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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解析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基于宏观制度视阈的分析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00        返回列表

詹 坤

[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保障现实人的权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宏观制度视阈来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题和困境,根本在于刚性制度的障碍和柔性制度的束缚。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文化制度的重构,一方面,在正式制度上必须努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非正式制度上要下大力气改善制度环境,其关键在于努力清除人治传统,大力培植法治精神。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难点;以人为本;制度分析

[作者简介]唐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5 - 0170 - 05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农村为突破口,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开始,我国相继在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医疗等领域进行了不同深度的体制改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我国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自从中共十六大以来,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认为这种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在力图矫正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为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科学发展。文化科学发展说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怎样维护现实的人的权益,如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我们把保障现实人的权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宏观制度分析人手,去探讨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抓住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正式制度上的难题:刚性制度的障碍

从哲学的视角看,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产物,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结果。文化哲学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文化体制的改革全面地涉及到文化的这三个层面,尤其涉及到后两个层面。当我们转换到制度的视角考察文化时,制度文化则被看作制度的建设或创新的运行过程。在时间维度上,它包含着制度的制定、制度的实体、制度的执行以及制度的评估和反馈等四个过程因素。在空间维度上,它包含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交互作用的文化层面;同时,它又是单个制度的聚合体,单个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总体。制度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或规范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主体则是现实的人。

人们的行为规范有意识地外化为以某种正式的组织形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法律规则、组织章程,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具备了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特点,它是一种刚性的制度。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专制文化的国家,传统的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现实人的关系上,恰恰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即强权对现实人的控制和管理,漠视现实人的权利。几千年延续下来,传统制度安排的惯性,一方面表现出国家权力扩张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表现为公民权利保障的严重缺位。这不能不反映到整个的体制改革中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以正式制度的视角,可从两个方面去探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一是从时间维度来看,制度的制定、制度的实体、制度的执行以及制度的评估和反馈等过程因素,越靠前的影响作用就越大,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因后果的关系。而且,我国整个文化制度在前述四个过程因素上都存在较大的难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首先,我国各方面改革制度的制定过程大多采取条块分割,以部门为单位,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公众和专家的参与程度都非常有限,造成公共性的缺位;其次,这种公共性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实体本身公正和公平的缺位,使得制度实体的质量难以提高,其科学性和普适性以及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都难以得到保证;第三,在制度的执行上,也会产生扭曲,导致制度的变形,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四,制度的评估和反馈更是缺位。

二是从空间维度来看,制度聚合体的总体制度与狭义的文化制度①,以及狭义的文化制度与其他单个制度之间的配套和完善程度不高,其难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建立文化宏观管理体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在广义的文化系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管办不分、条块分割等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与我国文化的总体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如何调整党和政府关系,如何解决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的问题,如何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目标,如何“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些都是摆在文化体制改革面前不可回避的难题。第二,如何构建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实质是要实现文化市场从行政配置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制度转型。构建文化市场体系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进一步放开文化市场准人,打破包括出版、广电等领域在内的国有垄断性经营;如何在开放的文化市场中监管好国有文化资产的运作;如何突破文化市场的条块分割,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如何促进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如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搞好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关系到现实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看到,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包括:如何按照中央提出的“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完善政府主导的社会文化服务职能;如何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骨干作用;如何鼓励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如何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使文化的发展在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取得相对的均衡。除了上述相关因素之外,影响构建文化市场体系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都与现行的政治体制相关,而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相当的难度。

基于上面关于正式制度聚合体的讨论和分析,说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单个的狭义的文化制度本身,而且更在于广义的文化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探讨作为正式制度聚合体的难题,还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上的困境。

二、非正式制度上的困境:柔性制度的束缚

在正式制度聚合体之外,还存在一个制度的环境问题。这里的制度环境类似于经济学界的制度学派所说的非正式制度,即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与正式制度不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的特点,其自然的变迁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因而,它作为一种柔性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见,它对文化体制改革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好的柔性制度是刚性制度变革的前提和先导,而不良的柔性制度则可能使刚性制度的变革走样。如此看来,文化体制的创新,关键就在于精神观念上的创新。从非正式制度的层面来看,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主要表现在柔性制度的束缚上,即文化体制改革在精神观念上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决定论”影响的困境。中国曾长期遭遇过教条主义霸权话语的垄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成“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上层建筑”这样一条不可逆转的单向运动的因果链条,现实的人被抽象掉了,人成了这根链条上的装饰品,只能在抽象的社会矛盾之外,面对这强大的异己力量而钦佩不已,无所事事。这是历史观上的“拜物教”,也是恩格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间所竭力反对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看成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浪潮,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动摇了这种教条的话语体系的根基,但长期形成的话语体系本身并未被摧毁,而且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经济由于法治的缺位和政治体制的不配套,从不同的方面甚至还使这种话语体系得到了强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解读成“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实例比比皆是,且触目惊心。三十年来,各项改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占有相当比例,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正是面对改革开放的这种现实,新一届党中央一再强调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哲学的高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向人的回归,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前提下的有机结合。然而,前车有鉴,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消除“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并非易事。

