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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的认知视角分析—以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为例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5        返回列表

[摘要]文章从外交目标设定的认知视角出发,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外交目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不仅是综合“自我认知”与“他者判断”后得出的科学判断,更从中折射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

[关键词]中国;达尔富尔问题;外交目标;认知视角

[作者简介]刘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上海200434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8 - 0060 - 05

一、外交目标与认知的分析方法

(一)外交目标设定的认知分析

在外交领域,无论国家是大还是小,是强还是弱,其外交行为中必定包含着一定的外交目标,而目标的设定往往决定了外交过程的发展方向,因为“国家的行动和选择具有目的性,决策者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选择要做什么来决定外交政策是什么的”。在这个意义上,外交目标的设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设定一个适当的外交目标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的潜力,而一个过高或过低的外交目标则可能会导致国家在国际互动中陷入被动,甚至面临危机。因此,保持正确的目标认知是外交活动的先决条件。但由于认知判断常常会受到国家外部环境与国际结构的制约,所以,正确认知往往很难做到。而且国家外交行为所蕴含的希望和恐惧会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希望与恐惧相互重叠,引起错误知觉。

据此,本文认为,认知的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在外交事务上外交目标的设定具有启示意义。因为,准确地认知自我与他者,将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外交过程中的客观环境,也能有助于我们把握外交利益的实际需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和机械的。而认知作为一种主观意识的表现,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可以为改造世界提供重要的参考。所以,通过认知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为理解我国外交目标提供重要的分析依据,设定出更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目标。

(二)外交目标设定中的自我认识与他者的认识

一国外交目标的设定首先基于该国自我角色的定位,从认知视角来看,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两重性规范。角色的客观性将受制于角色自身的综合实力,即行为者扮演什么样角色必须与其所拥有的实力相对应。而角色的主观性则意味着角色本身具有可塑性。一方面,行为者可以按照其主观意愿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特定的角色;另一方面,行为者还可以在与其他行为者互动中获得其他行为者对某一特定角色的认知,从而按照他者意愿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新角色。

在外交领域,外交目标的设定如果是一个国家理智的对外行动,就必须预测其他人怎样行动,因为国际互动使得自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者,这就需要预测别人可能会采取何种政策进行回应,以便有针对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在讨论中国外交目标时,观察其他人的认知和行动将会有助于中国不断向自己提出具体的新问题,可以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中外可能存在的理解上的差异。相反,如果无视与自己不一致的信息将会导致有差异的意向得以延续,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继续。

(三)认知判断与客观环境

外交目标的设定还必须以客观环境为依据。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指导着他选择性的关注周围环境,他会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因为,外交政策是否正确,主要不在于国家要实现什么要求,而在于国际环境所能满足的程度,所以,客观环境对国家外交目标具有制约作用。但是,如果假定国际环境决定国家行为,就意味着所有国家面对同样的客观外部环境会作出同样反应,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在考虑周边环境的时候,国内因素是极为重要的。从认知视角来看,国内因素又可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对外交目标而言,心理环境的重要性在于,决策者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此外,决策者设定了外交目标以后,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这样,被视为操作环境(op-erational milieu)的外部刺激才对外交目标产生影响。

同样,从认知视角来看,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也必须遵循客观环境,但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在具体外交事务中,是否具备对客观条件的认知能力与外交目标的设定至关重要。因此,外交目标设定是客观环境与国家主观能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四)认知判断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一直是当今政治动机的主要来源,是外交政策的准则。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将国家利益的来源作为研究重点,而事实证明这并不重要或不很重要,国家需要何种利益以及国家为什么追求这些利益才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国家利益不是“放在那儿”,而是在实践中发现的,所以,国家利益背后强烈的政治性和目的性才是外交目标设定的关键。

而与主流理论通过权力与制度分配来界定国家利益不同,认知理论将国家利益限定为“满足需要的信念”,因为利益主要是观念建构的,但是,“需要”包含两层含义:身份需要( identity needs)和物质需要( material needs),身份需要转化为主观利益( subjective interests);而作为利益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只是一种弱式物质主义,是利益的客观形态( objective interests)[7](P162)。因此,国家利益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认识,所以,认知判断有助于揭示为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利益的主观部分。

二、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认知与判断

基于前文对外交目标认知视角的认识,下文将就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外交目标进行分析。

(一)中国经济目标的认知与判断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中国指导内政外交的第一原则,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是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因此,中国对自己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认知和判断是:中国是苏丹第一大贸易伙伴,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目前,苏丹政府积极利用石油开发的广阔前景,推行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外来投资,希冀改造其现有工业现状,实现升级换代。中国企业理应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力争在苏丹富有资源而尚待开发的领域稳步开拓,实现“走出去”战略,实践开放型经济,以顺应发展经济这个首要的发展目标。

