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斌
[摘要]潘岳的《藉田赋》《寡妇赋》《怀旧赋》《西征赋》《闲居赋》五赋，题材内容不同，艺术上各有特色。通过对此五赋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考证，并以潘岳生平为参照，对此五篇赋作按写作时序进行排列联缀，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潘岳辞赋创作的主要历程及其阶段性特色：由模拟铺陈到典丽简洁；由“为文造情”到自我情感的瞬间触动；由颂扬劝谏到前代的兴亡、现实的忧虑、理想的高扬；由代人言情走向自抒机杼。
[关键词]潘岳赋；创作历程；写作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色
[作者简介]扬晓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文学博士，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 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1 - 0165 - 05
潘岳( 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早慧聪颖，被乡里称为“奇童”。历任司空掾、太尉掾、河阳令、怀县令、尚书度支郎、太傅府主簿、长安令、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潘岳性轻躁，与石崇等谄事贾谧，为贾谧“二十四友”的主要人物。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赵王伦政变，杀了贾谧，紧接着又杀了潘岳，年五十四。潘岳工诗善文，《晋书》本传说他“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并有“潘文烂若披锦”之誉。沈约在《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后以“史臣日”口吻评论前代文学发展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遗风馀烈，事极江右。”认为在西晋作家中，潘岳的文学创作是很突出的。与沈约同时代而稍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认为潘岳是西晋第一流的辞赋高手。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赋”类选录两晋作家作品共9人17篇，其中西晋7人15篇，潘岳一人8篇，占总数的多一半。从所有人选作家作品考察，潘岳也是《文选》中收录赋作最多的作家。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晋潘岳集题辞》中评价潘岳的创作说：“《籍田赋》《客舍议》并以典则见称，陆海潘江，无不善也。”
潘岳赋今存赋作23篇①，其中六七篇属于残篇。今择取其中《藉田赋》《寡妇赋》《怀旧赋》《西征赋》《闲居赋》五篇，因之创作时间不同，题材内容各异②，艺术成就较高，可以作为潘岳人生不同时期的代表，来窥探其辞赋创作主要历程及其特色。《文选》卷七《藉田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亦云：
一、《藉田赋》
关于此赋写作年代及缘起，《晋书·潘岳传》记载：“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可知《藉田赋》作于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正月丁亥，晋武帝躬耕藉田，时任司空掾（苟顗时任司空）的潘岳作赋盛赞这次藉田活动。
藉田，又作“籍田”，指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古礼，每逢春耕前，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天子执末耜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称为“藉礼”或“籍礼”，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从内容和体式上看，《藉田赋》受扬雄《羽猎赋》和张衡《二京赋》的影响较大，是汉大赋的延续。以天子亲耕藉田为题材，开篇极力描写出行规模的宏大、车仗礼仪的隆重和藉田场面的壮观，借以展现天子气象的恢宏。最后用“邑老田父”进言的方式，提出了“固本致孝”的治国安邦之策，并委婉地劝诫要重视农业生产；否则，没有粮食储蓄，三季（夏、商、周三代的末期）之衰就是前车之鉴。一方面是赞颂盛世礼仪的隆重和当朝皇帝的文治，并表达了希望晋王朝强盛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总体来看，描写程式与扬雄《羽猎赋》基本相同；其中场面的铺排描写和词句、词藻的使用，都与张衡《二京赋》极其相似，如“千亩之甸”、“具惟命臣”、“鱼丽”、“属车”、“参涂方驷”、“华盖”、“龙骥腾骧”、“笱簴”、“轩翥”、“黄尘为之四合”、“昏作”、“昧旦丕显”、“庙祧有事”、“劝穑”等词句，都袭用了《二京赋》。可见，模拟汉代“田猎”和“京都”大赋为其主要特色。不过，改造和变革也是明显的，虽有大段的铺陈描写，但与汉代“田猎”和“京都”大赋的铺张扬厉相比，语言典丽，描写也较为简洁。
