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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之历史嬗变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08        返回列表

罗 靖

[摘要]世界博览会一诞生,中国就与之发生联系。文章通过选择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上几届有代表性的世博会进行比较,分析近代中国的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演变轨迹。作者从观念的进步、组织方式的演进、参赛目的提升、参赛活动的多样、参赛成果的飞跃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事实证明,近百年的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曲折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化和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

[关键词]晚清;民国;近代世博会;演进

[作者简介]罗靖,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讲师,博士,广东 深圳518053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1) 01-0153-05

近代意义的世界博览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之下出现的人类文明大集合。在近代中国称出洋赛会为万国博览会。世界博览会一诞生,中国就与之发生了联系。尽管近代中国经历了不同政府,但是各届政府都逐步认识了世博会对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并开始对它表示出越来越大的热情。本文通过选择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上几次有代表性的世博会进行比较,分析近代中国的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演变轨迹。事实证明,近代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充分,规模越来越大,因此成果也越来越辉煌。尽管近代中国由于政局动荡,国力困顿,参加世博会的表现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每一次都能看到中国人在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舞台上的努力和成长。

一、观念的进步

由于近代中国博览会是欧风东渐的产物,而中国近代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接受西方冲击的同时,势必会与中国传统体制和文化产生冲突。因此,中国参加世博会总是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历届博览会上中国人都能看到一些反映中国落后面貌的展品,同时某些主办方对中国赴展、办展、观展之人之事也多有刁钻侮辱或漠然歧视之行为,这些都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幸的是,中国人从这些耻辱和苦难中学习,获得了启发。这些伤害行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起了国人的愤慨,他们以实际行动如在媒体发表言论、与洋人正面沟通、发动人们进行抗争等方法来捍卫中国形象(表1)。

人们发现,进入20世纪,中国在世博会场上出现的国耻越来越少,人们的抗争也越来越主动和团结。中国人在会场上敢于抗争的原因是: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国际交往扩大,比如派遣的驻外官员增多,西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各种西式报刊的兴起,使国人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观念。游历海外的留学生、商人和驻外官员的国家观念增强。此时期开始大量显现的“商战”观念和“利权”观念,折射出了国人对自己国家落后的忧虑和国家形象进行维护的愿望,进而要求爱国,寻求国权。其二,这种抗争行为也是源于国人的一种自省意识、竞争意识和追赶意识的发展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时,很多官员都认为,中国工艺不振,商业落后,通过出洋赴赛,能与他国先进相互比较,能开通风气,以求竞进,从而促进中国工业发展,商业繁盛。时人参赛有四个目的:先是承认自身产品的落后,分析土货的弊端,后是萌发改良之意,提出改良意见,再是与外货竞争,在与他国产品进行比较之中,萌生竞争之意,最后是推销本国产品,振兴商业,发展工商,挽回利权。显然,这种观念的萌发,其最终目的是发展自身,挽回利权,以求得平等地位。其三,这种抗争精神也是受到了中国政府奋发图强、不断尝试自我完善的极大激励。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由此从重农抑商变为大力振兴工商。1901—1911年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进行了一次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改革。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新措施大都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措施的引导下,工商业得到极大发展。重商主义的兴起也使商人成了在博览会上竭力维护主权的生力军。

二、组织方式的完善

晚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漠视,对赴赛事宜非常敷衍,官方色彩很淡。每接到赴赛邀请,清政府主要有四种应对方法:一是完全拒绝,如1851年伦敦博览会,二是晓谕商民自行赴赛,对赴赛放任不问的态度,如1866年巴黎博览会;三是饬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办理,如1873—1904年中的二十余届博览会;四是晓谕相关工商机构和官员或驻外使节负责,这主要是1905年以后参加的世博会。即使采取后两种态度,中国政府机构和官员也没有管理到赴赛工作的方方面面,如在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时,清政府派了监督,但没专设监督机构,而且监督和相关官员主要负责会场联络和外交,以及会场建筑等事,展品的征集和陈列还是由商人负责。由于批评政府不负责任,商人经验不足,导致会场出现辱华事件,出品不良,陈列也不得法。

