。

我们的目的是评价信贷管制政策在中国经济及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而这不可避免地要谈及“转型”问题。虽则有不断的市场化发展,政府谨慎的干预以及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内的绝对主导地位①,使得计划经济时代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仍有遗留。无节制的银行贷款就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代表,将导致投资无效率和坏账损失,宏观上则表现为经济过热和泡沫化。Loren Brandt和XiaodongZhu就通过构建了模型,突出了因信贷分配方面的干预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了经济周期波动和高昂的干预成本。

将软约束硬化的措施有很多,如借款多元化、严格监管控制寻租、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审慎作为等。而如Peter Dittus所宣称的,控制信贷总额可以显著地硬化预算约束。

对信贷限额的考察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该政策的观察有以下几点便利:1.信贷政策的反复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窥视信贷作用的试验地。寻找到信贷政策变化时的影响因素,结合其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就能明白手段的有效性。2.而信贷限额制度作为干预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干预的内涵,亦即在不影响实体经济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贷款发放过多.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好的指标;3.信贷限额制度从1985年施行至今,涵盖面广,其对经济的影响深刻而长远,有较大的研究价值;4.-般说来,“转轨”或者“自由化”等口号并不是手段和目的,国家制度的重建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中国的“规制性转轨”是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目标。它体现中国整体制度建设的内涵和目标,我们评价其过去所形成的影响、分析其退出的诱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展望,合理提出政策建议,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三、模型构建

以斯拉斯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定经济系统的稳定性,经济体系内生一种稳定性,要么是静态的,要么是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波动来源于外生非预期冲击。在此基础上将自由化等作为信条并宣扬市场化,以促进他们认为的分配领域的效率最优化。

以马克思、熊彼特、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内生不稳定的,萨缪尔森建立的乘数一加速数模型,经希克斯加入上限和下限,使得经济体回归到一个可接受的路径上来。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发展以促进效率提升为首要目标,而其稳定以外生约束力量为依托,该约束来自于国家政策,抑或创造性毁灭等。

按照第二种观点,我们更注重增长领域,并考虑建立上限的方式引入外部约束。Amit Bhaduri曾提出一个关于美国负债融资推动消费扩张的模型,该模型对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系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与他们的模型“负债融资”相对应,我国的“信贷融资”推动了经济运行。仿照他们的模型,我们建立以下严格信贷和不严格信贷模型。

1>严格信贷模型

由支出法GDP =C+I+U,其中净出口U可以被认定为国民生产总值与自发净出口K3的函数,即

U=C3Y+K3

(1)

消费C由自发消费Kl和收入构成。由于中国消费者一般不存在透支消费,亦即Bhaduri所宣称的“负债消费”,也不存在债务问题,我们仅仅用凯恩斯消费函数来描述它:

C=c1Y+K1

(2)

投资I,按照中国的现实,由信贷拉动,并受企业债务的影响。我们认定投资函数为:

I=c2Y+K2+n(dI/dt)-SD

(3)

文献中关于债务的描述,多是关于其“硬条件”及其的监督行为和监督成本。在引入监督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信贷软约束条件下无外部约束导致的债务攀升。 作为信贷驱动投资的类型,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与债务状况相关,而债务的解决也与信贷状况有关:一是可以暂时性避免现金流中断,二是融资影响未来收入流,进而对债务偿还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投资能力还是债务偿还能力都与信贷有关。不妨假定融资能力强可以使企业负担更多的债务流:

D=a+咖L

我们的总GDP函数变为:

Y=mn(dUdt)-ms4 L+mK

(4)

其中m=(l_cl_c2_C3)-1,K=K1+K2+K3-Sa,属于与时间无关的常数。

贷款可以引致收入流增加,因此金融机构的借款行为将有一系列的影响。假定贷款额有个上限,即

dUdt=A>O,当且仅当L<E并且dL/dt=0,当且仅当L=E(5)

在这些假定上,Y将在L=O时达到最大值

Ymax=mnA+mK;

(6)

将于L达到上限值E时降到最低:

Ymin=mK-m8φE (7)

因此,经济体将在Y的最大最小值之间不断波动调整。当贷款额为O时.Y在最大值。根据公式,不可一直保持在0的状态,因为当L<E时,dL/dt=A.L不断增大,但经济体中债务也不断增加。当L=E时,债务达到最大值,dL/dt也变为0.此时经济体进入萧条。

由于严格信贷的存在,dL/dt不可能再变化;Y值定格于mK-mrE。若此式大于O,则Y缓慢增长,若此式小于0,则Y缓慢减少,在下一期L变回0时重新获得高增长。

该模型初步揭示了严格信贷在发展中的作用,但仍不足以反映全貌;加之中国的信贷额度制度不属于强制性的,我们来看看非强制信贷额度制度下的状态。

2>非强制信贷额度控制

我们假定当信贷到达额度时,以B的速度减少。即

(dL/dt) =-B,B>O,当且仅当L>E.

则(7)式变为

Ymin’=mK-m8咖E-mnB L>E.