二、《寡妇赋》
《寡妇赋》盖作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此年任子咸去世，时潘岳任贾充太尉掾①。潘岳不仅和子咸是连襟，有姻亲关系，而且和他是交好的朋友。赋序说：“乐安任子咸，有韬世之量，与余少而欢焉。虽兄弟之爱，无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终，良友既没，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丧父母，适人而所天又殒……余遂拟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赋序交待写作事由和缘起之后，在正文中，模拟寡妇口吻，抒写了痛悼亡夫的哀情。
以寡妇为题材的赋，始作于曹丕诸人。曹丕《寡妇赋》重在抒发心理之哀愁，并寄情于外界景物，如秋霜、冬雪等意象。王粲《寡妇赋》主要通过主人公的行动来体现哀愁，但行动描写只是个别的、片断的。
潘岳“尤善为哀诔之文”，其《寡妇赋》集先前同题赋作之大成，并有所发展创新。虽然在形式上模拟寡妇口吻，但是更加重视个人情怀的抒发，能够“设身处地”地酝酿哀情，并准确捕捉，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来。
首先，写行为过程相当完整。从女主人公少时承受父亲去世之痛起笔，至出嫁总算有了依托，可是遭命奇薄，不幸丈夫又弱冠而卒。然后主写灵堂的设置、出丧的过程，经秋至冬，衷情郁结，难以自持。结尾写悲思难禁登临墓门、发誓矢志不渝。
其次，写衷情细腻委婉。思夫心切，悲苦至极，心理错乱而产生了耳目错觉和梦境幻觉：出丧前在灵堂独哭时，“耳倾想于畴昔兮，目仿佛乎平素”，耳目之内，丈夫依然存在；出丧后空室幽思，“梦良人兮来游，若阊阖兮洞开”，但“怛惊悟兮无闻，超惝恍兮恸怀”，完全是恍恍惚惚的幻觉。
最后，内心感受与外界环境相印契，把无形的情思外化为有形的事物，“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托物寄情。描写丧夫之哀情，借助时令和天气的变化，用秋霜和寒冬初冰、美景的殒谢、孤鸟的哀鸣等来渲染情感。
语言形式上，句式整齐、属对较多。奇句句末用“兮”字，偶句多押韵，音声和美。在语言内涵上，与所表达的衷情相契合，多用黯淡、悲戚的辞藻。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三、《怀旧赋》
《怀旧赋》是怀念亡故亲友（岳父杨肇及其二子杨潭、杨韶）的作品，盖作于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左右。潘岳为其岳父杨肇所作《杨荆州诔》中说：“维咸宁元年(275)夏四月乙丑，晋故折冲将军、荆州刺史、东武戴侯、荥阳杨使君薨。”《怀旧赋》序中说：“余既有私艰，且寻役于外，不历嵩丘之山者，九年于兹矣。”咸宁元年为275年，据此推算，则9年后当为太康五年( 284)。考察潘岳的履历，大概为潘岳由怀县令调补尚书度支郎前后所作。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东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向晋投降，吴将陆抗率军猛攻。晋武帝派遣车骑将军羊祜和荆州刺史杨肇率众出击，被陆抗打败，死伤众多。杨肇因此被免为庶人。咸宁元年(275)，杨肇卒于家，紧接着杨肇长子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去世，次子杨韶大概于咸宁四年至太康五年(284)间去世，相去时间不远。
杨肇一家在魏和西晋初是名门望族，杨家和潘家也是世交。潘岳十二岁时（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即258年），因受知于杨肇（当时杨肇为司马昭大将军府参军）而出名，杨肇还把长女嫁给潘岳为妻。对潘岳来说，杨肇一家，既是亲人又是恩人。不幸的是，岳父一家短命，父子相继去世。
太康五年(284)，潘岳行经岳父家的坟茔，在寒风暮雪之中，面对坟垄空馆，不禁感慨满怀。
全赋由序和正文组成。序交待了写作的缘起、时间。正文先用简略笔墨铺叙了沿途所见凄凉景象，紧接着正面描写目睹亲友坟茔时的所见所感所为。重重叠叠的坟墓，繁密阴森的柏树；宿草覆盖了台阶，菜园长满了柴草。伤悼岳父一家逝没相继，感念杨家对自己的恩德。徘徊庭庑，潸然泪下，愁思郁结，无人诉说。
与《寡妇赋》相比，此赋摆脱了哀情的模拟方式，无需“设身处地”地去设想或酝酿，而是看到累累坟垄后，在一刹那之间，一件件、一幕幕，都历历在目，完全是自我情感的瞬间触动，真实而感人。
四、《西征赋》
