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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听政制度与谏体文学的兴盛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87        返回列表

宁登国

【摘要】君王听政的传统,大概承自首邦时代氏族部落长老议事的习惯。周代“尽人事而知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天子听政制度的确立,这既有法定层面的政策保障,也有现实操作层面的听政实践。这一制度的实施,直接激发了臣民参政议政、献言献策、匡救时弊的政治热情,从而带来先秦谏体文学的兴盛。这些谏辞大都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映现了一个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谏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艺术特征。

【关键词】听政制度;谏体文学

【作者简介】宁登国,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聊城25205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2)01 - 0158 -05

从政治理想层面上讲,先秦时期,惟有那些德臻化境、术感鬼神的“圣人”才可以做王,才可以配称为“天子”或“民之父母”,以替天行道、代民立命。因此,典籍中对“圣人”的功能描述大多充满了理想色彩,如《札记·礼运》:“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淮南子·泰族训》:“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等等。可以看出,能够“治天下”、“化天下”正是“圣人”最大的职能特征,“圣人”是最为理想的君王,“圣人之治”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

然而,“圣人”毕竟也是现实中的个体成员,终究摆脱不了世俗个体感官、智力等方面的现实束缚,而且,“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先秦世卿世禄制也难以保证每一位世袭君主的“圣人”品格,因此,如何确保君王圣明贤能,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制健康合理地正常运行,便成为自古以来政治家、思想家们反复探究的核心问题。而自西周以来的君主“听政”制度,以其荟萃众人智慧、延展君主耳目、补察时事政治等优长逐渐成为确保君主制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可靠保障。

一、周代听政制度的建立

君王听政的传统,大概承自首邦时代氏族部落“长老议事”的习惯。进入王政时代以后,这一传统仍得以延续。对此,《管子·桓公问》有过一段追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吕氏春秋·赞能》篇也说:“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由其中尧、舜、禹、汤、武王的圣王序列来看,不乏有美化圣王之政的成份,但可知听政兴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周代之前,人们尊神尚卜,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占卜筮问的方式征询天命神旨来定夺行动计划,因此,议事听政并不是主要的决策方式,也没有形成一种定制。

周代崇尚“尽人事而知天命”思想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便是对民意的普遍重视以及由此形成的听政制度。一般说来,判定一项制度的确立,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法定层面的政策保障,以确保此制度的稳定性、长期性;二是要有贯彻执行此政策的专门机构,以确保此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准此,我们下面对周代的听政制度作一考察。

首先在政策规定方面,据《尚书·洪范》载,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便向殷朝遗老箕子咨询为国之道。在箕子所述的“九畴”大法中,第七条“稽疑”一法便是对君王听政制度的规定:“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即要求君主遇有重大决策之时,首先自己考虑,然后与卿士商讨,再与庶人商讨,最后才通过卜筮探询天命,明确规定了天子决策不能独断专行,要充分吸纳、倾听臣民意见。同时,在《周礼》《礼记》等典籍中也记载了许多臣下负有向君王规谏的义务,如: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札记·王制》:“天子斋戒受谏。”

《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周官·小司寇》云:“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

《周礼·春官》:载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来自Www.lw5u.Com]受纳访,以诏王听治。”

不仅如此,《礼记》中还有一些记载表明,为培养周天子的听政能力和德才涵养,自其幼为太子之时,朝廷便专设太师、太傅、太保以教导抚育:

《礼记·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于是有进膳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此外,类似关于听政制度的记载在《国语》《左传》等典籍中也时有反映: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晋语六》:“吾(范文子)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

《左传》襄公十四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尚书大传·虞夏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日疑,后日丞,左日辅,右日弼。”

上述材料充分表明,源自上古部落联盟民主议事的听政传统在周代已确立了较完善的保障制度。尽管表述各异,但其意旨却是一贯的,即天子执政,绝不能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而要恭承民命、博洽舆情以代民行政、替天行道。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也明确规定了自公卿至庶人、百工都有参政议政、献言献策以“补察其政”的权力和义务.而且对每一阶层的进言方式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周代天子政治实际上也是民意政治,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对王权的行使和运作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梁启超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

