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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02        返回列表

孟景舟

[摘要]目前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歧视,使受教育者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同时,职业教育要对自身地位有一个理性认识,努力办出特色,培养出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吸引力

[作者简介]孟景舟,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天津300072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5 - 0186 - 04

如果把职业教育机构看作一个加工厂,那么它的吸引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材料市场,即生源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其运行机制是这样形成的:某类职业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合理体现,这个信息传导给潜在的受教育者,使之产生了到职业教育机构学习的愿望,从而形成了职业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而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自己的培养手段,使其毕业生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职业教育机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在这个闭合的循环中,劳动力市场既是逻辑的起点,也是逻辑的终点。这就是说职业教育若要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培养的毕业生不但要为劳动力市场所需要,同时还必须获得公平的市场价值。因此,探讨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就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统包统配制向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自动按照边际原则对劳动力的供给进行调节,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但在现实中这个统一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而是被分割为主要和次要两个不同的部分。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这是它的内伤。

目前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局限,再加上一些计划经济的痼疾还没有得到完全根除,因此,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许多分割状态。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分割。由于城乡居民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居于低端的状态。二是行业分割。一些高待遇的行业或企业人为设置障碍阻止非本系统的人员自由进入。三是体制分割。一般在企业内部存在着两种用工制度:一种是工作相对稳定的“正式员工”,另一种是“临时工”。这两种员工在工资、福利、医疗、退休等方面都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四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整体上被分割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人才市场,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由于设置了高文凭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经堵住了其他人员的进阶之路,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性…。

劳动力市场形成过程也正是教育领域毕业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各类毕业生先后被推向市场,原来在技术教育制度时期依靠“统招统分”形成的吸引力逐渐丧失。应该说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丧失正像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一样,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过程在对职业教育原有吸引力造成损伤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补偿。例如为适应国有企业在改制中造成的大批下岗工人重新择业的需要,国家启动了再就业服务工程,这为职业教育领域带来许多机会。另外,从长远看,劳动力市场要想发育完善,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必须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而要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势必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上述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大大阻滞了社会和企业需求向职业教育领域的传导,从而使由劳动力市场形成所创造的职业教育新生吸引力远远小于由于体制转轨所丧失的原有吸引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职业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城乡分割、行业分割、体制分割等现象应该说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都带来了影响。但相比而言,对职业教育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由这些分割所造成的低端工作领域的劳动者大都是农民工和城镇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及其子女正是职业教育的教育或培训对象。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则直接在教育领域内部造成了分化,形成了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成为二流教育。

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职业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进入机制来说,目前由于人才市场设置了极高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阻断了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的可能。但是.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却可以以“高职低就”的方式通畅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借助于社会的“学历偏好”,还可以取得好的工作或者高的薪酬。这样就形成了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挤兑”效应。其次,从工作过程看,人才市场的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劳动报酬等要远优于劳动力市场。最后,从退出机制来说,人才市场目前仍然享受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退休等优厚待遇;而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条件参差不齐,许多状况极差,有的甚至基本没有享受社会保障。

由于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上述种种现象,不仅使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希望破灭,反而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有可能成为“阶级再制”工具的危险。人们对职业教育丧失信心后,反过来又会把希望寄托在普通教育身上,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已趋病态的“文凭热”,造成教育过度与浪费,给受教育者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市场分割不但对职业教育本身造成了歧视,而且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效率,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职业教育理性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均质的社会,劳动光荣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职业教育也凭借着“统包统配”制获得了合理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出现了分层,原来均质的状态被打破。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教育被抛在相对不利的位置。如何客观看待职业教育自身地位的这种变换,成为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探究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重要前提。

与劳动力市场的内伤一样,职业教育也有着自己的宿命:二流教育。究其来源,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双轨制中专为劳动人民子女设计的一轨。在分析对职业教育偏低的评价时,我们往往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社会偏见。可是,就是在被誉为世界职业教育典范的德国,职业教育相对高等教育而言,也仍然逃脱不了“二流教育”的厄运。要不德国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的教育分流制度就不会被批评者认为容易沦为阶级再制的工具。只不过这一点在我国由于其“世界职业教育成功典范”的光环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罢了。应该说,对职业教育的鄙视,从本质上讲是对体力劳动的鄙视。而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其实东西方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由于传统的欧洲社会更注重贵族观念和等级性,他们对职业教育的鄙视或许比我们更加严重。因此,与其说职业教育沦落为“二流教育”是由于社会传统,不如说是根植于人性。只要人类具有不同的先天禀赋,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分层,职业教育似乎就难以摆脱“二流教育”的宿命。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注定要成为悲观主义者呢?

