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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与发展以:孟子对农民的两大关注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50        返回列表

王公山

[摘要]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与哲人对农民的关注往往集中于其使用价值,农民基本的人格权与发展权利却遭遇普遍漠视甚至蔑视。真正从“人”的角度来审视农民的权利的圣贤惟有孟子。孟子关注农民的生存权,提出了维护农民基本生命权与财产权的具体措施;孟子也同样关注农民的发展权,提出了维护农民可持续发展权的具体措施,并强调其必要性。难能可贵的是,孟子认为,发展权与生存权并非目的,“道”才是农民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从而凸现了战代儒家对农民内在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巨大提升。

[关键词]孟子;关注;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终极目的

[作者简介]王公山,文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西 吉安343009

[中图分类号]D6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1 - 0069 - 04

杨伯峻先生说:“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尤其孟子对农民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权利的关注,体现出战国儒家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思考与人的价值的玄远探讨。

一、诸侯对农民的利用

战代伊始,随着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民已经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逐渐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并成为焦点。但诸侯看重的是衣民身上发达的肌肉与冷兵器时代血拼的力量,他们要精心打造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冲锋陷阵的工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就是其对农民态度的最好注脚。

众所周知,发生于战代的改革几乎都以“农战”为核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所谓的“富国强民”,就是增加国家财富与武装平民百姓,而此时所“强”之“民”,基本就是“农民”。如果说在春秋时期那些从事于保卫王室、负责诸侯安全并以战争为职业的“战士”还是战争的主力的话,那么,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斗程度的惨烈,农民已经取代“职业战士”成为军队的主体。此时所涌现出的杰出的改革家诸如吴起、慎到以及后来效忠于秦孝公的商鞅,他们重视的正是蕴藏于农民阶层的巨大的战争能量。所以,各国诸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主动,努力开垦荒地,招徕邻国农民,以便在增加国库收入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战争能力。

即使墨子这样开明的科学先哲对农民的关注也只限于生存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战代,真正从“人”的角度来考察农民的权利的贤哲惟有孟子。孟子不仅仅限于关注人的价值,他特别深切关注农民的价值。他一生到处奔走呼吁施行“仁政”,善待“丘民”,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根据赵歧与朱熹的注释“丘民”也就是“农夫”,即农民①。而孟子所倡导的伦理思想的内核“性善”之说,也是其“仁政”的理论基础与哲学依据。正如钱穆所说:“综述孟子论证思想,要不出两大纲。一日‘惟民主义。’拾民事则无政事,而尤以民生为重,一也。二日‘睢心主义。’为政者当推广吾心之仁,以得民心之同然,而归极于天下皆仁,二也。”钱氏所说之“民”当然也包括工、商、吏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生产者,但其绝大部分还是农民。由此可见,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是孟子终生的关注。

一、农民生存权利

民国著名的学者杨大膺曾云:“孟子的政治学说,简单说一句,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它的目的是在保民、养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养民就是充裕人民的生活,教民就是指示人民的生计。”如果说“保民”是保护民众的生命权的话,那么“养民”即保护民众的财产权。生命权与财产权共同组成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利,这是孟子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关注。

第一,反对滥杀无辜,维护农民的生命权。战代最显著的特点是战争,战争的本质是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的的有计划的杀人活动,而诸侯所发动的战争,在孟子看来只不过是“求吾所大欲”的非正义战争,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因此,遭到众多正义之士的反对。孟子就指责当政者涂炭生灵与草菅人命,“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称争霸战争为“率土地而食人肉”,谴责发动不义战争之人为“三王之罪人”“罪不容于死[来自www.LW5u.coM]”(《孟子·离娄》)。并认为“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盼望天下由“不嗜杀人”之仁人“一之”(《孟子·梁惠王》),尽快结束残暴的争霸战争,使民众特别是农民免受战争的摧残,保障农民的生命权。

第二,置办“恒产”,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么一句话:“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如果“创造历史”属于“发展”的结果的话,那么“衣、食、住”等“生活”理应属于“生存”的前提。换言之,要发展,必须先生存。对于这项马克思哲学的核心理念,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了。“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恒产”即财产权,不仅是“恒心”的物质基础,更是生命权最重要的保障,所以孟子又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恒产”是孟子对农民生存权利关注的焦点,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核之一,因此清人张英云:“夫孟子以王佐之才,其言王政,一言以蔽之,日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已,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已……”张氏所言,可谓一语中的。

