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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西医中译对当今中医英译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14        返回列表

姚欣,蒋基昌

[摘要]以传教士为主体以及以翻译日文西医书籍为主要媒介的近代西医中译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审视近代西医中译,尤其是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标准的统一尝试,有利于我们提升当今中医英译水平,促进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

[关键词]西医中译;翻译术语标准化;中医英译;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姚欣,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46;蒋基昌,广西中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副译审,硕士,硕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 H059:R- 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4434(2011)01 -0144 -05

16世纪中叶,比利时科学家萨维里( AndreasVesaliua)完成了《人体的构造》,标志着近代西医学的诞生。17世纪初,显微镜被应用于生理学研究领域。18世纪,病理学起飞。19世纪,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在细菌学和防疫接种研究方面、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 RobertKoch)和鲁道夫·微耳和(Rudolf Virhow)在生理学与病理学以及病原体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不断吸收物理、化学、生物等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过程中,西方医学在临床、护理、医药、公共卫生等方面不断成熟。工业革命后,伴随西方列强海上霸权的激烈争夺以及殖民掠夺势力的全球渗透,近代西方医学不断以翻译为媒介被推介到全世界。

一、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近代西医中译

西医、西药传人中国的历史久远。早在唐代就有景教医病救人的传教记录,元代更有也里可温教士在京师开设西医医院的记载。但明末清初之前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医主要是些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并未受到中国国民的重视。

(一)重要的翻译著作

作为西方殖民势力的急先锋,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走到哪里,就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哪里”的同时,也把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带到了东方,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势。翻译、著书是医学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医的重要形式。传教士翻译、编著的西医书籍涉及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内科学、五官科、妇科、儿科、西药、医方、药方、卫生、救护等西医学诸多方面。

1835年,(美国公理会( The 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的传教士伯驾( Peter Parker)以医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启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

最早从事翻译、编著西医书籍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医师合信(Benjamin Hobson)。1851年,合信在广州编译《全体新论》,1857年到达上海后先后翻译了《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医学华英词释》等著作。

翻译、编著西医书籍最多的是1853年由美国北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其重要的著作有:《病症名目》、《体用十章》、《裹扎新法》、《割症全书》、《花柳指迷》、《皮肤新编》、《西医内科全书》、《内科阐微》、《炎症全书》、《热症全书》、《西医眼科撮要》、《妇科精蕴图说》、《西药略释》、《西药新法》、《卫生要旨》、《种痘捷法》、《救溺水法》等等。

除此之外,在整个19世纪,有影响的西医翻译和编著还有伦敦会传教士医师德贞( John Hepburn Dudgen)的《全体通考》、《体骨考略》、《西医举隅》、《西医汇抄》、《脉说》、《药材通考》,英国安立甘教会( The British Anglican Church)传教士医师梅藤更( David Duncan Main)的《西医外科理法》、《西医产科新法》、《医方汇编》,等等。

在传教士医师翻译、编著西医书籍的同时,一些通晓中西医学、精通外语的近代知识分子也尝试着通过翻译将西医介绍到中国。广州博济医院的尹端模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894年前翻译的医学著作就有《体质究源》、《医理略述》、《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儿科撮要》等。舒高第是上海江南制造局惟一不籍外人而独立翻译的华人译员,共翻译各类科学书籍14部,涉及西医的有《内科理法》、《临阵伤科提要》、《产科》和《妇科》等4部。但这些国人的翻译在近代西医中译过程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翻译或多或少地接受着传教士医师的影响或者或多或少地与传教士西人有着联系。

(二)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的统一措施

由于从事医学翻译、著书的传教士隶属不同的教派,他们的翻译和著书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散乱状态。而且由于传教士汉语知识的匮乏,他们的翻译一般离不开中国人的参与和支持,翻译往往采取医学传教士口译、华人助手笔录的方式进行。“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要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既脱稿,则付梓刻板”。