《西征赋》是述行赋中的代表作，也是潘岳赋的代表作。西晋司马氏政权建立之初，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激烈的斗争。很多士人都被卷入，生命朝不保夕，大有如履薄冰之感。从晋武帝司马炎统治的晚年开始，后党逐渐擅权。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来自www.Lw5U.coM]即位，晋武帝杨皇后的父亲杨骏转为太傅，辅佐惠帝，权倾朝野。当时潘岳为杨骏府主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以贾后为代表的又一后党集团，谋杀了太傅杨骏及其党羽。当时任杨骏府主簿的潘岳也受到牵连，依靠公孙宏救助而得免一死，除名为民，赋闲在家。元康二年(292)出为长安令，于是本年五月从洛阳出发赴任。到了秋天作赋，记述了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感。因长安在巩洛之西，赴任西行，故名“西征赋”。《晋书》本传说：“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该赋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描绘沿途的风光景物，而是重在追怀所经过地方的历史遗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并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怀。
纪行类赋，西汉末刘歆《遂初赋》首开其端，借古讽今，抒发衰世文人的慨叹，关注的是社会治乱问题。继之而作的班彪《北征赋》，时逢乱世，围绕国家兴亡这一中心抒发感慨。到了东汉，班彪之女班昭作《东征赋》，身处承平之世，其关注点在人生价值的实现。此后汉末蔡邕《述行赋》，时当衰世，外戚、宦官专权，其用意主要在于对时局的忧患和对天下治乱的思考。
作为纪行赋中的代表作品，潘岳《西征赋》与前代同类作品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主要内容仍然是写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感，但其用意和主旨并不在于专门描绘沿途的风物，而是追怀所到之地的有关历史踪迹，抒发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并借以抒怀。
《西征赋》结构宏大，内容丰富，情感浓郁，对比强烈。每到一地，便追溯与之相关的历史事迹和人物，上下勾连，描绘了一幅从西周到秦汉的千年历史长卷。其中描写的城邑、山水、宫室、池沼、陵园、街里，数以百计；记叙的帝王天子、后宫嫔妃、诸侯王室、文臣武将、外戚宦官、文人贤士等各色人物，多达两百人次。其历史事迹之丰富，几乎是一部简约的从西周到秦汉的中国古代史。不仅如此，还抚今追昔，以抒情的笔墨，褒贬人物，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或直接抒发议论，如大力颂扬了周文王、周公、秦穆公、汉高祖、光武帝、魏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还批判了夏桀、商纣、周幽王的昏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滥用民力，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迷信巫蛊，斥责了项羽、王莽、董卓、李傕、郭汜、韩遂、马超等人的祸国殃民。讴歌忠臣贤士，批判宦官外戚，如颂扬萧何、曹参、魏相、邴吉的施政布教，称赞辛庆忌、李广、卫青、霍去病的远扬皇威，赞叹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美文，赞扬赵广汉、张敞、王遵、王章、王骏的政绩，叹惜汲黯的正直、贾谊的才名。而对外戚、宦官、佞臣之流，如赵高、王音、王凤、王根、七贵、弘恭、石显、董贤等人进行了贬斥：“当音、风、恭、显之任势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与夫十馀公之徒隶齿。”在强烈的对比之中，抒发了作者的爱憎。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对历史人物进行辩证的分析，如对汉元帝和秦王子婴，既批判其昏聩庸碌的一面，也肯定了其善言懿行。
胡国瑞先生说：“在这首《西征赋》中，作者把所经过从洛阳到关中的地方，大量有关的古人事迹，以丰富精炼的辞藻，一一举述出来，于深切的感慨中，表明他对那些人事是非得失的颂扬或谴责，作者所表现的态度，大体上都是正确的。这篇赋可当作一部关中历史人物志看待，对于统治阶级是有着鉴戒意义的。”曹道衡先生说：“（《西征赋》）主要写秦汉兴亡的史事及关中风土，寄寓他对时局的忧虑。其中‘密迩猃狁，戎马生郊’诸语，似已预感到齐万年之乱即将发生。”正如胡、曹二先生所言，潘赋一方面借古讽今，借前代兴亡、是非得失，给人们（尤其是统治者）提供前车借鉴；另一方面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似乎重新回到了汉大赋劝谏的结尾模式，但不是简单重复。汉大赋“劝百讽一”，上文的极力铺排描写与结尾的讽谏往往有剥离之感，而且无论字数还是内容的含量，结尾部分都无法与上文的铺陈部分相匹敌；而《西征赋》在铺写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总是与抒情议论结合在—起，或讴歌颂扬，或批判谴责，或扼腕叹息，结尾部分对时局的忧虑和讽谏则显得顺理成章。