而在他者认知看来,许多国家尽管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争议,但都认可“发展经济”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首要事情,中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但是,他们更多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将中国视为新一轮权力周期中的挑战国。因为,西方认为,历史上国家崛起过程总是首先发展经济力量,接着发展军事力量。当感到原有的发展空间已不能满足继续发展的需要时,就会力图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当非军事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就会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扩张。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就十分警惕地加以关注。而且,对于西方而言,苏丹还[来自www.lw5U.com]具有重要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方面,本·拉登及“基地”组织曾以苏丹为基地,策划了多起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袭击;另外,苏丹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吸引着西方各大石油公司重返苏丹[11]。

就客观环境与国家利益而言,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重新估量自己世界中的地位,认真思考如何在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中生存发展,以把握新形势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成为供求关系的常态,这需要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外市场,突破国界,并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因此,在经济目标上,由于两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对苏丹的外交目标会把经济利益置于重要位置。在经济领域,相互竞争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利益依赖性大于竞争性,敌视中国正常的经济竞争行为显然与基本经济规律不符,而通过诬蔑和破坏中国形象的方式来排挤中国是不理智的。相反,通过对话与协商,以比较优势的互补争取绝对利益才合乎经济发展的逻辑。

(二)中国政治目标的认知与判断

中国外交政治目标上对自己的认知判断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决定了其政治大国地位,但中国的国情又使得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政治大国的身份使中国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承担相应而非超出能力范围外的国际义务[12](P48)。所以,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目标。这种认知决定了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要扮演“劝和”、“促谈”角色,主张立足对话与谈判、发展与合作来解决苏丹国内危机。胡锦涛主席曾就达尔富尔问题与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提出中国的四项主张: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13]。

相比,他者的认知判断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对判断一个大国的政治地位虽然重要,但并非是绝对标准。西方国家更看重国际社会中角色稳定的国家,并对其报以期待。因为,在他们看来,稳定的角色具有合法性而更值得期待,它的行动也往往被视为某一情境中适宜的行为方式。按此逻辑,不稳定的角色则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特征,其行为方式也将被视为不合时宜[4](P112)。而中国由于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相应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作用也在不断上升。而处于政治地位快速上升的中国与西方记忆中的中国发生偏离,这种反差使得西方人容易将中国看成不稳定的角色,中国的行为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西方人多次表示,没有一种现有理论可以解读发生在中国的事情[14](P299 - 322)。因而他们认为,中国在苏丹投资和与苏丹现政府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合作,就是在为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推波助澜,中国没能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负责。所以,西方以“关注人权”、“孤立不尊重人权的专制政权”等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压,并发起从苏丹“撤资”动议,要求把解决苏丹冲突明确列入衡量中国是否负起国际责任的评价议程中[15]。

就客观环境与国家利益而言,中国认识到,新国际格局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力与利益。但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国际上的既得利益有所触动。这就需要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中美认知的分歧。从中国的外交目标设定来看,“对抗”显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现阶段中国与西方认知的分歧也使得双方很难有完全一致的“步调”,所以,以调解人的身份做负责任大国更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三)中国安全目标的认知与判断

中国关于自我安全的认知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时期,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12] (P46)。这表明,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落实战略机遇期谋求自身发展已经上升为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外交的主要安全目标就是充当和平力量,防止战争发生,减少卷入局部冲突的危险,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中国必须为以和平方式解决苏丹问题而努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利益、石油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苏丹内战和达尔富尔危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各利益攸关方都对之非常重视,所以,苏丹问题的解决对于营造和谐大国关系有重要意义。

但是,他者的认知和判断是,中国远非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国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对于进行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只是施加影响但不进行干涉,中国对达尔富尔的政策表明中国的眼光更长远。这是因为,在西方认知里,拥有“中央之国”历史感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实现崛起将不利于现在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安全与稳定[18]( P189)。

就客观环境与国家利益而言,中国多次表明,中国只是想获得自己的利益和应该得到的尊重与承认,实现和平发展。虽然西方也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利益所在和中国极力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倾向证明了中国并不想改变现状和挑战美国霸权,但西方对中国“反对霸权”,促进多极化的做法颇有微词,因为这种声音表明中国不会满足于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

(四)中国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

从中国对苏丹文化冲突自我认知的角度看,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爆发的根源中有着明显的宗教文化矛盾,因为,宗教决定着南北方的认同:南方对阿拉伯——伊斯兰化的反对促进了其基督教认同,南方人现在把本土文化、基督教以及西方文化的共同元素结合起来以对抗伊斯兰教和北方强加给他们的有关阿拉伯认同。这样一来,苏丹的文化难题在于:伊斯兰教和北苏丹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结合剥夺了伊斯兰教在南苏丹的优势,对南方人而言,北方自我宣称与阿拉伯的联结是令人厌恶的,而伊斯兰意识形态却又是非穆斯林所无法接受的。