其次,在具体听政实践方面,验之史实,在西周及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遇事“稽疑”、听政纳言便成为周王及各国诸侯自觉的一种执政传统,也成为有效执政决策的一种制度保障。如《国语·晋语四》胥臣述周文王:“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忆宁百神,而柔和万民。”《国语·周语上》樊穆仲述鲁孝公:“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说:“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日:‘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国语·楚语上》白公述齐桓公、晋文公:“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季武子之言日:“晋未可蝓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蝓乎?勉事之而后可”等等。不仅如此,为保障这种民主决策的常态化和顺利进行,朝廷还专门设有臣民自由议事的议政场所,这在王廷有明堂议事,《大戴礼记·保傅》引《明堂之位》:“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之遗忘者也”;在乡野设有“乡党”议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言及“乡党”的功能是“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故当然明提出毁坏“乡党”建议时,遭到子产的断然拒绝。这都清晰地表明在东周以前,民意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否博采众议、民主决策成为评价君王贤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至于听政的具体形式,既有君王定期召集的朝堂合议,也有君王随时随地征询的君臣问对以及臣民积极主动匡政议政的进谏奏疏等形式。尤其是当君王的言行偏离礼制、残民逞欲之时,便有许多正直的臣民挺身而出,犯颜直谏,陈善卫道。这些谏言大都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谏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艺术特征。

二、先秦谏辞的兴盛及其文学特征

关于臣对君进言的称名,最早见于《尚书》以“训”名篇的《伊训》《高宗之训》。其中,《高宗之训》亡佚,《尹训》是商之老臣伊尹教导太甲如何做好一个国君的诫辞。孔颖达将《尚书》中凡是臣下训导君王内容的篇章皆归为“训体”:“《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旅獒》戒王,亦训也”;“《无逸》戒王,亦训也”。这里的“训”皆为臣下为君王“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之义,以辅助、引导君王更好地行政,这大概源于古老的长老辅政传统。

自西周末至战国时期,随着听政制度的确立以及文化的渐趋普及和书写工具的相对便利,臣下参政议政的热情也空前高涨,献言献策的种类和数量也迅速兴盛起来。据上引《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的一段记载,就有“箴”、“赋”、“诵”、“谏”、“传语”、“尽规”、“补察”、“教诲”、“修之”等形式。但是,从《国语》《左传》等史籍的应用频率来看,“谏”出现的次数最多,并形成“骤谏”、“固谏”、“谏臣”等固定用语,这表明,以“谏”来指称臣下对国君的匡政行为,已是两周时期普遍的、习惯性的称谓。苟子也将这种匡政行为径直定义为“谏”:“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并指明“谏”在先秦的应用范围不仅局限于君臣之间,还用于父兄等家庭场合,这是合乎事实的。因此,我们将先秦史传散文中载录的下级与上级之间面对面的带有规劝批评性质的语言,统称为“谏体文学”。

首先,这些谏辞,或出于忠君,或出于爱国,或出于卫道而置个人生死而不顾,直言不讳,犯颜强谏,因而明显地呈现出疏直激切、怨而不怼的风格特征和深谋远虑、见微知著的理性色彩。春秋战国时代,王道衰微、诸侯争霸的社会局面,加速了传统礼乐制度的崩坏,因而君不君、臣不臣的失序现象频频发生。如晋灵公、陈灵公、齐庄公、楚灵王、吴王夫差等就是当时有名的昏君;至于臣弑君、“陪臣执国政”更是春秋后期普遍的现象了。先秦史官出于劝善惩恶的史鉴意图,记载了大量贤臣匡君之过、矫君之失的言论,并时而借他人之口对他们的勇气与卓识给予热烈的歌颂。据笔者统计,仅《国语》《左传》二书,谏辞就多达113则,大都针对当时君王的不当言行进行劝谏或就某事件提出合理性的建议,如《周语上》“芮良夫谏周厉王勿宠荣夷公”、“仲山父谏周宣王勿料民”;《左传》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谏宋公勿以人祭祀”、僖公二十三年“蹇叔谏秦穆公勿伐郑”等等。由于这些谏言都是为了进善卫道,匡救君失,拯世济民,故谏辞疏直激切,词气慷慨,义正辞严,充分体现了进谏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大丈夫品格。如《周语下》太子晋谏阻周灵王为护卫王宫而壅堵谷水、洛水一事,就从古之圣王、民之宪言、前哲令德之则等多个角度,上下比度,据理力争,慷慨陈辞,充分阐述了壅堵两河的错误与危害,指出此举实乃“章祸且遇伤”、“亡王之为也”。谏辞古今事言,汩汩滔滔,挥洒自如,渊懿茂美,气盛言宜,颇显纵横之风。