各自为政的翻译实践以及传教士口译、华人笔录的翻译方式带来了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的不一致。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很多西医书籍的名词和术语难以找到恰当的、与其相对应的中医词汇,况且西医中还有大量的中医学里没有的名词,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翻译相当混乱。如猩红热就有红热症、红疹、疹子热症、痧子、花红热症等多种译名。如何准确地用汉语表达西医名词和术语的意义是一个十分紧迫而棘手的问题。

传教士医师们意识到了统一名词和术语翻译的重要性。“医学教育这项伟大工作的第一步是形成统一的医学名词。没有这个基础,在华医生就不能协同工作,提高水平,这也将极大地影响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热情。”在1877年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名词的影响下,1887年,传教士医师在香港举办专题讨论会,探讨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传教士医师强调了统一医学名词翻译在西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准确的名词体系,就很难将西方医学知识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因此,提出编辑一本能获得学术界普遍赞同的医学词典,使它成为翻译者的手杖,使医学书籍的翻译有章可循。

1890年,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简称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统一医学名词和术语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会上成立了“名词委员会”,负责统一医学名词和术语的工作。因为没有统一的名词和术语,翻译必将出现混乱现象;统一名词和术语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合作,因为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将准确、简明、文雅作为名词和术语翻译的标准和次序;医学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时更应考虑汉语的习惯和特征。

1901年,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完成了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以及部分重要的组织学和胚胎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审查。在审查名词和术语时,“名词委员会”遵循了以下原则:避免音译;不依照词汇的原义翻译,而是根据词语最近和最权威的意思翻译;无法表达的词语选用《康熙字典》里用过的词汇,并努力选择用法或结构与所译词相近的词汇、选择涵义与所译词不相违背的词汇、选择其结构可以帮助理解其新涵义的词汇;如果既没有现成的词,而又别无它法,就造一个新词;尽可能使词汇系统化,在汉语里可以通过给它们加上某种偏旁部首来使它们系统化。最显著的例子是所采用的“骨”的名称和循环系统的部分名词:所有头部的骨头名词里有一个“页”字旁;所有的循环系统,包含在淋巴系统内的名词都有“血”字旁。

1905年,中华博医会成立“编译委员会”,决定出版书籍时统一使用“名词委员会”所审定的名词。1908年,“名词委员会”在长期统一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的基础上出版《医学辞汇》,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医学名词的辞书,此后,医学传教士和中华博医会编译和出版医学书籍均以此为准。

二、以翻译日文西医书籍为媒介的近代西医中译

甲午战争后一场旨在救国救民的维新运动将学西学目光转向了日本,因为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颇有成效,已跻身世界列强行列。在医学上,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医学移植到国内。由于中日相邻、文化相近,通过日本学习和吸收西方医学被认为是快捷、有效的途径。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独立中译日文西医学书籍风行一时。

(一)西医翻译的新局面

甲午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掀起了留日的热潮。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中国的西学知识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据统计,1902年至1904年,我国共翻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西书总计533种,其中由日文翻译而来的习俗321种,占到了60%。以日文为主体的西书翻译构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翻译西书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日文西医著作翻译过程中,通日文又精西医的专家翻译工作尤其令人瞩目。我国著名医学家、较早通晓中西医学的学者丁福保便是其时最杰出的一位。1909年,丁福保在南京参加医学考试,被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医学,回国后致力于医学著作的编译刊印,仅在1910至1916年间,他所刊行的医书就达数十种,其后仍在陆续刊行,总称《丁氏医学丛书》。由于丁福保通晓日文,中西医学兼通,文史根底极佳,所以其翻译在内容上和准确性上均不同于较早时期传教士医师的翻译。丁福保的翻译均取日本人著译的20世纪初期前后西方医学之成就最新、且对临床有较高价值者,译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实用,故当时《丁氏医学丛书》风靡一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1917年,无锡人孙祖烈编著《生理学中外名词对照表》,列出了当时东西两派医学名词及西人原文,共3000余条。孙氏在序言里慨叹:“余迻译生理学讲义,未尝不叹其中名词之钩辀格磔,令人不易卒读也。考我国所译生理学书,宗欧美者,用博医会新旧二派之名词;翻东籍者,用日本创造之名词。揉杂纷纭,不可禅究。读者茫然如堕五里雾中,每有吾谁适之叹。”《生理学中外名词对照表》是近代十分重要的医学翻译参考书。