对此,中国认为,相互对立的认同是具有危险性,但是,制裁与对抗不能解决矛盾,只能加剧冲突,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达尔富尔问题背景复杂,涉及苏丹历史、部落、资源等诸多因素,外部力量的干涉终究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而无法使达尔富尔获得持久的和平。因此,中方主张,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均需听取苏丹政府意见,应与苏丹政府协商落实。在“安南方案”实施过程中,中国在鼓励和推动苏丹政府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呼吁各方把苏丹视为解决问题的当事方,与其进行平等对话,倾听其意见,照顾其合理关切。

在西方看来,冷战后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西方文明不得不接纳非西方文明,不过它们仍然担心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21](PP7 -13)。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处于文明冲突带上。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在此交汇,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文明冲突。正如美国政府所[来自wwW.lw5u.com]担忧的,“苏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包括持续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默许奴隶交易和拒绝宗教信仰自由等违反人权的行为,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异乎寻常的威胁”[22](P97)。

就客观环境与国家利益而言,在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的影响之下,国际上各种矛盾与冲突,包括经济、生态政治、宗教矛盾与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西方思维方式的认知与中式东方思维逻辑的认知都是为了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然而,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单纯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忽视其他文化是不妥的,而完全将西方文明排斥也是不恰当的。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需要世界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包容。只有世界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目标,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世界的和谐与稳定才有可能实现。

三、结束语:中国外交思想的新理念

从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构成来看,目标是核心内容,外交思想发挥指导作用,外交战略目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外交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加,中国外交目标的视野正向世界范围拓展,关注的内容正在向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领域拓展,中国外交思想正在注入新的理念。

“在邓小平之前,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拒绝接受国际体系的规则,并试图推翻它,通过革命谋求变化。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以反对超级大国的坚定立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系、与国际组织相对孤立的状态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著称。”[23]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对待他者认知、国际组织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和包容,应对措施也更加理性,既兼顾了各方所需,又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外交上的努力,更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外交思想上的转变。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全面国际化,在给中国外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新观念提供了实践的平台。历史证明:国际舞台上的外交较量是一种基于实力和胆略的较量,但更是一种运用外交哲学的智慧较量。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极为重要,这就决定中国外交目标不能只考虑自己的认知,还要兼顾他者的想法,寻求外交目标的设定能够较为恰当的落在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交集中。更重要的是,中国设定外交目标的这种思路显示了中国外交思想正在以谋求建立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良性认知为主要内容。因为中国意识到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战争的危险和来自霸权国家的阻挠,而这不仅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谐。但是,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威胁和预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中国要想摆脱这种常态实现和平发展,这本身就是一项新的课题。作为这项课题“主要实践者”的中国外交也必须注入与以往外交理念不同的外交思想。认知视角有助于中国外交目标的科学设定,也为中国外交新理念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外交要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那就意味着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变化的世界和扑朔迷离的国际政治更使得这项事业没有规律可寻,或许这就是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新”之所在,但这并不等于“零”,不等于“没有”。因为,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发现它:那就是不断的认知自我,不断的认知他者,而始终坚持互利、互信、平等、协作和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一种新的理念。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胜湘教授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观点作者自负)

[参考文献]

[1]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

[2]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J].国际论坛,2003,(1).

[3]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J].现代国际关系,2006,(8).

[4][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5]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mational poli-tic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iress, 1965.

[6][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EB/OL].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7 - 02/Ol/content一5683129. htm,2007 - 02 - 02.

[9][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刘胜湘,刘俊.国家崛起模式的理论探析[J].当代亚太,2005,(11).

[11]贺文萍,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J].西亚非洲,2007,(11).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07 - 02/02/content_5688877. htm,2007 - 02 - 02.

[14] 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Dimension,”[J]. Asian Survey, Vol. xxxvn, No.4,April 1997.

[15]“Special Feature: Darfur and Politics Genocide”[J].inthe Electroruc Joumal of Africa(e- Africa), Vol.2,No-vember 2004.

[16]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7]刘静波.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18][关]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 Abd al - Wahhab al- Affendi,“Discovering the Sudan:Sudanese Dilemmas for Islam in Africa,”[J].African Af-fairs.July 1990.

[20]翟隽.中国积极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J].求是,2007,(11).

[21]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2] Francis M. Deng and J.Stephen Morrison,U.S.Policyto End Sudan´s War: Report of the CSIS Task Force onU.S.[J].- Sudan Policy, Co - chairs, February 2001.

[23]王猛.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6).

[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