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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宽容的政治价值与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的调适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166        返回列表

瞿 磊

[摘要]宽容是现代多元社会的治理规则;它的政治价值体现为保障权利的法治结构、多元共处的社会秩序、谋求共识的政治程序。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况,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文化调适,有必要考虑以宽容为价值取向,构建“和而不同”的体系文化,维护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系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尊重规则的行为文化;营造以关注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互惠共享为取向的政策文化,实现并保持转型期中国的政治和谐。

[关键词]宽容;社会转型;政治系统;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瞿磊,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法学(政治学)博士,广西 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D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0)01-0065 -04一、宽容及其政治价值

(一)宽容的含义

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宽容是“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从上述两个对宽容的经典定义可以看出,宽容内含着三个要素:第一是否定。宽容主体对宽容客体的评价是否定的;宽容不同于冷漠;宽容主体有着明确的价值和情感取向;冷漠建立在道德相对论之上,表达的是与世界隔膜,不判断、不介入、无所谓的态度。第二是能力。主体具备采取干涉行动的能力,如果行为主体不具备干涉能力,那么他所做出的只是一种顺从。第三是克制。主体不采取干涉行动,完全出于运用权力的审慎和克制。可见,宽容含义的核心是对权力运用的自我克制。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宽容的因子,但是,涉及政治生活中审慎运用权力的宽容确乎是一个外来词汇。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宽容一词是16世纪才出现的,即在宗教教派分裂的历史语境下,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来的。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比较狭窄,意味着对异己信仰的容忍。在16和17世纪,宗教宽容渐渐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历史上看,对权力运用的自我克制,最初只是缓和宗教教派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权宜之计。对教义的理解严重对立而转入血腥冲突的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以搁置纷争、求同存异的方式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其后,由于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辩护,宽容不再是纯粹的让步和妥协,开始从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这里获得价值支撑。宽容主体意识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也可能会错,他人也许是对的;真理不能靠强制获得,为了寻求真理,应该容忍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随着人类政治文明迈入现代的门槛,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宽容变成了尊重权利的公民美德。在现代民主中,权利是保障平等自由的法律体系。如果说自由是自我意志的自由行使,那么宽容则是对自由所负义务的自觉承担,是权利规范内对自由意志的合理约束;没有这种约束,将会造成无休止的权利冲突,自由在现实中也就不复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二)宽容的政治价值

政治价值是政治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它不仅规定着社会生活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治理规则,也提供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宽容演变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惯例。执政者在多元价值压力下,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为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化的渠道,由此形成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妥协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政治发展奠定了宽容、温和的社会基础。在政府、各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长期的互动合作中,宽容从惯例内化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则,它的政治价值表现为:

1.保障权利的法治结构。宽容的政治价值在制度上体现为规范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法治结构。现代民主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其中,民主表明权力来源于民的合法性,但不受限制的大众意志和行为,也有可能侵害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民主政治决策过程中,虽然多数必然占优势,但公民平等的自由就体现在如何使少数派的意见得到表达和尊重,少数派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对少数派权利的保护落实到制度上,就是要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现代民主正是通过法治对民主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为个人自由开辟了制度空间。法治的核心是以宪法或基本法来规范公共权力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政府的行为就有明确的预期,个人就能根据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找到自主活动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宽容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是宽容的保障。

2.多元共处的社会秩序。宽容的政治价值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要求是多元共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利益关系上,多元共处意味着社会能够为每一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参与决策的机制,并通过协商共治,实现利益共享,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在文化关系上,在主导型文化之下,形成多元文化之间既相互竞争、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格局。维持多元共处的文化关系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文明的进步有赖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比较、选择和融合。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如果不容许差异存在,社会中只有一个团体、一种行为、一种观点,社会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么文明进步的生机与活力就会停滞。

3.寻求共识的政治程序。在一个利益分化、文化多元的复杂社会,政治和谐需要人们真诚地交流和沟通,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只有理性的交流,才可能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实现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共识是人们遵循一定程序进行沟通交往而后在公共领域中达成的,是公共意见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健全的公共交往促进政治共识的形成,有助于以更广泛、更知情和更主动的参与为目标的改革。”在多样性中寻求共识,需要有政治上稳定、道德上合理的规范,宽容是形成共识的程序性规范。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采纳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他指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理性和宽容原则的引导下,达成的一种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重叠共识。不同的个人可以从不同视角来支持它,而不管人们的具体根据是什么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国家有义务维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化多元的处境下,借鉴宽容原则的某些做法。这里宽容原则的可资借鉴之处,在于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为不同的领域制定不同的伦理标准。公共领域强调公共意志的权威性和公共利益的优先性,私人领域充分保障社会的自主和个人的自由,以此形成和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共识。

二、宽容: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调适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动下,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今天看来,民主化在许多国家只留下了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它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民主治理效果的普遍期待,反而造成了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少数国家甚至发生了以军人政变为标志的“民主倒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治和宽容文化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民主转型国家的党派、团体和公众在政治冲突中,不能够超出一党、一群、一己之私,遵从民主程序的结果;在社会危机时,不愿意相互宽容和妥协,以形成捍卫民主制度的政治共识。通过对民主转型的研究,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它体现为公民尊重规则、容忍异见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要落实于政治过程,必须先扎根于社会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而转型时期宽容精神的培育对于民主政治文化的生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所有民主转型国家而言,如何合理、合法、合情地处理转型正义问题,构成了推进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在复仇与原谅、补偿受害者与整合社会之间找到平衡,那么这种宽容的精神将有助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牢固建立。”