此赋文采绚烂，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融合在一起。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同类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心雕龙·才略》给予了很高评价：“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馀于哀诔，非自外也。”不过，大规模地叙写前代历史人物和事迹，动辄用典，文字冗长，有繁复之弊，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审美疲倦。
五、《闲居赋》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潘岳由长安令召入洛阳为博士，但未拜职，因母亲有病，辞官归里，闲居洛阳。作《闲居赋》，描写了他筑室种树、闲居读书的逍遥生活，回顾了几十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
赋名“闲居”，《文选》李善注说：“《闲居赋》者，此盖取于《礼篇》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也。”潘岳取“闲居”以为赋名，表明自己将不涉世事，闲逸居处。《礼记》有《孔子闲居》篇，开篇说：“孔子闲居，子夏侍。”篇题下郑玄注：“退燕避人日闲居。”赋序中说：“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该赋就是这段时期洛阳闲居生活的写照。
赋的正文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前部分主要写闲居之地周围环境的壮观典雅，有桥梁、禁营、楼台，有明堂、辟雍等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有国学、太学等从事教化活动的地方。描绘了建筑的雄伟、典礼的壮观、礼制的盛隆、教化的淳美。后部分主要写宅园林竹菜蔬果术的丰富，以及身处其中游览宴饮、侍奉母亲的安乐情景，描绘了果木的奇异名贵、菜蔬的丰富，宴饮游乐，轻歌曼舞，不免发出“人生安乐，孰知其他”的感慨。表现出对闲逸逍遥的田园隐居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那么，潘岳为什么过上了这种闲逸的隐居生活呢？是自愿还是被迫？从赋作表面看，是“绝意乎宠辱之事”，是由于自己的“拙”。赋中有八处谈到“拙”：赋序开头就提出了在仕途上“巧”与“拙”的问题，借读《汲黯传》而感叹“巧诚有之，拙亦宜然”，以自己“终优游以养拙”的选择而结束，中间称自己“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于用多。称多则吾岂敢，言拙信而有征”，“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馀也”。全赋在不断强调自己的“拙”，说自己才艺不足、不善于作官，其实蕴含着作者深沉的感慨，蕴含着仕宦不达的愤懑和对当政者的不满。诚如《晋书》本传所说：“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
因此，该赋具有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方面是高扬的闲情逸致，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另一方面是蕴涵的深沉感慨，以及对仕宦不达的愤懑。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都符合作者当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实际。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批评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认为《闲居赋》所表达的情怀和他的思想行为是矛盾的，表现出的闲情逸致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是虚伪的，这影响了后世人们对《闲居赋》的评价。当然，如果从纪实的角度出发，从地理建置和沿革考察，赋中对闲居之地的环境描写可能是失真的，周围不一定有桥梁、禁营、楼台、明堂、辟雍、国学、太学等并存，宅园中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出自四方的奇异名贵的果木和菜蔬。再从作品之间的关联来考据，永熙元年(290)，潘岳由廷尉评以公事免，也曾闲居洛阳，当时作《侠室赋》，描述了居处的褊狭简陋：“历甲第以游观，旋陋巷而言归。伊余馆之褊狭，良穷弊而极微……沸体怒其如铄，珠汗挥其如雨。若乃重阴晦冥……臼灶为之沉溺，器用为之浮漂。”描写虽不免夸张，但生活的困窘、居处的简陋，恐非虚言。此次闲居洛阳，距上次7年时间，其间他只做过杨骏府主簿和长安令，并没有什么高官厚禄，他的居处条件也不会有天地之别。以此来推测，赋中对闲居之地优雅环境的描写也可能不够真实。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描写和夸饰是表达和抒情的需要，又显得非常真实。或许，这是他理想中的闲居之地，是他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闲居赋》艺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紧扣仕途之巧拙问题展开，起于读《汲黯传》的感叹“巧诚有之，拙亦宜然”，止于自己“终优游以养拙”的选择。