二是法治观念淡薄的困境。中国的人治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封建统治者对早期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并使之延续了几千年,由此产生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裙带关系,它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先天不足,使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缺乏深厚的人文精神的引领,它没能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具有彻底的启蒙思想为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以致到了20世纪80一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今天,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历史性变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历史的缺憾:工业革命不彻底,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人文精神缺失。而且这场推进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还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开始的。封建宗法观念的根基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铲除,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在推行体制改革的初期,往往必须采用一些人为的政策和特殊的手段为改革铺平道路。但是到了今天,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我们再没有理由偏离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任意妄为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政治条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失的政治环境。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治。

三是意识形态封闭的困境。意识形态是特定文化的价值内容,它代表着文化的一定的价值取向,文化体制的改革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引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和共存,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因此,社会中多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在这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和多元的意识形态之中,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此,有人更加担心一旦放开文化市场,让个人自由选择文化商品,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会被社会上的多元价值观所淹没,因而害怕文化走向市场。既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又何以担心它经不起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考验呢?这种担心是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身文化市场监管能力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对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选择的不了解不信任的表现。它容易使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走向思想僵化。这对现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极其有害的。

四是文化概念狭隘的困境。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这对于指导文化体制的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就约定俗成的界说来看,文化事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性行业;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前者主要以公益为目的,后者主要以营利为目的。问题在于,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如何准确界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弄清哪些“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必须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的范畴,哪些“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纳入国营企业单位的范畴。说到底,我们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把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信息安全关系不大的国有文化单位,从国家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改制转企,推向市场。这里,我们首先必须从过去那种认为文化事业单位只能是国有的而不能是民办的观点中走出来,给我国文化事业松绑,从而留下一个开放的空间。同时,我们还必须看清楚,我们所说的文化体制,只是一种狭义的文化体制,是指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而广义的文化体制是指文化哲学中的制度文化,即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文化行为规范的体系或总和。它涵盖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事业体制的改革,或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涉及到整个国家制度的全局性问题。

三、以人为本: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但要真正解决文化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彻底摆脱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推进文化事业的不断繁荣、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优化整个社会环境,这才是治本之道。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单纯涉及到狭义的文化系统的局部性问题,而是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问题,它深深地根植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文化体制的改革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彻底变革,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或者急[来自wWw.Lw5u.coM]功近利,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有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使文化体制改革走入歧途,最多只能成为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于国、于民、于党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现实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必须实现好、维护好每个公民的根本权益,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各方面事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人的发展这个根本的目标,更不能以改革为理由,而损害和牺牲现实的人的权益,要确确实实让人们共同分享改革的成果。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现代化历史近百年来的再一次呼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人文精神。然而,人文精神并不是现代化的一种装饰品,而是现代化的灵魂。它必须融入到现代化的血液之中,渗透到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惟其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方向、才有生气、才有希望,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党和政府要按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要求,走出为民做主、忽视人的权利和自由发展的历史窠臼,切忌轻言“牺牲”,要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得力措施,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们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共同分享改革的成果。

针对文化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在制度安排上应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在正式制度方面,必须努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使制定制度的过程更加开放,广泛吸收公众和专家的参与,确保出台制度的高质量;而且还要全面引入制度评估、反馈和改进的机制,形成制度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重视制度间的配套和完善工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要积极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有效的文化市场监管制度,创造诚实守信、平等竞争的文化市场秩序。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要根本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管办不分、条块分割等管理体制。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带头遵守法律,依法活动,依法行政,创造一个民主、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这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政府要保证[来自wWw.lw5u.com]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配置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资源,真正实现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公平化,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管理制度的建设,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城乡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保证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正是党和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

二是在非正式制度方面,要下大力气改善制度环境,而在诸多的制度环境中,最关键的是要努力清除人治传统,大力培植法治精神。在构成制度环境的所有非正式制度中,绝不可忽视中国的人治传统影响。尤其是我国在传统上,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缺位,伦理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超越法律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且人们见怪不怪,这些都在不断地强化着人治传统。在这种环境下,很难期望有一个好的制度产生,即便有了好的制度,也很难得到正确的执行,更谈不上以人为本了。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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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