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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00        返回列表

胡小娟,张智越

[摘要]文章选取我国制造业2004 - 2008年的面版数据,考察了制造业整体和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部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制造业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为正向溢出,进一步进行行业结构分组后发现,技术密集型的FDI也为正向溢出,劳动密集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明显。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制造业;利用外资;技术溢出

[作者简介]胡小娟,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张智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长沙410079

[中图分类号] F062.9: F12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1)01 - 0113 - 04

一、引 言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物质基础的重要生产部门和主体产业,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900. 33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制造业是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因此,研究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技术扩散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作用,导致技术外溢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要素在本质上表现为信息和知识,具备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过程结合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主要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产业链等途径实现( Kokko,1994)。FDI技术外溢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测定技术外溢的效果,即研究FDI是否对东道国制造业产生了技术外溢,这种基于测度的研究结论有两类:一类认为FDI对东道国有比较显著的技术外溢,如Caves( 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Liu等(2000)考察1991 - 1995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英国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另一类认为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不明显,如Aitken和Harrison( 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 - 1999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Damijan等( 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 - 1998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考察时发现上述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国内多数学者对我国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持肯定态度,如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工业的38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存在;何洁、许罗丹(1999)通过考察1985 -1996年工业部门时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胡祖六(2004)在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时特别指明FDI带来技术转移即存在溢出效应,并明确指出其载体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新的工艺流程等多形式;薛漫天(2008)利用国家工业行业数据及省级工业行业数据FDI对我国内工业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部分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明显,部分行业存在负的溢出效应;也有部分学者持有与此相反的结论,如赖明勇、包群(2002)通过构建模型测算并比较中国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但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明显。

二、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主要特征

自199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在我国利用外资中占据主要地位,所占比重从1997年的62.13%提高到2004年的70. 95%再到目前的50%左右,近20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见表1。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就行业分布看,2008年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8. 06%和11. 43%。

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由2004年的31. 2748亿元/万人提高到2008年的57. 0853亿元/万人,见表2。在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也在不断增长,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长率,其中,外资企业对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保持在28%左右,见表3。

三、模型检验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以内生增长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为基础,构造一个用FDI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制造业的增长模型,以FDI对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溢出效应为基础,重点考察制造业的行业特征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使用的方法借鉴于Miguel D.Ranurez( 2002)的研究方法,模型形式为:InYd=λ1 In Ld +λ2 In Kd+λ3 InKf+ε (1)

同时借鉴多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其模型形式为:

Q= AKaLBEy (2)

在此式基础上引入截距项,模型变为:

InYd=c+B1InLd +B2InKd +B3InKf+u (3)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其模型为:

Yit =ait+BitXit+uit i=1,2,…,n; t=1,2,…,T

其中,Xit为解释变量,下标i代表不同个体,t代表时间,ait、Bit分别为截距向量及参数向量。ui是随机误差项,代表其他一切没有包含的因素对内资制造业部门总产值变化的影响,我们先假定它满足高斯假定。模型中的系数随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因而可以反应模型中被忽略的时间因素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因此,以(3)式为基础,设定我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InYit= Cit+B1it In Lit + B2it InKit+B3it InFit+uit (4)

其中,Y为内资制造[来自www.LW5u.coM]业部门的总产值,L、K、F分别为内资制造业行业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同行业外资部门的资本积累。

根据估计参数式需要约束条件的不同,面板数据分为三种类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

(二)数据的描述与整体回归分析

根据2005 -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这一指标作为体现技术溢出的载体,考察我国30个制造业行业2004 -2008年共150个样本数据。为了进一步考察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特征,对以上样本分为3组。第一组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等属于劳动密集型;第二组为医药、化纤、化学原料等属于资本密集型;第三组为设备制造等属于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简称劳资密集型。模型中各变量指标的具体计算式如下:Y=内资制造工业总产值=制造行业总产值一三资制造企业工业总产值;L=内资制造工业劳动人数=制造行业从业总人数一三资企业行业从业人数;Kd=制造工业资产总计一三资制造企业资产总计;Kf=三资制造企业资产总计。

由我国制造业2004 - 2008年各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参数,经检验选取变截距模型,结果如下:

(5)式回归结果显示,除劳动力相关系数外,所有系数t检验值均在95%水平上显著。对模型进行修正,即去掉变量L,结果如下:

该结果表明,在a= 1%情况下,所有变量显著,回归系数表明,2004 - 2008年外商在我国制造业内的资本积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制造业部门的总产值就提高0. 2492个百分点,所以,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果为正的溢出。对于本文重点考察的技术溢出系数,我们可以发现FDI仅对内资企业有较强的正溢出。

(三)分组回归分析

把所有部门按劳资比分为三类,并对每一类分别采用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经检验选择模型如下。

1.资本密集型:

综上所述,在1%的显著水平下,以上模型均通过各项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

1.在把我国制造业利用FDI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时,剔除了物价因素的影响以后,发现每lo/o FDI的投入使得内资制造业产值平均增加0. 24921%。由此我们认为,制造业利用FDI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2.分组分析制造业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时,发现资本密集型组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达到了0. 673192,呈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而劳资密集型组则溢出效果不明显,系数仅为0. 018687。

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比例。目前全球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不仅是加工制造能力的简单转移,而是包括生产加工、研究开发以及营销总部、管理总部、发展总部等多层次全方位转移,由此而来的溢出效应[来自wwW.lw5u.coM]也是全方位的。其次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制造业进行R&D投资。现阶段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采用独资研发体制,这不利于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学习和技术模仿。若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采用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的方式成立研发机构,建立研发战略联盟,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将有助于中国企业近距离地学习先进技术。再次要促进外资与我国制造企业的关联。通过外国跨国公司与我国当地企业的合作,以市场为中介,内外资企业长期形成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契约关系,通过这种关联关系,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将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当地企业。最后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促进FDI“外溢效应”的充分发挥。解决人才单向流动机制,重塑内资企业用人机制,重视人才的引进,不断在管理和经营水平上缩短与外资企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