但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人臣首要的是对君王忠贞顺从,正如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所说:“君命无贰,古之制也”;《周语上》内史兴也说:“敬王命,顺之道也”。当然,这里的忠、顺不仅仅意味着对君命的顺从信守,还包含着“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的义务。但这一职能却又常常令人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旦君王言行出现失误,人臣若不谏阻,便是失职;如若谏阻,纳谏与否终由君王自己定夺.自己又往往因此而罹罪。鉴于此,这些谏言往往又呈现出“险而不怒,怨而不怼”的风格特征,即对于君王的违礼行为,心中虽然怨恨不满却也不会情绪冲动以致怒形于色。如《左传》僖公八年著名的“宫之奇谏假道”,虞公目光短浅,想法幼稚,居然仅凭“晋,吾宗也”和“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就欲轻易假道于晋以伐虢。面对关系国家命运的这一重大决定,官之奇据理力争,极力以谏。他首先分析了虢国对于自己国家的重要性,可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然后又以史为鉴,深刻地指出晋国出兵的真实意图和神灵信仰的实质,辞恳意切,一言三叹,翼君一寤。但遗憾的是,虞公刚愎自用,“弗听,许晋使”。国难临头,官之奇心灰意冷,失望至极,只好携族离去,临行前的一声叹息——“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透出为臣的万般无奈。

其次,尽管史传散文中的这些谏言因人因事各不相同,各具风格,但从论证结构或表达方式的角度看,它们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谏言范式:这些谏言大都在一开始就针对执政者的具体言行提出个人明确的观点,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基本表达式为“不可”:接着作为主体部分的论据一般由两个基本判断组成,即一个是经过先人长期反复实践而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它不需要证明,毋容置疑,是肯定判断,也是作出新判断的依据或前提。它或者表现为历史知识,“吾闻之……”、“昔……”等即其普遍的标志性词句;或者表现为格言警句,主要是征引相关《诗》《书》《志》《训》《语》等典籍中的句子:另一个就是据此“古训”所作出的新判断,即君王当前的言行不符合上述公认的判断,故要进行谏正。这恰如逻辑学中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前一判断即大前提,后一判断为小前提,符合三段论有效推理的基本规则,如《国语·晋语四》叔詹劝谏郑文公礼遇晋文公重耳的大前提是“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一句话;小前提是郑文公的行为“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故“无乃不可乎?”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推理。虽然这样的两个前提在具体谏言中的表现形式并非千篇一律,但类似的推理形式在君臣谏言中却是具有普适性的。

