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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内涵的嬗变:在实证与规范之间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22        返回列表

张劲松

[摘要]经济学理论的规范与实证两种范式之分对“经济人”内涵的嬗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概念既有着深厚的经验基础,又受到传统道德行为的约束。实证经济学把“经济人”概念与道德伦理完全割裂开来,个体被抽象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规范经济学强调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在人性假设中的重要性。只有把实证与规范两种范式结合起来,“经济人”概念才既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又能准确地描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个人。

[关键词]经济人;规范;实证

[作者简介]张劲松,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1 - 0117 - 05

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与规范两种范式的分野由来已久,其最早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休谟认为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之间存在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人们不可能从纯事实的描述性中直接推演出“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准则或规定,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铡刀”命题。实证经济学主要描述什么是经济事实与经济现象,研究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规范经济学主要阐述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研究应该怎样解决经济问题,涉及到伦理标准和价值判断。尽管在实践中对二者的严格区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在对价值判断进行分类和限定的基础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仍然是可以进行划分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曾经对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那场有名的“正统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争论进行评论时说,这场“方法论之争”使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是相当重要的。马克·布劳格也认为实证和规范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它将使经济学家不得不阐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学命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一直依靠“经济人”假说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各种方式,并由此对人与人之间交换制度的有效性作出缜密的推演。然而,“经济人”是一种不断被发展的假说,从规范与实证的范式演化来理解其内涵,有利于厘清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并以此为基础透视经济学发展中呈现出动态演化的过程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张之势。

一、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亚当·斯密比较完整地、系统地阐述“经济人”思想,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在斯密那里,人是一个具有自利性和同情心的矛盾体。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人的自利性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力。然而,斯密对人的认识并非只有“自利性”一面,他还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人的“同情心”或人的“利他性”。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内涵包含着:(1)自利性;(2)理性;(3)在良好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可见,这里的“经济人”的“利己心”是以“看不见的手”为媒介,以增进物质生产力、促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从而把个人的利己动机同社会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斯密的“经济人”概念,首先是对经验事实的一种理念抽象。人的自利性的论断来自于对当时经济参与者的观察和内省,自利是一种人的自然属性,“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母胎出来一直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思改进。但是怎么改进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此外,作为引导个人自利行为的“看不见的手”也只是一种“自发的秩序”。这种“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源于对资本主义初期社会运行带有自然性的一种经验的抽象和反思。更重要的是,把“经济人”作为经济学说的出发点,是出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需要。斯密试图仿效牛顿力学的实证方法,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个人的行为,以此说明分工、交换、竞争的动力。可见,“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来自于对事实经验的抽象,又符合了实证研究的需要。其次,此时的“经济人”概念又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约束。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人的“同情心”或“利他性”。人作为实现了自利与利他统一的道德人,具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我节制的能力,“经济人”“不是象历史学派所批判的那种。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而是‘谨慎之德’的主体承担者,同时也是‘正义之德’的主体承担者”。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通过人性中的“同情”来调和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在《国富论》中,则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解决了人性中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从而把“经济人”属性与“道德人”属性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当个人在实[来自Www.lw5u.Com]现利己时,必然涉及到一种价值判断,而这时道德规范的约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爱、利已是个体行为的前提,而价值判断、道德规范是它的外在制约条件,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经济人”假设中的实证与规范的两重维度在经济学流派的演变中得到了各自独立的发挥。约翰·穆勒强调了实证意义上的“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获得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之所以必要,一方面因为它最接近于真实的市场参与者;另一方面因为它是科学分析得以进行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抽象和假设之下,经济学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这种把“经济人”实证化的倾向遭到了19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派的严厉批判。他们指责古典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纯粹的野兽,“他们的理论,讨论人性的最低级本能,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他们强调了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自然本性,也受到了历史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的影响,进而力图用伦理价值来驱除人的自利动机,以“真实的人”取代这种“抽象的人”。

总体上看,古典经[来自wWw.LW5U.com]济学家们在论证“经济人”假设时,一方面有着深厚的经验基础,在不断地走向实证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道德、法律和文化等价值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表明他们仍未摆脱传统价值判断的束缚。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内涵结合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他们不仅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还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他们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研究。