到了民国,官办色彩则非常浓厚。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民国时期举办的博览会从一开始就主要由政府在组织,赴赛事宜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是由政府在操办。如参赛目的、筹备部署、参赛经费、展品征集、会场管理、监督考察等都与政府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在筹备参加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期间,事务局派调查员和劝导员到各地方进行劝导,督促各地举办出品协会和出品展览会、出品改良会,力求筹到最好的展品。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商人积极参与,事务局特地颁发了《办理各处赴美赛会人员奖励章程》等规章。民国政府对主管世博会参赛事业的领导人的选择可谓用心良苦。1915年袁世凯任命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的局长由陈琪担任,因为他“才识宏通,游历欧美,前充南洋劝业会总办,规模宏阔,卓著成效,中外观仰,众誉翕然”。陈琪上任后,精心筹备展品,积极调动人才,主动对外交际,在他出色的领导下,“以最少之经费,携最多之出品,竟得最良之结果”。1930年比利时博览会代表处的以褚民谊为代表的组织者们,在办赛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身先士卒,勤俭克己地工作,尽心尽力,寸土不让地为国争权。这些参赛代表组织者都有一些共同点:一是都有留洋经历,对外国语言和文化比较了解;二是都非常有远见,主张大力发展实业;三是外交才能出色,有了出色的管理者才有出色的团队表现。出色的参赛表现证明,管理组织者的选择非常重要。民国时期对赛会管理者的精心挑选,也体现了政府对世博会组织工作的重视和期望。

三、参赛目的提升

(一)清末赛会重奖劝,轻销售。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清末商品赛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举行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欺凌,本国封建经济的压榨,“轻商”、“贱商”传统观念的制约,使商品赛会作用发挥大打折扣。清朝政府对参加世博会不甚重视,宣传不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将参赛的承办权委托给洋人把持的海关,因此清末商品赛会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是自身赢利,而是具有开启意义的“奖劝工商”。“事属初办,但期激励商情,不敢急功近利”,这种目的在当时被称为“劝业”,清末历次商品赛会的名称或章程都体现了这一目的。由于参赛的赢利色彩不强,清末中国参加博览会,商人和企业参展热情极低,所以外国人评价中国展品既不会有代表性,也不能令人信服。

(二)民国促实效,重贸易。进入20世纪,情况随着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1905年,商部订出《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号召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赴赛,鼓励商人自选物品参选。同时由于私商参加出洋赛会增多,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出现了专为参加国际赛会服务的新兴实业公司,如广东出洋茶瓷公司、广东广业公司、上海商会巴黎通运公司、浙江温州通运公司等。这些公司负责运送华商货物,它们在博览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人们对参赛的目的更加明确和务实。1915年参加巴拿马世博会时,人们认为要注重赛品的准备,要本着“表示己国文明之程度”,“扩张己国物产之销路”的宗旨选择出品。而且要有长远眼光,在实业不振、工商荼靡的情况下,“此次赛会,非吾国以物品争胜之时,乃吾国以观摩求益之日,不宜以竞赛而冀目前之胜利,惟宜考察而储日后之人才”。要卧薪尝胆,做振兴中国的长远打算,不可求一时之利,不可只是以赛会得奖为目的。由于人们认真准备,虚心学习,中国展品以丰富的品种、优良的品质、精湛的工艺、低廉的价格都引得广泛好评,以致被称为“东亚最富之国,亦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中美商贸交流。使得有些展品在博览会后成为畅销产品。1930年比利时博览会展品征集委员会规定征集物品须具有三大要素之一:第一为国际贸易品或将来可能成为国际贸易品的展品;第二为在国内各商埠推销甚广者;第三认为有出品之价值者。三条中有两条与销售有关。而且在会场上,就有直接销售活动,当产品受到欢迎脱销时,中国商人立即联系国内马上调货,而且在会场上从会场装饰到发送礼品都非常注意商品宣传和文化宣传。这种抓住机遇,扩大销路的主动意识在清末博览会上是看不到的。

四、参赛活动的多样

晚清时受“利权”观念和“商战”观念的影响,国人赴赛时很注重“战”,强调回收利权。虽然社会舆论较强调博览会比较竞进改良的功用,但实际上赴赛者和参观者与会期间,观览者多,研究者少。真正实心考察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如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上,赫德带领的中国海关洋人官员出尽了风头,但没有给中国政府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在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各省委员有到会场二三礼拜而去者,有挂委员之名,至会场将停之际尚未至者,其热心任事极力考察者,惟某某二委员”。在清政府看来,参加博览会终究还是各种展品的争奇斗艳。虽然也有人对与博览会的经济意义进行过探讨,但由于没有人将博览会上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传回国内,参加博览会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并不是很大。而且,中国与会官员会场的活动也非常有限,且漫不经心。