在此赋中，潘岳对自己的人生已经作了总结：“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真可谓“三起三落”。作为一介文人，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够多的了，然而，不幸的是，他热衷仕进和官场的心思和热情还没有完全泯灭，在新的政治势力的感召和助推下，他又“复出”了。《晋书》本传说：“（元康七年）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转”指调任品秩相同的其他官职。著作郎与散骑侍郎同为秩第五品，虽属平级调动，但有了政治实权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元康九年(299)，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①。黄门侍郎是潘岳做过的最重要的官，他爬到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后，重重地摔了下来。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杀贾谧，自为相国，潘岳、石崇被诛。这次闲居洛阳后的“复出”给他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诛灭三族；也留给了后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口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七“晋书二”条说：“《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
以潘岳生平为参照，对上述五赋按写作时序进行排列联缀，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潘岳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
晋武帝泰始四年( 268)，潘岳22岁，因《藉田赋》而声名鹊起，可视为其青壮年时期辞赋的代表作，模拟汉代“田猎”和“京都”大赋为此阶段主要特色；同时，模拟中也有变革，铺陈描写的成分削减，由巨丽之美向典丽转变。
晋武帝咸宁二年( 276)，潘岳30岁，《寡妇赋》可以看作是他壮年时期的代表作。此赋模拟寡妇口吻，凄凉缠绵，刻画出了寡妇悲痛欲绝、恍恍惚惚的心理。与《藉田赋》模拟汉大赋外在的铺排和语言相比较，此赋转入内在的对抒情主人公情思的模拟，虽代人言情，“为文造情”，但更加重视个人哀情的抒发。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潘岳38岁，已步人中年，其辞赋创作风格基本形成。《怀旧赋》以抒发情感见长，情真意切，语言质实，没有堆砌之辞，亦无繁芜之弊。与《寡妇赋》相比，此赋摆脱了代人言情的模拟方式，完全是自我情感的触动，真实而感人。
元康二年(292)，潘岳46岁，《西征赋》可以看作他中年时期的巅峰之作。全篇四千多字，将京都、纪行、田猎、宫殿、游览、情志等方面的内容都熔铸在一起，地理博物、历史掌故、前代兴亡、现实忧虑，无所不有，而重在劝谏，体现出了文人的历史责任感，简直是一部“万言书”。从大赋的角度和观念来看，是集大成的作品。
元康六年（296年），潘岳50岁，已届知命之年，《闲居赋》可看作其中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在逍遥的田园生活之下，蕴涵着深沉的情感。无论抒情议论，还是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对仕宦不达的愤懑，都不温不火，游刃有馀。对于自己目前的遭际与处境，有几许无奈和愤懑，但已经接受。其间有儒家倡导的礼乐教化、孝悌和颜、天伦之乐，有老庄追求的自由任性、断绝杂念，有隐士钟情的奇花异草、飘逸悠闲，人生安乐，莫过于此。完全是在描绘闲居之地的理想境界，抒写自己心灵深处的“净土”。
将以《藉田赋》《寡妇赋》《怀旧赋》《西征赋》《闲居赋》为代表的五篇赋按写作时序进行联缀分析，粗线条地勾勒了潘岳辞赋创作的主要历程。随着时间推移，宦海沉浮，人生阅历的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写作技巧的纯熟，潘岳辞赋创作逐渐由模拟铺陈到典丽简洁，由“为文造情”到自我情感的瞬间触动，由颂扬劝谏到前代的兴亡、现实的忧虑、理想的高扬，由代人言情走向自抒机杼。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其赋作也体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成就较高。因此，在东晋南朝影响较大，备受推崇，刘勰《文心雕龙》认为是“魏晋之赋首”，萧统《文选》“赋”类选录篇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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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庆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