(二)医学名词和术语翻译的标准化审核

由于博医会的统一医学名词和术语的影响只限于博医会内部,而且博医会所订名词和术语的诸多翻译生硬,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此外,博医会编造的一些新字也不为中国人接受。博医会也意识到与中国医学界合作的必要性,“会名词委员会”曾多次与中国医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商议医学名词和术语的统一和标准化问题。

随着日文译书的增多,大量的日译医学名词也涌了进来,医学名词翻译亟需统一规范。1915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着重统一和规范医学名词和术语的翻译。“吾中华医学会对于医学名词之翻译,应据如何观念,急须筹划,不能作壁上观”,因为“西方医生无论多么博学,在翻译上仍然有着很大困难,在许多方面都只能依靠助手,这些人在这种工作上并不具备应有的高标准。因此,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无论如何应当在这方面尽一切努力来分担这项工作”。191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亦注重名词”。中华医学会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开始主动介入到西医中译的工作中来。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等代表召开会议,讨论医学名词和术语的审查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同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一次名词审查大会,通过了以下审查医学名词方法的议决: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所同意的名词,作为统一的名词;经表决不满三分之二的名词,取得票最多的两种名词,再表决一次。如仍不满三分之二,两者并存,但以得票多的名词列在前面;第二次表决时,如有入主张尚待考查,则该名词推迟到下一日再作决定。经过一周的审议,“医学名词审查会”通过2200条名词的审查。1917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三次审查大会,讨论通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

1918年11月,教育部批准“医学名词审查会”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改名后,审查范围由医学名词扩大到各科名词。同年,修改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确定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准则:用二字以上,少用单字,因单字同音异义者多,易混淆;立新名不造新字;名词取其应用,不可成雅俗成见,旧词与新意相合者应尽量采用,不再定新名;无相对之固有名词,可按意义翻译原词;音译多为不得已之办法,以药名居多,如吗啡、海洛英等;造新字,多见于化学名词,但要有极严密的原则。

由于汇集了中国医学界各方的代表,并且得到了官方教育部的认可,“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国医学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有了统一的标准。

三、西医中译的启示

在近代西医中译进程中,名词和术语的标准化、音译、意译、造词等等许多问题与当今中医英译所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从近代西医中译名词和术语的统一和规范进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简单套用目的语中的旧有名词和术语翻译源头语名词和术语的不可行性;由单一医学人员主译的不可行性;译者必须精通目的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译文名称统一必须确立一定的标准原则;政府的支持是名词和术语翻译标准化和普及化的保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提升当今中医英译层次,促进中医文化海外传播的进程时,近代西医中译的成就及其译名的规范化措施值得认真审视。

(一)确定中医术语标准的唯一性

在中医传播发展到新的时期,世界中医界必然会产生统一术语标准的需要。而当今的中医英译似乎仍然处于各行其是之中,关于中医名词和术语的英译标准、原则和方法存在众多分歧。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IST)》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ISN)》两部中医术语标准没有解决中医术语英译的统一问题。尽管ISN的标准考虑了IST的标准,但两部标准的制订显然缺乏协商。从“标准”的规范功能看,成熟的“标准”应具有唯一性。两部中医术语英译国际“标准”表明,有利于中医国际传播的中医名词和术语英译的统一标准尚没有形成。