但在民国时期,参加博览会就大大超出了“赛珍”的范畴。第一,注重考察研究,不管是主办者,还是参观者,都把赴会学习调查研究放在了第一位。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筹办时,事务局就研究如何改良出品,包括出品的品质和装饰陈列,并列专门计划下发给各出品协会,而各出品协会和商会等团体也积极响应,从事出品的研究。在会场上,农商部和各省所派代表,以及监督处各委员的一大职责就是考察各国出品、美国商务,以及世界商贸形势,并要分析中国展品和商业的优缺点,提出改良意见。同时政府还组建了中华游美实业团,历时近三个月,游历美国26个城市,参观工厂,举办演讲,茶话会等,分别对农业、商业、矿业、理化、纺织、教育、美术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些考察研究者写有详细的报告,回国后还进行演讲宣传,有的还编辑成册,广为发行。同时还达成了三个具体合作协议。对中国经济的推进有实质性的作用。显然,这些已经把“利权”和“商战”观念落到了实处。第二,文化宣传。民国政府意识到博览会是各国展示本民族文化的最好舞台,所以他们精心准[来自wWw.lw5u.com]备,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来宣传中华文明。如在展品展示方面,一改过去的摆放杂乱无章,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不仅出品多、展陈面积广,而且对展品都精心布置,陈列、装饰都有很大改进。有助于游人了解中国展品及其文化内涵。在1930年比利时博览会后,代表褚民谊为了宣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布置了中国美术展览会,并柬邀比利时各界人士及各国人士参加,大力宣传中华美术。同时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先行的革命政治思想。他的一系[来自www.lw5U.com]列宣传举动引起各国人士的广泛注意。第三,注重会场交际。由于民国时期派出参赛的官员曾经有留洋经历,非常熟悉与洋人的处世之道,同时政府开始强调与外国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于是,参赛官员开始勤于利用博览会这个平台与外国政府进行频繁的接触。如1915年,参赛监督陈琪及其他人员进行了大量的交际活动,如宴请外国公使,赠送礼品,参加美国国庆日等,为重新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外国人的尊重。当时外国人对他评价说:“此次中国赴赛所办事序,直与欧美上流社会人无二,在会同事,六月以来,极信中国监督陈君,凡事互相辅助,深愿结为良友。” 1930年参赛代表褚民谊频频出席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说,极力宣传中华文化,比利时的杂志曾对他进行专门报导,推崇他的个人学问和道德。陈琪和褚民谊是中国参赛人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努力争得了国家的声誉和全世界的尊重。

五、参赛成果的飞跃

在晚清,因海关为洋人把持,或政府不重视,筹备不周,中国历次出洋赛会大多不尽人意,不仅出品不多,获奖少,或者只是为某些人如海关官员赢得了个人的声誉,没有真实地表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更由于清政府对博览会的漠不关心,导致中国在多次博览会上蒙“国羞”。但民国参加博览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参赛结果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参展率较高的主要还是瓷器、景泰蓝、丝绸、绣货、茶等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得奖的也大都是这些“传统型”的展品。在将近一百年里变化都不大,很少有与当时世界先进科技同步的展品,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硬伤。但是就展品规模、准备工作、获奖结果和国际声誉等方面而言,民国参加的世博会取得的辉煌成果都是晚清时期无法比拟的。这从时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比如对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山日报》评论道:“此次巴拿马博览会中国筹备之初,计划极为伟大,实可为赴赛各国之冠”,“以中国陈列各馆及政府馆之物品与赛品最多之七国比较,中国固形优胜也”。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其成绩远驾前次巴拿马赛会之上”。外电对于1930年比利时博览会的评价是:“中国陈列馆占地虽不广而成绩特佳,非特出心裁不克臻此。而对中国此次出品亦均异常重视,谓为较之1905年及十年已大有进步。”(表2)

六、结语

近百年的中国博览会事业发展曲折而艰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事实证明它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使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与文化的传播,同时激发了商战意识、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正如钟叔河所说:“阻力虽然很大,历程虽然艰辛,但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人还是向世界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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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