再次,面对君命无二、掌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君王,为人臣者深深懂得“干人之怒,必获毒焉”和“犯顺不祥”的道理,为保全自身,一些人往往怀智藏能,顺从王命,偷合苟容,与主为乐,此即《苟子·臣道》篇中所谓的“态臣”或“篡臣”;而真正能做到敢犯龙颜、逆视听、竭忠尽智、舍生取义的“功臣”、“圣臣”,则实属凤毛麟角。先秦史传散文虽尚未有意识的塑造人物形象,但透过这些疏直激切而又怨而不怼的谏言说辞,无意间彰显了一批忠心耿耿、敢于直言、光明磊落而又温文儒雅的谏臣形象。他们或赤胆忠心,忠贞不贰;或冒死进谏,大义凛然;或博通古今,洒脱自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醒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僖公三十二年秦晋崤之战前,年过花甲的蹇叔在谏阻秦穆公勿侵郑失败后,通过“望师而哭”和“送子而哭”以及秦穆公战前战后对其态度的变化等情节,活脱脱将一忧国忧民而又怀才不遇的谏翁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语》伍子胥多次劝谏吴王乘时灭越,而勿远伐齐国,他深知越国国内正励精图治,振兴国力,以图复仇,实乃吴国当前最大的威胁,可谓知己知彼,深谋远虑,居安思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醒意识和深切的忧患意识。无奈吴王鼠目寸光,刚愎自用,贪才好利,恣意妄为,终为越灭。伍子胥也因屡忤龙颜,终被赐死。其临死时的一声叹息:“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道出了自己忠心事君,终遭厄运的无限凄凉以及对吴国命运的深深忧虑,而这也恰恰与越王勾践虚心纳谏,尤其重用谏臣越大夫种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宣公二年,面对晋灵公不君的种种丑行,晋大夫赵盾继士季之后“骤谏,公患之,使组麂贼之”,虽然《国语》《左传》没有详细记载有关赵盾的谏言,但他的耿耿忠心却在当时已闻名并被视为忠君的典型,如《国语·晋语六》智武子在谏赵文子时说:“夫宣子(赵盾)尽谏于襄、灵,以谏取恶,不惮死进,可不谓忠乎!”《左传·成公八年》韩厥谏晋景公时也说:“成季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其他如周之富辰、晋之狐突、陈之泄冶、卫之宗鲁、吴之伍员等等都是因直言进谏、触忤龙颜而视死如归、终遭杀身的大丈夫形象,他们为匡救君恶、进善卫道而置生死于度外,唱出了一曲曲扬善除恶、扶正去邪的正气之歌。与此相应,《国语》《左传》中还对那些善于纳谏、仁而下士的君王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秦穆公和越王勾践。秦穆公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的贤君。僖公三十二年崤之一战,秦穆公曾因拒纳蹇叔谏言吃了败仗,战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日‘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这在以后的文公元年、文公二年、文公三年都曾提及此事,并借君子之口对其悔过行为给予颂扬:“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越王勾践在鲁定公十四年、十七年两次败于吴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以图复仇。其中,他重用“勇而善谋”的大夫种,多次欣然采纳他的建[来自wwW.lw5u.cOm]议,使国富民强,百姓戮力同心,同仇敌忾,最终灭吴,这同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王道衰微、君王力弱的春秋时代,像秦穆公、越王勾践这样如此真诚悔过、自新革政的君王实属少见。在笔者所统计的113则预言中,最终被采纳的仅48则,大多数则以“王弗听”而遭拒斥。这同二书编者的史鉴目的相呼应,即用则利国,否则危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预言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惩劝意图。

“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当原本学政合一、行为世法的君王以权谋私、失官厌学,失去其应有的“垂范”天下的功能之后,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毅然打破“唯君是从”的历史宿命,“从道不从君”,既敢于批判和匡救不合理的政治行为,又独立探讨和论证维持社会秩序的新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延续文化命脉、担当王者之师的强大力量,从而带来谏体文学空前的兴盛。“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也含有宗教的意义,但它与其它古代民族的宗教性的‘道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徐复观将春秋时代视为“礼的世纪”、“人文的世纪”,正是着眼于这批维护文化传统的“君子”们所显露出来的强烈的人文理性精神而言的。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因为有这样的人,人类的风骨才得以传承挺立,否则,这一充满杀戮征伐的乱世便真正成了令人熟睡窒息的“铁屋子”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君主听政制度固然可以为臣民自由议政,下情上达开辟了一条顺畅渠道,但若据此而过高评价封建政治的民主性质,则过于理想和表象化。因为臣民谏议的采纳与生效与否,最终决定于权力至上的君王的好恶与贤愚。正如梁启超所说:“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这也正是导致屡谏多无果或谏臣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戴庆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