二、“经济人”假设的实证化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行为还有着明确的道德界限,那么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则逐渐脱下道德学说的外衣,旗帜鲜明地以个人私利作为关注的焦点,完全切断了“经济人”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经济人”日趋被抽象为数学晶体式的理性“经济人”。沿着实证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人”假设被严格限定在经济生活领域,“经济人”也抽象掉各种社会的、道德的、历史的因素,成为单一而孤立的原子式个人。

首先,“经济人”概念实证化的倾向为经济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提供了逻辑预设与方法基础。第一个明确认识到“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意义的西尼尔指出,经济学家无需也不可能考虑到影响“人的一般福利的一切因素”,构成经济学前提的是很少的几个一般命题。第一个命题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是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个一般命题,是不证自明的经验常识和普遍真理。“经济人”假说以对主体行为进行内省或观察所得出的经验为基础,以这种行为假设为基础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构成“抽象真理”。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认为:“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全部著作构成了对‘经济人’范例进行经验验证的宏伟建筑,‘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在这种抽象和假设之下,经济学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

其次,“经济人”概念实证化使经济学日益数字化、精确化。门格尔在说明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时,引用自然科学作为类比。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一定类型的、简化了的抽象现象,如在化学研究中都是那些接近理想的、假设状态的元素,这些元素在自然界里并不真实存在,如纯氧、纯氢等一类的纯元素。抽象是一切严谨科学的方法,而经济人抽象在性质上与纯金、纯氧完全相同,“经济学家也并不因为从个人利益自由发挥作用,即个人利益不受其他因素,不受罪恶和愚昧的影响这一观点观察社会”。“经济人”假设不仅要抽去功利主义和道德伦理因素,而且还要抛弃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以抽象方式来构建人性假说。虽然马歇尔也指出了“经济人”动机的伦理特性和历史特征,但他更强调经济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和情感最终将表现为数字化的货币,从而使一切丰富的、多元的行为变得可以衡量和交易。在此基础上根据边际效用函数递减原理建立的各种函数,就可以科学地分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把“经济人”行为的解释基础从心理领域转向了现代行为主义,不再纠缠于自利或利他的争论,而是仅仅关注“经济人”的行为是否按照各种理论和模式工具的预测行事,他们开始以“偏好”概念代替人的行为目的本身。莱昂内尔·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把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理性经济人具有“偏好秩序”,能够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种物品按照一定的秩序作出最有利的选择。经济主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把交易对方仅仅视为获取利益的工具。罗宾斯抛弃“经济人”概念的主观心理因素,转向理性选择的主张,这一思路得到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发挥。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认为“经济人”模型有助于经济学家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取得更为精确的实证结果。他以数理化形式论述了“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内涵,从而影响了现代主流经济学。

“经济人”的实证化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达到了高潮,借助于当时微积分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边际分析为工具阐明“经济人”的行为法则,并以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加以充分的形式化,由此,经济学开始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数学形式化处理的新历程。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科学,经济学应该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包含着追求最大化利益含义的“经济人”范畴,恰好能够满足当时对经济学进行数学化处理的需要。为适应经济学精确化分析的要求,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内涵进行了若干修正,主要表现在:第一,自利的抽象本性被可以测量的“偏好”所了取代。经过实证化的严格抽象,人的自利、享乐等本性被数字化为可计量的偏好。在帕累托看来,就纯经济学的分析而言,只需假定个人知道什么东西是有益的,并且会选择能带来较大利益或满足的东西,根本无需考虑乐与苦的心理学。罗宾斯也拒绝讨论“为什么人们会对具体的物品赋予不同的具体价值或评价”,而把这个问题交给心理学家去解决。第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能力获得严格和系统的表述。偏好稳定、充分信息、完全理性以及最大化目标构成理性原则的系统要件。特别是借助于边际分析方法,使得“经济人”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具有了可操作性。第三,“无形之手”有了更精当的表达形式。斯密的“无形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逻辑分析的产物而是某种信念的结果。数理经济学的成就已经把斯密的信念转化为逻辑上一致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证明,如果满足某些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一种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存在。由此,“经济人”的内涵完全被逻辑化、数学化了,个人行为、市场秩序成为可以预测、操控的模型,人的丰富多样性被还原为单一的数字。在实证经济学的视野里,“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堆死寂的符号。