中医源于中国,中国应在这一优势、特色领域主导制定国际标准,使国际标准充分体现中医药的技术要求和经济利益。中国的权威性机构(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应用法令或表态方式规定或建议人们使用某种统一的中医英译术语,实现中医英译的规范化,避免因中医翻译出现混乱局面而影响中医药在国际上更快更好地传播和应用。这种统一的中医英译术语更应该注重保留民族的文化内涵。因为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文化结晶,是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只有尊重和保持语言特色和风格传[来自wWw.lw5u.coM]统,同时定期对中医术语标准进行总结,分析问题,探讨解决办法,不断完善“标准”,中医药学才会得以发扬光大。

(二)加强专业翻译队伍建设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然目前国内外大部分中医英译工作者或是不具备中医专业知识的英语教师,或是懂中医专业知识但缺乏英语翻译技巧的中医医生,因而他们的翻译或是没有重视其译语是否符合中医的实际情况,或是没有重视是否遵循翻译的系统理论,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在中医英译过程中出现概念亏损和文化亏损。

中医英译绝不是一个把汉语机械转换成英语的简单过程。要实现中医药信息的准确传递,中医英译人员不但必须通晓中医药知识,而且需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同时具备丰富的古汉语知识,只有这样的中医英译人员才能在理解中医药知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并用英语传递中医文化信息。

培养中医学专业翻译人才需要我们对中医英译队伍的培养进行全盘的统筹安排。鉴于教学和研究的客观实际,利用高等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英译专业队伍显然是首要选择。目前,国内的中医药高校虽已逐步开展与中医相关的英语教学,努力培养既懂中医、又通英语的外向型人才,但普遍缺乏在实践中对翻译人员进行培养,提高他们翻译水平的有效机制。因此,建立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是培养专业翻译人[来自www.lw5u.Com]才的关键。当然,中医院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培养有选择地强化中医英译的培训内容,对中医英译专业队伍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医学是一门经验医学,中医药英译要做到原汁原味,应不断通过实践的锤炼。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中医药英译工作,不断发展壮大中医英译专业队伍,才会有越来越出色的中医英译文本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华民族的这一瑰宝,才会加快中医药的国际传播步伐,为跻身于世界主流医学之林奠定基础。

(三)推动中医传播事业进步

中医英译和中医传播相辅相成。中医英译不足,必然会产生对中医误解,而对中医的误解则必然降低中医海外传播的需求。而中医传播事业的进步则能有力促进英译事业的发展。

早期中医传播极其缓慢,中医传播至欧洲主要以传教士为媒介,中医英译处于萌芽状态;民国以后中医英译由于中医在西方传播和接受的停滞而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中医英译的不发达,使得西方学者不能准确了解中医;建国初期中医对外交往有其局限性,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影响了中医英译的发展;中医英译伴随尼克松访华而发展,由于宣传有效,中医疗效再次为世人普遍知晓。临床需求、学习需求、传播需求引发了国内大规模编纂中医英译辞书、中医英译丛书,开始中医英语教学,建立中医翻译的国内、国际组织,再次引起中医英译术语统一、翻译方法的讨论。

进入本世纪,中国传统医学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天然药物市场也在迅速扩大,这一切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医走向世界最深厚的依托,中医药国际化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医归根结底是一门有效的临床医学,如果中医的疗效能为世人认可,则这种疗效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面目也必将为世人认可。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的技术创新,提高中医药的现代化水平,加强中医人才的培养,注重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在国际社会中对中医药话语权与行为标准的掌握,同时发挥政府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中医文化对外宣传,对进一步发展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进行战略思考。

中医药正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中医的英译工作必上新的台阶,因为中医走向世界是中医英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医英译则是中医走向世界的桥梁。

四、结语

翻译活动本质上是不同语言之间人群的交流活动,它依附于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存在。无论是西医中译还是中医英译,都是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交流活动。近代西医中译包括19世纪以传教士为主体以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国人翻译日文西医书籍为主流两大部分,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统一和规范促进了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化已迎来全面复兴。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华传统医学应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前列,以不断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化感性、具体、全面的了解。总结近代西医中译的成功经验,有助于理解并解决当今中医英译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好地促进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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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