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取决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取决于它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前传统社会主义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宽容观念的生长空间。一是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高度统一的全能型社会,社会相对于国家缺乏足够的自主;个人受单位制的限制,不仅在经济上依附于国家,在精神上也难以独立,宽容缺乏赖以生长的制度空间和社会基础。二是灌输式政治教育,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压制了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自由,全社会的政治文化高度整合。三是以阶级斗争为支点的动员式发展战略,使极左文化泛滥,政治侵入私人生活空间,政治观点的差异甚至可以撕裂亲情伦理,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非理性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党、国家、社会的面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的分化,对外交往的扩大,使得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外来西方政治文化这两种主要的政治亚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张力。政治发展的原则是动态协同,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政治亚文化因结构上相异而存在的张力,构成政治系统运作的动力机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外来西方政治文化的存在,促使主导型政治文化不断变革与创新,使它更具有兼容性与灵活性,能够较大程度地吸纳多元利益主体的要求,以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政治稳定、促进和谐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既是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革过程,也是政治价值的更新过程。政治文化的调适是指通过政治价值的更新,使得政治文化符合政治系统结构性变革的要求。协调好多元文化的关系,使之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适应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以宽容作为政治文化调适的价值取向的现实要求。

三、政治文化调适的三个层次:体系、行为与政策

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是一个系统,它分为体系文化、行为文化和政策文化三个层次。以宽容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更新,也应在体系、行为、政策三个层次上展开。

(一)构建“和而不同”的体系文化

体系文化是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论证和支持的政治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和而不同”是传统中国的一种文化理想,它是指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追求差异之间的和谐共处,以促进事物的发展。现代社会“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其精神实质来说,体现了一种政治宽容精神”。政治体系文化的“和而不同”,就是要构建和维持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政治文化系统。一元主[来自wwW.lw5u.coM]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不搞多元化;多元共存是指维持各种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和互动,保持公民政治取向在积极与消极、共识与分歧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政治效能感过于高涨,会激发过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它容易干扰政治决策,打破政治系统的平衡;如果公民过于冷漠和疏离政治,虽然可以使得政府决策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但过度冷漠又会使政府得不到足够的感情支持,它常常也是政治体系崩溃的前奏。阿尔蒙德认为,成熟的公民政治文化必须使得公民政治取向在积极与消极、共识与分歧之间保持平衡,这种混合型的公民文化是维持民主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系统内,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激发了中国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传统政治文化顺从和保守的性格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激进政治参与者的政治取向,使之趋于温和。而且各种政治亚文化虽然有其相应的持有群体,但并没有形成界限分明的文化壁垒,在最西化的群体身上也能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而最保守的群体也受到外来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交叉认同的状态,常常使得持有不同亚文化的群体在政治认知上形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这无疑有助于维持民众共识与分歧之间的平衡。

(二)培育尊重规则的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指公民在政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行为文化宽容的核心是对政治反对派的容忍,对各种制度规范的认同和遵守,这是民主体系稳定运行的心理条件。现代民主是协调多元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的机制,冲突和分歧在民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围绕政治原则和政策纲领发生的分歧和冲突时,要遵守民主决策的规则,接受决策程序的结果。伊斯顿指出,对政治程序的尊重,以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共享的宽容精神作为前提。“在争论中的节制和宽容的标准同另一个基本前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系统成员必须协商和退让。”失败者按常规地接受自己失败,系统的统一就得到维持,围绕着胜利者的系统成员的团结由于系统维持的原因而得到肯定。

中国有着长期的人治传统。法治文化的缺失使得人们在协调社会关系时比较轻视制度和程序;在规范社会关系的正式规则之外,还有一套“潜规则”在悄然盛行,这种文化传统至今还在起作用。例如,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化解社会矛盾时,讲摆平,忽略公平;普通民众在处理民事纠纷时,靠关系,不靠法律;在利益分配中,追求强者为王、赢者通吃,不习惯公平竞争、互惠共赢现代价值观念。这种行为心理与遵守规则、尊重程序的法治文化格格不入。潜规则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没有普遍性的权威,社会资源的分配完全依凭现实中的“权”与“势”。民主的巩固需要培养按照民主规范和程序解决冲突的习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必要的自治和独立性必须镶人法治之中,并得到法治的支持”。在人治文化土壤中养成尊重程序、遵守规则的行为习惯,关键是要坚持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实践中,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三)营造互惠共享的政策文化

政策文化是人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认知和评价。宽容的政策文化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以协商合作、互惠共享为价值取向。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政策过程是对市场机制的模仿,政党、利益集团等政策的主体遵循理性自利的逻辑,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本党、本阶层、本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决策的过程就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过程。这种政策模式的缺点非常明显。由于现实中各种政治团体的实力并不均衡,依靠自利和竞争实现的政策均衡,常常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满足强势集团的要求,并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时期贫富不均现象突出,中间阶层力量弱小,如果照搬自利式竞争的决策模式,不仅难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可能加剧分配不公,扩大社会裂痕,毁损政府公共治理的社会基础,。

自利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如果它突破经济生活的范畴,侵入到社会公共空间,往往会造成社会系统的失衡。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自利逻辑的泛化已经开始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例如,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部门利益化;一些公共服务领域不恰当的市场化;社会诚信的缺失;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功利化等。在一个利益至上、竞争过度的社会,宽容精神难以培育,社会信任和合作难以为继。帕特南认为,宽容、信任与合作的公民文化,是维护民主政治系统有效运转的社会资本,它只能在公共生活中培育。“从内部效应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在无利益关系的非政治、非经济社团中,人们更能够超越狭隘的自我,认识到合作互助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养成相互信任,不走极端,妥协宽容的习惯。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和政府创新中,要探索政府、企业和社团[来自WwW.Lw5u.com]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关键在于政府主动引导和培育一个有成熟规则的公民社会;在政府与公民以及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沟通、协商和妥协的机制,以增进双方的互信、温和社会土壤,营造互惠共享的政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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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