其实,职业教育宿命本身并不可怕。按照存在主义的理论,凡是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也就是不论一流二流,职业教育必定有自己的舞台。可怕的是职业教育对“二流教育”的自我认定,反过来会成为一种文化定势,迷乱观察者的视野,从而影响到对职业教育本身特性的正确认识,比如对关于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认识问题。应该说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只是对职业教育造成影响,对高等教育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而且,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文凭的相对价值急剧降低,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难题。与此相反,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则一直呈高态上扬趋势,那为什么反倒说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呢?这可称之为“职业教育吸引力之谜”。要揭开这个谜底,并非是一件容[来自www.lW5u.coM]易的事情,但至少有一个因素与此相关,这就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偏好。教育制度作为一种人造之物与自然之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吸引力不只是取决于客体本身,还受到受体的主观态度的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曲线实际上是一条内含了人们心理因素的曲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偏好,自然降低了其对职业教育的认同。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偏好效应”呢?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我们习惯上谋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所谓的“等值”。客观上讲,这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表述。等值意味着“完全的相同”。而在现实中,要做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完全的相同”,既无可能,又无必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毕竟代表着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这也是它们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那种一味为了迎合大众偏好,而把职业教育“普通化”,甚至在实际上把它打造成另一种“升学”教育的做法,从短期看的确可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但从长远看却无助于职业教育真正办出特色。这实际上涉及我们对公平的价值取舍问题。一般讲公平分机会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而我们总是更容易注意工资福利等结果性的公平。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待遇对于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产品质量的确重要。然而,从理论上讲,社会的适当分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驱动力;从实际上看,低成本的劳动力目前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策略。因此,对公平价值的现实取舍应该是机会或者是机制的平等。

正确对职业教育吸引力进行评估,正确看待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对地位,正确取舍公平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急需的“职业教育理性”。只有具备了这个理性,才能知道劳动力市场和职业教育自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眼前可为,何者长远可为。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为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找出现实的路径。

三、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可能

根据对职业教育的理性认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个不同的人才培养领域。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并不意味着要所有人都接受职业教育,而是针对技能型人才这一特殊的人群。基于这样的认识,劳动力市场该有何作为呢?

如前面所言,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谓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对于市场分割的消除,只能做到“尽其可能”,而无法做到“完全可能”。关于城乡分割、行业分割等问题关乎到整个社会,而不仅仅跟教育有关,因此,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能涉及的能力范围。仅就教育而言,所谓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设最为直接相关。因为其涉及教育的两大类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如何公平对待问题。正像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一样,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两个相对应的不同的职业领域。也就是说,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两个客观的存在,即使在形式上建立起所谓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无法消除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谋求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公平,不会是完全的平等,而只能是机会的相同。

首先在进入机制上,对应于两种劳动力市场应该谋求两种相对等的进入资格,一种由普通教育提供,另一种由职业教育提供。两种资格不具互换性,也就是说一方若想进入另一方的领域,必须重新取得对方的资格。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对等,从而消除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时所讨论的“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挤兑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形成的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澳大利亚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实现了本质上的对等。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即TAFE学院颁发的文凭或证书与职业类型一一对应。澳大利亚政府以统一的框架体系规范就业市场,规定只有取得TAFE证书才能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性工作,其证书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这样,许多人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毕业后,为找到更满意更适合的工作,也必须到TAFE攻读专业证书,因此,全澳大学毕业生到TAFE培训的人数是TAFE毕业生到大学学习人数的4倍。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双元制毕业文凭,本身就是一种资格证书。毕业生可以凭毕业文凭在本行业的所有企业就业。而普通教育的学生要想到这些企业就业,也必须到双元制学校进行学习。而我国职业院[来自www.lW5U.com]校创立的双证书制度,表现的只是一种教育的无奈,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职业教育的自我否定。文凭本来就是一种职业资格。普通教育文凭是专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而职业教育文凭就是职业人员的从业资格。基于这样的认识,从长远看,只有用“双轨双证”代替目前的“一校双证”,才能使两类教育各自真正办出特色,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对等关系。

其次,在退出机制上,应该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形成的“挤兑”效应相比,目前技能型人才偏低和缺乏安全系数的社会保障条件对职业教育公平和吸引力的损害要更为严重。事实上,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形成的“挤兑”不会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企业现在毕竟成了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在对技能型人才的录用上自然应该越来越具理性。文凭主义也许可以继续在学术人才市场长期盛行,但在技能型人才市场注定会显得日益软弱无力。可社会保障条件的不均等则无法靠市场机制自行修复,而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建立统一的无差别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喜的是政府在这方面已迈出了脚步。至于技能型人才在工作过程中所享受的待遇,则应在逐步消除各种分割的前提下,让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去自行进行调节。只要具有了公平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相信市场机制能为两类人才的待遇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

在人口上,建立两种相对等的进入资格制度;在出口上,建立统一的、无差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待遇上,形成以市场为主的调节机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这就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所可能作出的行为。如果劳动力市场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认为其为职业教育公平和吸引力的提高创造了相对适宜的外部环境。

四、结语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在结构上和普通教育已几达均态,在总量上亦趋近峰值。毋需讳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职业教育的大国。但是,职业教育在国人心中仍然未能免于被贴上“二流教育”的标签,其社会地位和公众认可度亟待提高。也就是说我们还尚需充足理由证明自己是一个职业教育强国。因此,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使中国由一个职业教育大国变成一个职业教育强国,成为目前职教界热切关注的问题。但要使职业教育吸引力获得真正提高,仅仅有职教自身的努力是不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歧视,使职业教育毕业生获得公平合理的市场价值,这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同时职业教育必须具有自身恰当的理性,正确看待其和普通教育的相对地位,不能靠“职业教育普通化”制造一种异化的吸引力,而要靠真正办出特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认可度,这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根本。

[参考文献]

[1]韩秀华,陈雪松.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J].当代经济科学,2008,(4).

[2]王玫武.澳大利亚TAFE教育对我国高职教育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启示[J].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5,(1).

[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