三、规范范式的批评和补充

实证经济学过分强调或依赖于数学手段的作法,虽然避免了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析单纯地建立在抽象人性概念基础之上所带来的弊端,但是,却极大地忽视了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多样性与伦理规范问题,“经济人”的内涵被相当程度神圣化、绝对化、工具化、片面化了。“经济人”概念逐步消除了人性假设的道德伦理色彩,变成了纯粹的个人利害计算。边际革命使“经济人”理性局限于心理预期下个人利害的数学推演,把人彻底变成了只会计算利害的冷血动物。这样的“经济人”假设受到了各种责难和质疑,本文认为这种境况是由于“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发展中实证与规范两种路径的分离所造成的,诚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事实上,对“经济人”概念实证化倾向的批判由来已久。西斯蒙第是第一位明确攻击正统经济学的杰出经济学家,他对由竞争驱动的工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拒绝承认个人利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惟一经济动力。作为传承了西斯蒙第思想的伟大学者约翰·霍布森,在断然否定事实可与价值分离、存在与价值无关的经济学的论断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环境。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人性假设形成的具体文化传统、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等方面出发,对实证化的“经济人”概念进行批判和补充。与实证化的“经济人”不同,规范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再是“完全理性、信息对称、目标惟一”的个体,而是“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目标多元化”的个人;“经济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物”,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具体的“现实人”。与实证化的路径不同,规范范式对“经济人”内涵的拓展与延伸体现在:

第一,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在更宽泛的社会领域中把握人的整体行为,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经济人”的实际行为特征。实证化的“经济人”概念把人的行为严格的限定在经济范围之内,使人的行为选择可以计量、预测,从而使经济科学成为可能。而现在“经济人”的适用范围被大大地拓宽了,被广泛运用于在经济之外的公共生活、家庭伦理等领域。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定引入了对政治行为的分析,他认为把“经济人”假定引入政治领域,将会更好地说明选民与官员的行为规则,并据此作出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不断克服以往政治制度中的漏洞。贝克尔把经济理念运用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他把人类追求权力、荣誉、爱情、宗教信仰等活动也纳入经济分析中去,在这些规范的制约中,人类同样表现出“有理性、会算计、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本性。这样由于“经济人”内涵的扩展,带来了经济学适用领域的扩张和渗透,不仅政治学、社会学广泛注入了经济学概念与分析方法,而且经济学家也直接走进了非货币经济领域。正如施蒂格勒(G.J.Stigler)所言:“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

第二,“经济人”所追求的利益,其所指称的对象范围大大地拓宽了。“个人利益”不再局限于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且包含那些不能用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它们一起构成了个人“效用函数”。经济学的分析边界从纯粹的经济领域扩展到“非商业性选择领域”。“经济人”的自利和理性选择不仅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经济领域,而且存在于市场之外的所有人类活动(如政治、婚育、以及非法活动等)中。

第三,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来修正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假设,从而既能增强“经济人”假设的解释能力,又使我们能够发掘出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不只是追求自身利益,也不仅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理性有限,而且“经济人”还存在着机会主义动机。对于经济人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费用增加,要通过制度安排来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通过制度明晰产权,即明确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权力与利益,规范人们的行为。由于制度可以减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

经济学向规范范式的转向更集中地体现在阿马蒂亚·森的思想中。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分析的忽视,恰好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吻合。”他指出经济学本来就是伦理学根源和“工程学”方法的统一体。他呼吁经济学应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森继承了斯密的分析方法,在研究人的本性及经济行为中,对经济发展、人的自由、效率与平等、财富的本质、人权、伦理等作了广泛的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更注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贫困与饥荒、自由与发展、公共选择等问题,因此享有“经济学界的良心”之美誉,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与森立场一致,他批评新古典经济学遗忘了经济学创始人斯密经济学的理性——文化伦理传统。他强调,斯密除了《国富论》,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阐述了经济动机的高度复杂性,“经济人”的概念深深地融于更广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中。经济学应该回到斯密的经济学传统,回归到实证与规范相融合的发展路向上,才能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四、结语

经济学既有科学特征,又有人文底蕴,它既需要借助逻辑演绎的科学研究,也需要遵循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实证范式与规范范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是互相补充的。作为经济学基础理念的人性假设,其实证化倾向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更加深入细致地探索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然而科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目的和价值,“经济人”不能只是把人仅仅视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更应该考虑人的最终价值实现,要在更广泛的社会的、道德的、历史背景中研究人的行为和动机。在实证与规范两种范式结合中存在的“经济人”,才是一个既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又离不开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活生生的人。可以说,没有实证化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就不可能富于清晰性、准确性;没有规范范式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就失去了价值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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