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两落”中寻找方法与出路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37年毛泽东写作“两论”时，16年的奋斗历程历经了“两起两落”：北伐战争的胜利，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一次“起落”是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迅速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一时间，全国笼罩在血雨腥风中。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大革命的失败是我们党成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失败。毛泽东后来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第二次“起落”是土地革命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吓倒，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在党和革命事业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毛泽东分析这段时期的教训时指出：“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矛盾论论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
通过对“两起两落”经验教训的反复总结，毛泽东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
他后来多次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重大错误都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由于博古、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经过长征，红军损失惨重，中国革命面临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意识到，正确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头等大事。要扭转困难局面，在全党全军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革命必胜信心，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包括军事理论上说服大家，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从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就开始了，但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思考得那么全面深入。后来，毛泽东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层，这反而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系统思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开始考虑如何解决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军事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
为此，1935年他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旨在解决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的是从理论上政治上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由于军事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只讲军事战术问题说服不了人。而战略思维问题，其实是哲学思维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就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问题。要讲清楚军事战略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为此，他下了很大力气研读哲学著作，特别是精读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哲学教科书。
西洛可夫等人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有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1905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毛泽东读后，豁然开朗，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这段话“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他在这本书上批注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李立三主义是1930年6月至9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主观地认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由于这一错误，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
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
苏联孟什维克的错误，与中国的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都是“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都是主观主义导致的思想方法不对头。
中国共产党的“两落”，无疑有其外部客观的原因，但主观方面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则是致命的因素。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离开辩证唯物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因此，从哲学上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就十分紧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本文摘自《〈实践论〉〈矛盾论〉精讲》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王晓林著
“两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书
中央党校精品课程
作者简介
王晓林，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部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室副主任。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项，出版《社会发展机制优化论》等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近年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厅局级干部专题研究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各类主体班次讲授“哲学思维与领导能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论》《矛盾论》导读”、“坚持辩证思维”等专题，深受学员好评。
内容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而真正学懂“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矛盾论〉精讲》一书在中央党校精品课程“‘两论’导读”课程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指出了“两论”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论证了“两论”特殊的写作时机、作者身份、论战对象、历史作用等，详细阐释了“两论”的哲学要义和思想光芒矛盾论论文，总结了“两论”的理论贡献和指导意义。本书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是深入学习“两论”的指导性教材。