解决财产权问题,孟子提出以下主张:首先,“五亩之宅”。“五亩之宅”即房产问题,赋予农民于世界上以一席安身之地,从而使他们进退从容,农民的安居乐业也就从自己的小家开始。其次,“百亩之田”。如果说家是生存的萌芽的话,土地则是农民生存的土壤,没有土壤的萌芽,早晚会干枯而死。因此,孟子所提倡之“五亩之宅”与“百亩之田”自然共同组成了农民的“恒产”。孟子所关心的“恒产”,用现代话语来说即“财产权”,有了“恒产”,就从根本上根除农民的“氓”(流民)的心态,从而让“恒心”根植于农民的意识形态内,这才是解决农民生存问题的根本。再次,“勿夺其时”。农业的季节性极强,春种秋敛,都不能错过时节。因此,获取“恒产”的农民必须有时间管理。然而,身处战时,获得土地的农民却并无权利支配自己的时间,农事经常因为频仍的战争与繁杂的徭役中断,“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墨子·非攻》)。有鉴于此,很多农民宁可放弃土地,逃离所在诸侯,所谓“誓将去汝,适彼乐土”,重新变成流民,这种现象早在《诗经》时代就初见端倪。因此,在孟子看来,不解决“农时”,不保障稼穑的时间,“谷不可胜食”只是空谈(《孟子·梁惠王》),“恒产”起不到“养生丧死”的作用。复次,蚕桑畜牧。在五亩宅田的屋后墙前种桑养蚕,鼓励抽丝织帛产业,提高衣物的质量;适时豢养“鸡豚狗彘”之蓄,增加食物的品种。如果上述措施得力,不仅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甚至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总之,“恒产”在孟子看来是农民能够生存的先决条件,虽然不是“王道”的全部,至少是其开始,因此孟子称之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生产;另一[来自wwW.lw5u.cOM]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对农民生命权利与财产权利的维护,体现孟子对农民的“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等生存权利的深切关注。

三、农民发展权利

在孟子的哲学中,仅仅获取生命权与财产权,解决了温饱,显然不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孟子认为,农民没有“恒产”,就不可能解决生存问题,就会“放辟邪侈”,变成流民,危害社会的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但如果有了“恒产”的农民不思进取,变成“饮食之人”,非但“人贱之”,恐怕“恒产”也难以长久持有。所以解决生存问题的农民,“驱之使善”,即必须考虑其发展的问题,这是孟子的又一重大关注。关于农民发展的问题,孟子有以下主张:

第一,“下无学贼民兴”,对农民进行教育。孟子说:“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又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孟子-滕文公》)在儒家看来,“德者得也”(《礼记·乐记》),“厚德”之人才能“载物”,无德之民不仅丧失“人”的资格,也会失去已经获得的“恒产”,重新沦为“氓”。因此,在“百亩之田”后面接着孟子又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在“五谷熟而民人育”之后,接着又提倡进行伦常教育,即在农闲时对农民传授做人的规则及其意义。不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民不懂得做人的“规矩”,没有“仁义”之心,还不能算真正的“人”,又岂能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即孟子认为,农民一旦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必须展开道德伦常的教育,“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这既是对农民自身素质提高的要求,也是为农民进一步发展提供伦理保障,“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否则在漠视伦常的社会,必定会带来社会的动乱,农民即使暂时获取了“恒产”也将于动荡中重新失去。因此,孟子呼吁统治者应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建立级别不同、形式各异的学校,让农民享受教育的权利,把农民弟子培养成“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的遵守秩序的有道德修养的臣民,以求得天下的永久和平。