此时,L=tA,t<tl;L=E-tB,t>tl. tl=E/A带人(4)式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信贷限制的制度,假定dUdt=A不变,则

L不断增加,Y迟早将陷入负值。按照明斯基的观点,社会将进入“Ponzi融资”模式,社会的信贷将全面化为企业的债务,亦即预算软约束的发生。经济将出现泡沫和危机。信贷限额制度规避了这种风险,并将增长拉回至平衡增长路径。这与熊彼特描述的“清洁机制”类似,萧条以自己的方式重建经济系统。

至此,该模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信贷推动投资的模式,并证明了信贷拉动增长模式的可行。

四、经验研究

接下来拟对信贷限制进行经验上的分析。在文献中,有几种指标对信贷限额进行描述,如采用分配给国有部门的贷款作为考核干预程度,他们自己都承认分配给国有部门不能全是干预下的结果,。但这些指标有一个问题,也即并没有反应该手段的内涵:对信贷进行控制以使得信贷发放量保持在一个理性的水平,通过弹性或指导性标准保证政策实施可以适应经济形势。用分配给国企的信贷量来代表政府干预程度,与我们的问题的内涵显然大相径庭。我们所要考察的,则如LorenBrandt和Xiaodong Zhu所宣称的,由于信贷限额的存在,国有企业在获取贷款方面的优势阻碍了其它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而Michael Ka-YiuFung,Wai-Ming Ho和Lijing Zhu又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藉此原因削减分配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可能引起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为了更为确切的描述信贷限额控制的作用,我们无意于陷入关于国企和非国企贷款的争论,准备直接考察信贷限额到底是否发挥了作用。接下来以信贷发放量为中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查看信贷限额能否解释(预测)实际信贷发放量;第二步,实际信贷发放量能否对经济稳定增长有实际作用。如果信贷限额政策能够对实际信贷发放量产生重大影响,而实际信贷发放量又对经济稳定有实际作用,那么可以认为,信贷限额政策确实能够对经济增长有贡献。

1。信贷限额政策能否解释/预测信贷实际发放量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信贷限额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利用信贷发放量的季度数据Newloan,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同时,根据每年通过非官方渠道获知的信贷控制目标或控制计划量Quota,按季度平均。总体来讲,除却2009年因经济危机出现的井喷式增长外.其余各年均呈现年初“突击式”放贷和年末严格限制的特点,全年基本符合限额标准,因此,信贷限额政策从直观来看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用。联系到1998年-2008年之间,商业银行基本没有严格的限额义务,这种有效性是难能可贵的。

在数据上检验二者的关联程度,我们可以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CM)。该模型需要平稳数据,经过ADF检验二者均一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关系是长期平稳的,可继续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表明①,信贷限额对信贷发放量有显著的解释力,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能够有效预测期末的实际信贷发放量。也即证明了,虽然在这段时期基本没有强制性信贷限额义务,商业银行仍然听从了央行规定的限额标准,并有效地执行了下来。限额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2.信贷发放量是否影响经济波动,并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考虑如下估计经济发展的常用方程: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X是解释变量矩阵,11用来衡量固定效应,8是残差项。

一方面,在测度经济波动时,我们用价格变化率和GDP增长率变化率来表示波动状况;而经济增长则用GDP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

我们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指标,以避免待观测指标有显著性的倾向。一般认为,教育、人口、就业量、通货膨胀、进出口水平及FDI等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也将这些指标纳入分析范围。另外,这些指标与信贷总额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其滞后项作为GMM方法的合适工具变量。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有显著作用,由此将产生内生解释变量问题。由于我们可获得有关贷款量的分省数据,我们采用GMM方法,以消除内生解释变量问题,并对各省市的整体状况做一个系统研究。

选取1999 -2010年各省份数据,这也符合GMM要求数据“宽而短”的标准。

我们采用Harris - Tzavalis提出的HT方法。该方法假定时间恒定时,面板量趋于无穷,符合数据结构特点,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我们的时间段内,loan存在单位根,直接回归可能会引起偏误。单位根可以通过一阶差分消除,我们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判断它们中间的联系。

采用Westerlund在2007年提出的方法检验数据协整关系,该方法基于结构检验而非残差检验,不存在共同因素限制因素。协整检验发现,统计量达到-3.137,在lqo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存在协整,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此时可以对变量进行回归,方程回归残差项是平稳的。

从回归结果来看,AR(1)、AR(2)说明原模型中的残差无自相关性的假设不能拒绝;而接下来的Sargan差异性检验则说明,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联合有效”的原假设,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贷款额对当期的被解释变量影响是模糊的,而滞后一期项则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无论是总贷款、短期还是长期贷款,这种作用都是显著为正。这反应了贷款起作用的时滞性。可以认为,贷款在本质上属于机会成本,经济体需要时间用这部分成本获得效益,进而对其补偿。同时,有学者直接忽略了本期信贷对本期产值的影响,而直接采用贷款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行回归。

贷款量对GDP增长率变化率的作用是不显著的,这说明,贷款量的改变没有加剧GDP衡量下的经济波动;而论及CPI的变化率,则显得颇为耐人寻味:虽然贷款量的滞后期可能加剧CPI的波动,而当期的贷款量则在更为显著(显著性统计量更大)和更为深刻的(系数较滞后期为高)程度上降低波动。综合可见,至少贷款量的发放不会加剧经济波动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平稳增长。

至此可以说明贷款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联系上一节的内容,信贷限额政策保证下的贷款发放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显而易见。因此,信贷限额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无论在经济波动还是经济增长方面,作用都是明显、积极而有力的。

结 论

本文首先通过模型考察了信贷限额对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信贷限额手段可以通过规避社会陷入Minsky的“Ponzi融资”模式,而将经济拉回至平衡增长路径,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和平稳发展。同时,通过对信贷限额政策的回顾和分析,发现了中国在1998年之后的绝大多时期摒弃了强制信贷限额政策,仅仅给出了指导性信贷发放量标准,商业银行对该指导性意见的执行力却可称道。同时,我们用GMM模型证实了信贷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信贷限额手段对保证信贷量理性发放、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