第二,农事不可缓,农业的发展应为诸侯国是核心。“民事不可缓”的“民事”此处是指农事,因为孟子接着引用《诗经·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绚,亟其秉屋,其始播百谷”,举证农事的紧迫性。破坏了农事,就意味破坏了农民的生存土壤,农民生命都难保,遑论发展。因此孟子认为官府应该关心农事,以农为本。其一,保障农民的“百亩之田”不受侵损:“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谨防暴君或贪官污吏从中非法侵吞,并且要有一个稳定连贯的政策,使“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确保农民劳动成果不遭非法强占,这是孟子理想政治“仁政”的开始。其二,官府税敛之度,不能妨碍农事。孟子并非反对征税,而是反对征取无度,“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认为税收数额过与不及都不合理,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也影响到农民进一步发展。因此孟子呼吁统治者“薄其税敛”,削减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徭役,保障农时,并适量减轻农民负担。“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王室官府的生活要遵循礼仪规则,敛财于民与“力役之征”也应该符合制度,不能因为生活奢侈而破坏了农业再生产,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此才能保证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民丰衣足食,“菽粟如水火”。其三,建立合理的赈灾制度。孟子认为,预防天灾人祸,避免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是官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和不可推卸的义务。孟子中的“仁政”思想的一个内容就是“赈灾”济贫,除了“春补秋助”之外,在全国范围内多建立“仓廪府库”,丰年时平价收购百姓多余的粮食以备荒年,凶年就打开府库,赈灾济民,预防突发灾害之时不法商人趁机哄抬物价,过分冲击百姓生活。其四,“发政施仁”,不忘弱势群体。对弱者的关爱,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作为天子应该督促其下属,建立合理的扶贫机制,健全福利制度,保障弱者的生活能力,“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严密体系,弱者的生存,是强者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样,强者的发展,也为弱者提供机遇。忽略弱者的生存权利,不仅破坏了和谐,也必定给社会总体发展带来后患。

四、生存与发展都非终极目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如果《孟子》的学说是政治学术的话(当然孟子学说是涵盖政治在内的诸多领域),那么他所关注的农民的权利就绝对不会仅仅停留于生命、财产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以及维护此等权利的可持续性的外部“幸福”的层面,在孟子的意识中,生存权与发展权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道”才是农民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

“道”为何物,孔子与孟子并没有对“道”作过具体描述,但孟子笔下,“得道”者至少具有二个的特征:其一,由于长期修养(“善养浩然之气”)而使内心的幡然觉醒,并使外在万物与自性浑然融为一体(“万物皆备于我”),其内涵与《中庸》“率性之谓道”之“率性”应该一致;其二,将上述内在感悟之“道”外化,表现于个人道德境界应该是《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表现于自然与社会秩序中,应该具备《礼运》所描述“大道之行”之特征。对农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关注,只是孟子传“道”的感性手段与方便法门,决非终极目的。

首先,“儒以道得民”。虽然传统儒家哲人大都墨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价值理念,但那是因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鲁昭公18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倘若孔孟等圣人所关心的仅仅限于社会的外部形态,或仅仅“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甚或“归根结底不过是部受过教育的世俗人的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规则的大法典,”而对“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漠然处之,何以使华夏精英两千多年来孜孜以求、如痴如醉?因此,近代著名学者王恩洋说过:“吾少读孟子书,想见其英伟磊落之气象,慨然令人感愤兴起。既学佛,复读其书,益觉其见理之深切明透,盖非徒思惟比度之功,实乃人德深而现前见得如此,故直口说出,不加拟议。”“儒以道得民”,《周礼·天官》)之说可谓允当。

其次,“道”是孔孟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在孔子的价值体系中,“道”显然是居于核心地位,是终极目标与价值判断标准,“朝闻道夕死可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便是最好脚注。孟子的价值体系中,生活的意义在于“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生活的目的在于不仅自己“得道”,而且更在于“传道”,“天民之先觉者”应该“将以此道觉此民。”因此,孟子不仅有“以道殉身”的勇气,其平生实践也是“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语必日仁义。即使言利,也非私人小利,而是“恒产”、“庠序”等养民安民之天下大利。由此可见,孟子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志于道”,生存与发展是追求“道”的过程与手段,并非目的。

再次,农民是待“觉者”。在孟子的道德价值体系中,民是“待觉者”,是未来的圣人,从而肯定了农民的道德价值。孟子认为圣人与庶民同类,“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只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都属于“天民”,因此提出“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著名论断,从而也连带肯定了农民具有成为圣人的道德潜能,这与商鞅等对农民价值的认识可谓天壤之别,凸现了孟子对农民内在价值的巨大提升,可谓前无古人。《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如果说,圣人是“止于至善”的“觉者”的话,那么,庶民就是那些走向“至善”的“待觉者”,是用大学之道教育的对象。所以孟子特别注重教育,“审之以孝悌之义”也就是“明明德”、“新民”,即转化民众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过程,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并从此完成对“道”的觉悟。

由此可见,孟子是不会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等定格为农民的终极目的的,何况这“双权”又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生存与发展只是农民获得现实的物质利益,或着说通过争取生存与发展权,他们获得了现实肉体的“幸福”。但“幸福”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至善”,也不是康德的“心目中的道德律”与“天空的星星”,更非孟子心目中的“道”。作为先“觉者”,孟子的目的是在于“觉后觉者”,而并非仅仅使得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道”才是农民所应追求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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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